今天，与其依靠李普曼的解决方案——即与技术官僚、精英主义、反民主的政治调情——来摆脱民主的困境，不如首先提醒自己，时间的进展与民主的开放性本身就倾向于解决这个困境，至少是部分解决。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一个民主国家保持开放的话语和合理的辩论渠道，事情的真相总会浮现出来。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说：“个人是愚蠢的。众人暂时是愚蠢的，当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采取行动时；然而物种是明智的，当把时间交给它，作为一个物种，它的行为几乎总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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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是愚蠢的，但物种是明智的
可是到今天，李普曼的悲观情绪反而成为时尚。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试图解释民主制如何消亡，或西方自由主义为何退缩。权威人士和分析人士认为，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内“腐朽”，而美国逐渐演变成一个专制国家。[15]
在《舆论》问世100周年之际，回望“李杜之辩”，我们可以说李普曼和杜威都没有过时。他们100年前写下的担忧与以往一样重要。关于解决方案，有人指出，尽管我们对杜威的参与性民主表达了所有支持，但现实实际上与李普曼的构想更加接近。[16]李普曼强调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消失，杜威的担忧和建议也一如既往地切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辩称，在选民的政治知识像以往一样糟糕、民主政府因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而陷入非理性状态的时代，这种担忧变得更加严重和紧迫了。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论敌，杜威认为李普曼是个“失望的理想主义者”（Ryan，1995：216-7）。李普曼的《舆论》，今天我们大多作为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来读，事实上，它是我读过的最具说服力的对民主的评论。作为民主的伟大捍卫者和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此书出版不久后就意识到李普曼问题的有效性，将李普曼的书称为“目前所构想的最有效的民主起诉书”（Dewey，1922/1983：337）。他认为，李普曼显然不是在真正地攻击民主，而只是在争论是否有必要超越传统的民主理论来思考。
李普曼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公民能否获得对公共事务的基础知识，然后就该采取什么行动做出合理的选择？他的回答是“否”，所以，《舆论》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要披露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我们对人类实际行为的了解之间的差距。
20世纪大多数民主理论家认为，更多的信息将产生更多的知情公民，而知情更多的公民将兑现民主的核心承诺。他们很可能错了。更多信息并不一定会导致受启蒙的公民参与，也可能会带来更多噪音、更多派别和更多的无知。
回望百年，李普曼眼前的世界和他头脑中的画面——松散地借用他在《舆论》第一章中的鲜明对照——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世界截然不同。当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世界，而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大众传播的唯一手段是报刊。无线电广播在1922年左右才开始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投入使用，也就是在李普曼《舆论》首次出版的时候。然而，李普曼的诊断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的生活经验被媒介（包括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所创造的伪环境包围、影响，甚至生成。信息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品味问题而非有关事实的沟通，再加上社交媒体新闻（我们的主要新闻来源）的算法选择性，公众不仅是收到不充分或有偏见的信息，而更是收到一大堆没有根据的信息，其真实性永远无法确定。
“假新闻”和“后真相”这两个概念被用来描述当下民主社会的状况，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自由主义政治传播体系的断裂，这个体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由新闻和科学监管（Waisbord，2018）。假新闻即为了推动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创建的虚假的或误导的新闻报道，而后真相则指的是社会认知本质的更根本转变，对构建准确世界表征的努力形成扰乱和打击。由于新闻把关人的崩溃、科学的政治化、对专业知识的信任度下降以及围绕事实、统计和新闻的党派分化的上升，自由民主的基础已经被破坏。数字媒介兴起之后，丰富的在线内容以及数字化交流的强度和速度为“认知危机”（Dahlgren，2018）铺平了道路，这种危机削弱了公民参与，从而削弱了民主。
法卡斯和朔欧认为，渐成主导的假新闻和后真相话语偏重大众的非理性，与真相脱节，被病毒式的社交媒体内容驱使作出反自由的政治决定（Farkas & Schou，2019）。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平台的驱动力并不是由对民主或公共利益的任何承诺，而是一种将民主和政治热情引导到用户驱动的内容生产和上瘾式参与的持续愿望（Dean，2018；Seymour，2019）。社交媒体的真正功能就是摒弃任何共识的想法，并充当冲动和情绪的实时传播者，削弱了调节自由公共领域的既定手段。
数字平台使传播瞬息万变，任何人都可以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媒介出口。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合法的想法和来自既定媒体的新闻不仅与有价值的公民新闻竞争，也与错误信息、谣言和阴谋论竞争。历史学家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在《民主与真理：一部简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中写道：“结果不仅仅是人们无法获得履行公民角色所需的基本事实信息，共同点也变得不可能找到，而它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与随机对话者开始有意义的对话所需的低水平的共同意识领域。”（Rosenfeld，2018：154）
21世纪的民主会是什么样？知情公民的理念还成立吗？公共领域又将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至今还在提出，宣示着李普曼的写作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意义。李普曼和杜威都认识到，对一个问题的经验性答案，只有在人们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时才有价值。这就是他们的辩论的持久价值所在，这场辩论可以称为“二十世纪最具启发性和最激烈的智识辩论之一”（Alterman，2008），但它不仅仅是关于舆论的辩论，甚至也不仅仅是关于民主的辩论，而堪称一场哲学辩论。正如杜威曾经写道的，哲学作为一种愿景、想象和反思的表达，不能单独解决我们的任何紧迫问题，但它确实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在一个复杂而反常的世界中，没有远见、想象力和反思的行动，更有可能增加混乱和冲突，而不是把事情理顺”（Dewey，1917/1980：46）。李普曼和杜威都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行动蓝图；但通过激发更广阔的视野、更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更具批判性的反思，两人让我们的思考和好奇超越了传统的视野。假使民主的公众不是幻影，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走过的旅程。
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技术官僚和民粹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专家因知识而声称权威，而民粹领导人则代表“真正的人民”与精英展开斗争。第三种选择是民主，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生活的个人，可以而且应该在管理共同事务方面行使有意义的权力。
目前的悲观主义浪潮提醒我们，当民主偏离方向时，知识分子有一种反复出现的倾向，就是放弃民主。乔治城大学的政治理论家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质问，为什么要让大多数愚蠢的人“将其无能的治理强加于聪明的少数人”？在《反对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书中，他主张用李普曼式的智者统治（epistocracy）来取代传统民主（Brennan，2016）。《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高级编辑乔希·巴罗（Josh Barro）提出“理性无知”的说法，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值得花很多时间来发展关于政府所做事情的深刻的、有知识的意见，因为他们不管理政府，也无法改变政府的做法，所以公众应该远离政策制定（Chotiner，2018）。詹姆斯·特拉布（James Traub）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一篇题为《现在是精英们起来反对无知的大众的时候了》的文章中说，左右两派充满“无意识的愤怒”的选民正在损害那些相信“现实”的人（Traub, 2016）。《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专栏作家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的文章标题同样一目了然：《民主国家在过于民主时就会结束》（Sullivan， 2016）。
这是为什么需要指出，李普曼对民主缺陷的诊断虽然在今天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有力，但它似乎错过了有关民主制度弹性的一些基本知识。毕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来到今天这个地方，变得更有力量，更加宽容，更加富有，甚至更加民主。
上述那些论断和李普曼的想法一样，恰恰把事情弄颠倒了。与其说放弃民主，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民主。也许，正如杜威所教导的，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教育和赋权更多的公民，建设更好的社区。因为只有那些从今天的精英统治体系中受益的少数人，才可能把这种统治看作一件好事，或者考虑进一步巩固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47年归纳的名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不时尝试过的所有其他形式”[17]其实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像从前一样真实。民主当然比智者统治和寡头政治要好，后两者授权社会中最傲慢和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对他们不了解或不关心的人的生活作出决定，不可避免地滑向一个利益与其他阶层相背离的阶层。公众虽然会被时常指责为非理性的，然而无数的精英人士也曾滥用权力，表现出非理性的行动。民主虽不能保证防止滥用权力，但它也不是滥用权力的原因。
尽管杜威也对他所谓的民主的“政治机制”表示不安，但他从不认为这些机制是不重要的或可以抛弃的。因为这些“代表民主已经实现的最基本的政治形式，如民众投票、多数统治等”，“涉及发现社会需求和问题的协商和讨论”（Dewey，1927/2012：223）。此种对民主的辩护在重新确定政治参与的意义方面非常重要，正如杜威所描述的那样，民主对社会成员的定义不仅仅是他们在决定社会可能性方面的实际参与，还包括在需要时对他们开放的潜在参与。
所以，民主就意味着保留争论的权力。只要国家由于被一套固定的利益所定义而抵制变革，公众就会在一个更加反对的角色中发挥作用，在国家之外建立起他们的权力。由此，民主总是指向一种开放性，在这种开放当中，民主的实质意义——即民主解决什么问题，追求什么目的——总是在被确定的过程中。
1967年，当李普曼决定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并停止撰写他的定期专栏“今天与明天”（Today and Tomorrow）时，他在一次告别晚宴上告诉同事们，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不再非常接近王子的宝座，也不再在他的宫廷里表现出色”，而是因为“时间在流逝”。
抵达退休之际，李普曼意识到了时间的力量。今天，与其依靠李普曼的解决方案——即与技术官僚、精英主义、反民主的政治调情——来摆脱民主的困境，不如首先提醒自己，时间的进展与民主的开放性本身就倾向于解决这个困境，至少是部分解决。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一个民主国家保持开放的话语和合理的辩论渠道，事情的真相总会浮现出来。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说：“个人是愚蠢的。众人暂时是愚蠢的，当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采取行动时；然而物种是明智的，当把时间交给它，作为一个物种，它的行为几乎总是正确的。”（Burke，1782/1999：21）李普曼自己也承认，从长远来看，他所提出的民主困境的严重性会减弱。公民自由主义者怀有一种信念，“相信在意见的竞争中，最真实的人会获胜，因为真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如果你允许竞争延伸到足够长的时间，那么这种信念可能是合理的”（Lippmann，1922/1998：318）。
注释
[15] 仅举数例：Snyder, Timothy (2017).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Luce, Edward (2017). 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Levitsky, Steven & Ziblatt, Daniel (2018).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Runciman, David (2018). How Democracy Ends. London: Profile; Yascha, Mounk (2018). 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 Traub, James (2019). What Was Liberalism? The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of a Noble Idea. New York: Basic Books; Yascha, Mounk (2022). The Great Experiment: Why Diverse Democracies Fall Apart and How They Can Endur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Fukuyama, Francis (2022). 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Profile.
[16] 例如，罗伯特·韦斯特布鲁克（Robert Westbrook）认为，李普曼赢得了这场辩论：“杜威无法反驳李普曼关于公众已成为幻影的论点，尽管他在《公众及其问题》中为重建民主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论证，但他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样做的手段就在眼前，这只会增强李普曼的论点的有效性，即现在是放弃参与性民主的时候了。杜威说，如果理想不是幻想，它们就必须构成‘工作目标’，但他从未能将参与式民主构建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工作目标。”See Westbrook, Robert (Fall 1993). “Doing Dewey: An Autobiographical Frag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29(4): 493-511, 505-6. See also Westbrook, Robert (1991).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06-318. 艾伦·赖安（Alan Ryan）似乎也在这个阵营中。See Ryan, Alan (1995). 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York: W.W. Norton. 另一方面，迈克尔·埃尔德里奇（Michael Eldridge）认为杜威是这场辩论的胜利者。See Eldridge, Michael (Winter 1996). “Dewey’s Faith in Democracy as Shared Experi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32(1): 11-30, 16-17. 雷蒙德·布瓦韦尔（Raymond Boisvert）和他站在一起。See Boisvert, Raymond (1998). Rethinking Our Tim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75-77.
[17] Churchill, Winston (Nov 11, 1947). Speech, House of Commons. In James, Robert Rhodes (Ed.) (1974)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 vol. 7, 7566. 这是一个更简短、更容易被引用的版本。较完整的版本是：“许多形式的政府已经被尝试过，并将在这个充满罪恶和不幸的世界上得到尝试。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的或全智的。事实上，有人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不时尝试过的所有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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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闻记者》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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