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年10月27日出生于南威尔士斯旺西（Swansea）的高地郊区。当斯旺西文法学校的英语老师戴维·约翰·托马斯（D. J. Thomas）决定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迪伦时，这个名字几乎无人知晓。饱读诗书的父亲在中世纪威尔士故事集《马比诺金》（Mabinogion）中发现了它，是一个“长着浓密黄头发的漂亮男孩”的名字，意为“大海之子”。在传说中，迪伦代表黑暗，而他的双胞胎兄弟代表光明。这一前基督教的名字与水的神秘、大海和黑暗世界有关，所有这些日后都困扰着迪伦·托马斯的想象。

根据社会安全记录，到 2003年，“迪伦”已成为美国第19位最受欢迎的男孩名字，仅次于“詹姆斯”。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它总会让人想起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本名为罗伯特·齐默尔曼（Robert Zimmerman）。齐默尔曼变身迪伦，只是借用了诗人托马斯沉思的、年轻叛逆的光环；而根据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说法，约翰·列侬（John Lennon）是因为对托马斯作品的热爱才开始写作的。正是列侬让迪伦登上了披头士最负盛名的唱片《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1967）的封面。从最字面的意义上来说，迪伦·托马斯成名了。 

虽然托马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威尔士诗人，但矛盾的是，他的文学作品完全是用英语写的。按照当时的传统，虽然父母都能说流利的威尔士语，但迪伦并没有接受双语教育。他不会讲威尔士语，继承了他的国家和他的家庭的历史矛盾。正是十九世纪威尔士语言的衰落导致了“盎格鲁-威尔士文学”，或者如许多讲英语的威尔士男女所称，那叫做“威尔士英语写作”。

对迪伦来说，学习威尔士语并使用古老凯尔特吟游诗人的复杂技巧进行写作是不可想象的。他所追求的是英国伟大诗人的技巧，并且他比大多数人更努力地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如此，他的节奏和音韵、他对隐喻的选择和奇怪的词语搭配、他对自然和人类之爱的重生力量的喜爱，都具有凯尔特人的奔放的和轻快的风格。

18岁的时候，托马斯在威尔士以外发表的第一首诗《而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 1933）出现在《新英格兰周刊》（New England Weekly）上。和当时的许多盎格鲁-威尔士作家一样，托马斯为了追求文学上的成功而搬到伦敦。伴随着1934年12月出版的《十八首诗》（18 Poems），他开始吸引伦敦诗坛的关注。

然而，作为一名诗人，要想获得全球声誉，需要的不仅仅是天赋，甚至天才也不足够。从拜伦（Lord Byron）到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都需要丑闻、悲剧和早逝。迪伦·托马斯在美国一直拥有超凡魅力，因为他悲剧的最后一幕就是在曼哈顿上演的。他的十字架之路是切尔西旅馆（Chelsea Hotel）和九十二街青年会（Ninety-second Street Y），是白马酒馆（White Horse Tavern）和圣文森特医院（St. Vincent’s Hospital ）——1953年11月9日，他在那里被认为死于酒精中毒（事实上，他的真正死因是患肺炎又被误诊，误用大剂量吗啡而导致昏迷）。其时，他正在纽约做第四次诗歌巡回朗诵，刚刚过完他的39岁生日。威尔士是托马斯的伟大主题，英国让他声名鹊起，但创造他传奇的却是美国。

如果托马斯没有“像一只潮湿、咆哮的鸟儿”飞过美国，或许，他本可以不死。不可避免地，他命陨大西洋彼岸，让许多闷闷不乐、嫉妒又沮丧的英国人觉得托马斯因美国而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真的。

美国前桂冠诗人菲利普·莱文（Philip Levine）说，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诗歌是域内、城市和郊区的。然而“一个野人带着所有奇妙的自然意象来了。他的声音鼓舞人心、令人兴奋、充满异国情调”。对于美国人来说，托马斯代表着一种罕见的伟大，指向对迫不及待的成功故事的一种解脱。他体现了纯粹的浪漫主义愿景，尤其他那迷途小男孩的形象，征服了大批北美的大学生。他在美国各地进行诗歌朗诵和讲座，日程安排得非常辛苦，期间还穿插着无数的午餐、晚餐、聚会和招待会，人们期望他表现得像“伟大的诗人”并娱乐大众。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度过的。

这一切，不仅让托马斯感觉自己仿佛在一个由无数派对、女孩、酒精、兴奋剂以及成功渴望组成的天空中自由漂浮，而且，在战后美国令人陶醉、膨胀、过度繁荣和过度刺激的气氛里，托马斯一定感觉到他已经从威尔士海滨隐居生活和伦敦廉价工作的潮湿、黑暗的包裹中旋转出来了。在一次次的赴美巡回诗歌之旅中，托马斯透支着作为一个天才诗人所有的能量与癫狂，他越对生活感到失控，他就越沉迷于美国式的崇拜、美国式的兴奋、美国式的奉承，仿佛一切都来自一位富有、痴情、永远纵容的情妇。

更要命的是，托马斯让浪漫主义的垂死脉搏与即将到来的大众传播的轰鸣相遇，他是第一位被名人文化放大的诗人——他的言语、声音、形象和私人生活通过20世纪的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等新媒体在国际范围内扩散。“迪伦·托马斯的声音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维度”，《纽约时报》在他启动美国诵读之旅时盛赞道。“他肯定会被铭记为现代文学中第一个既是诗歌的创作者又是诗歌的演讲者之人。”莱文如此评价：“旅行的想法是原创的。他有诗歌来支持这一点。读诗成了一项巨大的收入来源。”

托马斯50年代的美国巡演为诗人树立了至今仍在遵循的模板。他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之后的诗歌大赛、诗歌计划和所有巡回诗人铺平了道路。他的男中音浑厚甜美，加上多年BBC广播生涯磨练出的戏剧天赋，使他在朗读自己和他人的诗歌时铿锵有力。然而，从纽约到旧金山，以及中间的每所大学校园，吸引观众的可不仅仅是他的表演，还有诗人可能的不可挽回的崩溃。文学评论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记得，教授和学生们都被他走钢丝般的表演迷住了：“他会不会一上台就崩溃了？他会不会在教工聚会上出现令人沮丧的一幕？他会不会招人反感、暴力、淫秽？这些都是令人担忧但又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托马斯经历了日后与摇滚明星联系在一起的崇拜，难怪他跨界影响了摇滚歌手。他之所以在所有诗人中独树一帜，是因为他的名人效应具有鲜明的现代和美国色彩。他参与了野蛮的明星交易：他不计后果的自我放纵迎合了听众的幻想，他的毁灭满足了听众道貌岸然的嗜血。《纽约客》毫不客气地评论说，许多人对托马斯英年早逝都有一种隐晦的欣慰感，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诗人。这样，他就能像阿多尼斯（Adonais）一样，受到隆重的悼念：“……最可爱的，也是最后一朵，/盛开的花，花瓣还未绽放就已凋零。”（见雪莱献给济慈的挽歌，Adonais: An Elegy on the Death of John Keats, Author of Endymion, Hyperion, etc., 1821）或者，正如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在听到这个消息时于日记中所记：“迪伦。我们的怪才逝去，多少光芒随之熄灭……他体现了诗歌最深沉的呐喊，他是我们年轻的歌手！”一位老歌手——比如叶芝（Yeats）或弗罗斯特（Frost）——的逝世就没有那么多的抒情空间了。

与托马斯最亲近的人担忧这种充满“爱”的美国吸血鬼。他的妻子凯特琳（Caitlin）对他所做的许多事情都颇有微词——凯特琳的暴躁脾气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吵在托马斯的传奇故事中占了不小的比重，但她抱怨最多、也最有道理的还是他去美国的事情。1953年春天，当他第三次出访归来时，她发誓不让他再踏入美国。托马斯在写给他的美国东道主兼演讲代理人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John Malcolm Brinnin）的信中沮丧地说，凯特琳告诉他：“‘你想再去美国，只是为了奉承、游手好闲和不忠。’ 这对我伤害很大。正确的话应该是：欣赏、戏剧作品和朋友。” 但凯特琳说得比他们两人都知道的还要对：下一次旅行真的变成了最后一次。凯特琳在回忆录《残生待戮》（Leftover Life to Kill，1957）中写道：“没有人比他更需要鼓励，而他却被鼓励淹没了。”

在一场几乎是巨大规模的狂欢后，结局就这样来到。据说，在他去世前一周，托马斯有句著名的话：“我已经连续喝了18杯威士忌了，我相信这是记录。”（此后，戴维·托马斯等作家进行的艰苦研究表明，他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 他的遗言：“过了39年，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最后一出戏剧是，当诗人入院，陷入致命昏迷时，心烦意乱的凯特琳从威尔士飞来，说道：“这个该死的人死了吗？” 她在医院走廊里失控打人，不得不被穿上紧身衣，送进精神病院，一直待到她丈夫去世。

在对托马斯的一首暴力十足但感人至深的挽歌《不可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 1955）中，加州诗人肯尼思·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将诗人的死归因于他同时代人的肤浅：

这首生日诗以对悬崖的惊叹而结束：

这个与大自然立下庄严血盟的孩子——向树木、石头和潮水中的鱼儿，低声诉说他欢乐的真相的孩子，成年以后却似乎深切地感受到了背叛、失败和绝望。他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他在“痛苦的伤口上劳作”，“朝向痛苦歌唱”，因为“在头骨和伤疤上，他的爱已然破碎” （Poem on His Birthday, 1952）。

前后诗歌的强烈对比，代表着成年的可怕转折：所有的魔力都消失了。显然，只有性和酒精才能让他接近童年时每天在“夏日的神奇”中享受的珍贵快乐。毕肖普沉默少言，诗歌清晰明了，与托马斯的诗风迥然不同。1950年，她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期间，两人相遇，“瞬间产生了共鸣”。在托马斯去世后，毕肖普写信给珀尔·卡津（这位《时尚芭莎》文学编辑与托马斯的恋情是托马斯美国别恋中最严重的一次），声称自己与托马斯有亲缘关系：“以我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我对酗酒和毁灭有足够的了解。”

华兹华斯对失去的童年的哀叹——如《不朽颂》（Immortality Ode, 1807）——在托马斯后来的数首诗中萦绕不散。然而华兹华斯之所以是更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在《挽歌组诗》（Elegiac Stanzas, 1807）中捕捉到了一种体验：“深深的不幸使我的灵魂人性化。”托马斯的悲伤虽然可怕，却从未产生这种效果；悲伤非但没有拓宽和更新他的天赋，反而削弱了他早期的动力。他末期的颓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虽然他的美国巡演加速了他的颓废，但这几乎肯定是源于灵感的丧失。

他对江郎才尽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他优柔寡断、无能、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次次逃往美国。1950年，托马斯首次访问纽约，遇到了卡津（Pearl Kazin），标志着迪伦与凯特琳动荡婚姻的转折点。女儿艾伦威（Aeronwy）在《我父亲的位置》（My Father’s Places, 2009）一书中，忆及此事如何在她反复无常的父母之间造成了重大裂痕。

她透露，凯特琳决心陪伴迪伦进行第二次美国巡演，以“抵御阿谀奉承的诗迷和母鬣狗”。1952年，凯特琳果真陪伴迪伦访美，但两人喝得非常厉害。幸运的是，卡津不见踪影。他们仍然在一起，但亲密关系从未从迪伦第一次美国之行的风流韵事中恢复过来。

1953年春，迪伦再次逃离凯特琳。在纽约，伊丽莎白·雷特尔（Elizabeth Reitell）进入了迪伦的生活，有时在切尔西旅馆与他同床共枕。正是伊丽莎白在他身边的时候，由于酒精、吗啡和呼吸系统问题的影响，迪伦陷入了昏迷，从此再未苏醒。

迪伦对这个在他的床边神秘哭泣的女人说过什么？“我爱你，但我孤独一人。” 那非常迪伦。在所有的托马斯传记中都引用了这句话。

遇到凯特琳时，迪伦知道她实际上是一个狂野的爱尔兰女孩。他们在伦敦的一家酒吧初遇，据说，醉酒的迪伦把头靠在她的腿上就求婚了。他们认为彼此是灵魂伴侣，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与此同时，迪伦又有些疯狂地认为凯特琳是一位资产阶级妻子，应该戴帽子和手套。当然，他也希望有人能照顾他。他相信凯特琳就像他的母亲一样，永远不会离开他。他们生下了三个孩子。

可是，慈母不是凯特琳的风格。凯特琳有一个糟糕的童年，18岁离家出走到伦敦。女儿评价妈妈说：“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克服内疚感，但这并不是她精神装备的一部分。被渴望的需求与她的母性需求相冲突，就是这样。” 

托马斯夫妇的一个问题是，钱对这个家来说永远不够。迪伦画漫画讽刺自己像一只“为美元发疯的夜莺”。除了家庭需要之外，他还需要资金来支持尼古丁和酒精的双重成瘾。迪伦最后的岁月在船屋（Boat House）度过，那个今日看起来浪漫迷人的位于小镇拉恩（Laugharne）的居所，当时是悬崖下的乡村贫民窟。凯特琳尽管外表柔弱，却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性格。很少有女性能忍受她那样的处境。她要与贫困搏斗，满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年轻家庭的需求，并面对支持一位专注的诗人写作的压力。如果迪伦成了传奇，那么这个传奇就应该归功于凯特琳，没有她，迪伦甚至都不可能活到39岁。

位于拉恩镇上的船屋是托马斯在威尔士的隐居处所，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几年的时光

然而有一种说法认为，托马斯故意将自己置于死亡的境地。他对生活不满意，并对自己成为大诗人的前景感到担忧，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对妻子的依赖。当她决定自己已经受够了时，这削弱了他的精神，把他推到了悬崖边。

可谁能责怪凯特琳呢？迪伦到美国表演诗朗诵，这从一开始就让凯特琳感到厌烦。她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天才。很快，她又发现他也背叛了她。当迪伦在纽约喝威士忌、四处炫耀和不忠时，凯特琳变得非常怨恨。“当他爱上美国的那个叫珀尔的女人，还有他在那里的最后一个女人，伊丽莎白还是什么，我完全因为愤怒、嫉妒和所有一切而发疯。”

近年凯特琳写给伦敦朋友海伦·麦卡尔平 (Helen McAlpine) 的信被曝光，信中充满了对受压迫的女性的愤怒，尤其是对她自己的愤怒，因为她被困在“令人讨厌的船屋”里。她是一个留守者，陷入了“无解的生活”。1952年，她讽刺地指出迪伦建议她加入妇女研究机构或从事园艺。

迪伦虽然迷人，却是一个伪装者，难以确定，与世界格格不入，沉浸于他在青春期塑造的自己的故事中，那是一个诗人将得到一切宽恕的故事。他总是希望女人在他生病或遇到麻烦时照顾他，但又不是为了阻止他让自己生病或陷入麻烦。这不折不扣就是一种童年模式。

迪伦在最后几年给凯特琳写绝望情书（通常是在他出国的时候），其中的段落听起来就像一个孩子试图赢回不宽容的父母的爱。这些信件都透着某种狡猾，掩盖了进一步的不忠行为。然而谎言和搪塞只是他应对现实的方式，在所有这些绝望的背后，迪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

迪伦去世后，凯特琳1957年写作回忆录，描绘了一位悲伤的寡妇，称自己有着“待杀戮的余生”。我不欣赏的是书名的自怨自艾，以及结尾和开头共有的悲怆；然而读下去，这种自怜完全被书中强烈的情感冲击和有力的文风所掩盖，一旦这种文风掌握了凯特琳，她的爱尔兰语句子就会产生凯尔特人的愉快共鸣，就像他的威尔士语句子一样。

这是托马斯自己的力量、鲁莽和抛弃的惊人复制，而这个女人显然是唯一一个与他拥有同等精神的人，因此，她与他战斗，恨他，爱他，以至于他们的冲突强度几乎杀死了对方。最出人意料、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她清楚地表明，在她身上，就像迪伦一样，强大的气质致命地混合了智力上的弱点、过度的随手可得和被爱的需要，这些在凯特琳的一句话中完美地体现出来：她的人生准则是“时刻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灾难”。

40年之后的1997年，凯特琳的回忆录修订本《我与迪伦·托马斯的生活：双饮故事》（My Life with Dylan Thomas: Double Drink Story ）在她死后出版，详细描述了酒精对诗人以及伴侣生活的影响。她写道：“我们的故事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一个饮酒故事，因为如果没有酒，我们的关系永远不会站稳脚跟”，而且“酒吧就是我们的祭坛”。由于饮酒对迪伦来说是一种自卫手段，他只能将好心女士们阻止他饮酒的努力解释为对他自由的危险攻击。而他视自由高于一切，因为没有自由就不会有诗。凯特琳从来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她始终是他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

也许，凯特琳讨厌迪伦的行为，但内心对他保持忠诚。她曾一度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要在意大利山上的篝火中火化。但1994年，80岁的她在西西里的卡塔尼亚（Catania）去世时，她的愿望是被送回拉恩并埋葬在迪伦身边。于是今天他们一起躺在圣马丁教堂（St Martin's Church）的墓地里。凯特琳很满意地知道，她帮助一位杰出的诗人在威尔士创造了他自己的生活故事和自然观，最后还能俯瞰他深爱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