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每天下午三四点，只要天气好，胡泳就会推着母亲下楼，父亲拄着拐在一旁随行。院子里都是聊天散步锻炼的老人，互相寒暄，时间很慢。

这种场景，在他以往的生活中是不会出现的。

1996年，北京中关村零公里，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竖起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这个标志性的场景，开启了中国接入互联网的时代。也是这一年，媒体人胡泳翻译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这本著作给当时国人带来的激荡，掀起了后来二十几年的互联网浪潮。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胡泳的工作生活也由此搭上了日新月异的高速列车。他亲历着数字化最前沿，也见证了互联网造富的一个个神话。同时，作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他又从学术角度，保持冷静的旁观与思考。

二十余年过去，大多数人都乐观地觉得，所有人都会搭上这趟高速列车，或早或晚。疫情进一步加速了数字化进程，但胡泳意识到，有人可能根本上不了车，会被永远甩下。

数字难民

前段时间，胡泳年迈的父母不得不去银行现场办理业务。普通人可轻松完成的数字服务，对于两位老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93岁的父亲，“在那个所谓的智能终端面前，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那里，由工作人员指挥着，连续眨了三次昏花的老眼，终端也无法识别”。而对于80多岁坐着轮椅的母亲，人脸识别过程更是一场灾难。由于采集图像的机器距离地面有一定高度，必须把老人从轮椅上扶起来，半搀半抱地对准摄像头。“等这一通折腾完，她已经气喘吁吁。”

胡泳本能地感到愤怒。数字化好像成了一个社会的默认项，而像他父母这样的老年人群，成为直接被略过的选项。他提出，要警惕“数字难民”，一个数字化社会的有害副产品。

数字移民的胡泳自己，和当下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人，是不是就不会成为“数字难民”呢？“你可能是错的。”胡泳举例，2021年夏郑州洪水，那些最依赖于网络的人，在数字基础设施断电瘫痪之后，成了最被动的人。平时建立的自认为牢不可破的生活方式，忽然之间就没有了，他们对生活的适应能力还不如那些原初的“数字难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在数字基础设施渗透生活，成为天经地义之后，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数字难民。

“以前我们用技术突破这个社会很多的板结，单兵突破，技术起到了很好的撬动作用。我们用技术完成了很多事情，也越发夸大技术，觉得技术无所不能，出现了问题，本能的思考惯性是，怎么用技术来解决它。”

但是，如何能够用技术解决技术造成的问题？

尤其当整个人类社会都平移到数字化空间以后，数字社会的基本问题纷纷浮现。被资本和技术所裹挟的人们，可能要慢慢才能意识到，“技术并不能够解决一切，这时候就会关注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关于人的问题”。

作为学者，讨论这些问题，是胡泳的义务。

造富与共富

如今大火的“元宇宙”，在胡泳看来不过是一种对现实的反弹。甚至可以说，就是人们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企图用一个更新的概念承载幻梦。梦中“把大家带回到90年代中期的互联网，人人都有梦想，有精气神儿”。

胡泳依然记得1995年第一次上网的场景，在一个BBS上，不认识的天南海北的网友自由发表意见，交流观点——“太震撼了。”

从此，他成为互联网的鼓吹者。他从传媒和学术角度出发，做思想层面的事情，与此同时，一批早期创业者则付诸实践，以一个个网站为入口，建立起第一代的互联网企业。胡泳熟悉这帮人，他知道，他们大多数“还真不是为了赚钱”。

他们是同一代人。六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受教育，意气风发的年纪遇上打开的国门，人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迎头赶上、让中国繁荣富强的情怀。“那一代创业者就是想，互联网这么好的东西，要让中国人用上，还要帮助国力提升，社会进步。”无论成败，胡泳眼中的这一代企业家，的确充满了使命感。

其中成功的那部分人，通过上市或者出售公司变现，成为富豪。这个领域成片造就年轻的富豪，他们公司治理结构清楚，在纳斯达克上市经得起审视，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因此人们当时普遍认同，这是一批没有原罪的阳光富豪”。

大型科技公司一向以为自己是商业中的另类，生来就有所不同。它们的信条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让人想起通用汽车公司CEO查尔斯·威尔逊那句著名的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就对美国有利。”只不过大型科技公司把美国替换成了世界。然而，经历数年的丑闻，互联网的乱象就连科技公司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胡泳手头正在写的一本书，希望梳理一个问题：互联网是怎么从一个理想，一个人人期待的东西，变成今天人人失望，甚至人人喊打的模样呢？（此书2023年4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全球开放互联网的歧途》）

公平和效率，是经济生活的基本矛盾。这也是一个企业家的生涯中始终要处理的矛盾。“企业如果不高度讲究效率，就难以生存，更别说发展了。所以企业家天生都是讲究效率的人。企业发明各种各样的技术，各种各样的管理方法，本质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单位时间内有更多的产出，创造更多工作的价值。”

但问题在于，效率不能是最终目的，背后一定还有一个目的，而效率只是一个手段。效率的极限在哪里？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只有少数人在一个地方通过高效的工作获得很好的回报，同时，有相当多的人被效率列车给甩掉？然而，被企业不断追求高效的行为给甩掉的人，最后还是要在这个社会里生存。

有些企业会搞末位淘汰，那么，末位淘汰掉的人怎么办？这些人会去哪里，他们会干什么？如果考虑到自动化和机器人，效率的提高更是工作的大杀器。

被甩在后面的人同跑在前面的人，中间那道巨大的鸿沟，需要有人架设桥梁，否则社会将朝着更大的不平等方向发展。

“这正是共同富裕的愿景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之一。”

深潜在2021

过去的两年，胡泳的个人状态，可以用“深潜”两个字来形容。

他减少了很多活动，一开始是由于疫情被动拒绝了很多邀请，后来更多是主动地有意为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大，他觉得，“如果永远以追逐热点的方式来生活、思考，跟这个时代永远保持一致，那大概不会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要保持一些不合时宜。”

客观角度上看，生活的调整也是因为他要照料年迈的父母。

以前国内国外到处飞，不断地向外开拓，总觉得父母永远能在家里守候；而如今，父母到了离不开自己的阶段，胡泳也在直面人生暮年的过程中，有了很多以前不会经历的体验。比如下午三四点暖阳下的院子，老人们的心思，以及家的过去，父辈曾经经历的生活。

胡泳越来越意识到，向内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开拓。以家人为镜子，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痛苦——“以往你因为在外界的成就，可能很自得甚至有点自恋，但是你发现那些自恋的东西，其实对家人并不重要。”反思过去对太太和孩子的陪伴与交流不够多，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自己并没有真的给予。“另外呢，如果你不能够满足家人的需求，那你就应该老实告诉对方做不到，不能开空头支票。”

他开始以写信的方式跟孩子们交流。尽管自己现在想的东西，很多情况下孩子们还不能够完全体会，但他也并不指望他们马上就懂，而是希望未来，“这些信会变成他们可以经常翻的东西”。（胡泳给孩子们的家书于2022年8月结集为《像树一样自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胡泳的心情是宁静而愉悦的。“人只有打开心灵，而不只是打开大脑，才能把人性当中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想清楚。我以前太注重智力活动，而忽略了心理活动——靠智力能想到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没有靠心理想到的那么直接，穿透本质。”

慢下来的时间里，他三分之一都花在读书上。重读了很多很难的书，大部分是穿越时空的，因为它们的作者都已经故去。“读书这件事有着很大的生产力。”因为当他跟着书跨越了时间、地域和专业界限时，会和无数人的思考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很多原来模糊的想法，都像结晶一样凝聚起来”。

比如这么多年，胡泳一直秉持，技术是多变的，但是人性是不变的。“现在这个想法也在调整。由于技术已经相当于人的皮肤一样的存在，人性大概在某些地方已经变了。”

追光

Q：你要追的那一束光是什么？

A：回顾1995年刚接触网络，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它在中国的普及，真的是希望更多人用上互联网。我觉得互联网能够培养具有自主性的人，实现一种高度的自治，从而让我们这个社会的基质有所改观，让社会能够更良性健康地发展。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的，如今依然在追逐的，归根结底还是这件事情——通过解放人，来打造人的自主性；通过提高每一个个体的自主性，来重塑这个社会的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