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时代正在加速扩张。从制造业机械臂到仓储物流机器人，从医疗机器人到家庭服务设备，机器不仅承担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也开始进入认知、决策、沟通和创造等长期被视为“人类专属”的领域。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新安装工业机器人54.2万台，连续第四年超过50万台，比10年前的年安装规模增长了一倍以上，全球在役工业机器人数量达到466.4万台。中国的发展尤其明显：2024年安装工业机器人29.5万台，占全球新增部署量的54%，在役机器人存量突破200万台。机器人早已不是未来主义想象中的特殊存在，而成为现代生产体系的基础设施。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机器人的扩张已经越过传统工厂边界。2024年，全球专业服务机器人销量接近20万台，其中运输与物流机器人约10.29万台，医疗机器人销量约1.67万台。与此同时，消费级服务机器人销量接近2000万台，主要用于家庭清洁和其他日常任务。机器人正在进入医院、仓库、商场乃至家庭等过去主要由人类直接组织的生活空间。 

而以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和具身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则开始参与过去需要语言理解、知识处理、经验判断和创造性表达的活动。机器可以分析海量数据辅助医生进行影像识别和风险判断，可以根据自然语言完成文本撰写、代码生成和信息整理，可以承担客服、翻译和基础咨询等沟通任务，也能够生成图像、音乐和视频。由此，机器的能力边界正在从替代人的手逐渐延伸到辅助甚至部分替代人的脑。 

这种变化在媒体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去20多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对传统媒体完成了一轮深刻改造。信息的稀缺被信息的过剩取代，编辑主导的传播秩序让位于平台分发，新闻机构不得不适应点击率、热搜、流量和算法推荐所塑造的注意力竞争。媒体曾经认为，只要更快、更短、更即时、更懂得迎合用户，就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结果，在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效率的同时，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价值判断权交给平台和算法。 

人工智能的到来令媒体的困境更深一步。因为这一次机器挑战的不只是传播渠道，还开始直接进入内容生产：写作、编辑、翻译、摘要、配图、视频乃至信息搜集，都可以越来越多地经由机器完成。如果媒体仍然沿着互联网时代形成的逻辑继续竞争，它几乎注定无法与机器匹敌。随着内容生产越来越自动化，媒体面临的核心问题也随之改变：当机器可以持续、大规模地生产内容，媒体靠什么证明自己的价值？ 

媒体所经历的这种价值尺度的变化，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发生。机器人时代的扩张，并非单纯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进入人类生活。它代表着一种历史性的尺度转换：机器从工具变成环境，自动化从生产环节扩展为社会组织原则，人类则越来越需要按照技术系统所建立的效率、速度与可预测性标准重新定义自身。 

这种变化的真正含义在于，它动摇了现代社会长期以来关于人机分工的一种基本假设：人负责思考、判断和创造，机器负责执行、计算和重复。今天的机器越来越能够执行某些形式的“思考”，越来越能够模拟判断过程，并在统计学习和生成模型的支持下产生具有新颖性的内容。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机器已经拥有与人类相同的理解、意识或主体性，但在具体的社会功能层面，机器是否真正理解人类所做的事情，与机器能否实际完成这些事情，正在成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对于劳动市场和社会组织而言，后一个问题往往更具直接影响：即使机器并不像人一样理解世界，只要它能够以足够低的成本、足够快的速度和可接受的质量完成某项工作，就可能改变这项工作的职业结构和价值分配。

正因如此，机器人的扩张也意味着一种人的处境的危机。机器人越能做事，人类就越不得不重新回答：什么是只有人才能做的事情？如果生产不再构成人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来源，那么人的尊严是否仍然建立在“有用”之上？如果照护、陪伴甚至创造都能够部分由机器承担，那么人与人之间不可替代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一个危险的价值转换开始发生：过去，机器被要求模仿人；今天，人越来越被要求近似机器。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的《过时的人》（The Obsolescence of the Human Being，1956）早就警告，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只是机器在某些能力上超过人，而是人开始接受机器作为衡量自身的理想尺度。他所说的“人的过时”首先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而更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贬值。 

《控制论》（Cybernetics，1948）的作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说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即‘黑暗的撒旦工厂’的革命，是机械的竞争使人的手臂贬值……现代工业革命同样注定要贬低人脑的价值，至少在更简单和更常规的决定中是如此。”人脑贬值的时代来临了吗？

机器会不会让大多数人变得多余？还是会使所有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充实的生活？当人工智能最终到来，维纳认为“答案是建立一个基于人类价值而非买卖的社会”。 

借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名说法，维纳的问题焦点实际上在于“重估社会价值”：如果人的价值不能再主要建立在劳动和市场交换之上，那么社会就必须转向一种更加以人的尊严、创造力、关系和自主性为基础的价值体系。 

而现在我们见到的却是相反的态势：人的价值似乎越来越需要通过与机器的比较来证明。一个人值不值得被雇用、是否具有竞争力、能否获得更高的薪酬，越来越取决于他能否使用AI、驾驭AI，以及借助AI生产出更快、更便宜、更符合市场要求的结果。一个看似悖论的局面出现了：机器本应把人从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却可能反过来使人更加依赖劳动市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过去，人需要证明自己比其他人更有生产力；现在，人还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比其他人更有效地使用机器。

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接受了一种过于狭窄的价值标准：因为机器更快，所以速度成为最高价值；因为机器更准确，所以误差被视为不可容忍；因为机器可以持续工作，所以休息被理解为效率损失；因为机器可以预测，所以不可预测性被视为风险。 

如果AI时代仍然坚持只有生产、创造、竞争和交换才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那么即使机器最终为我们释放了大量时间，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些时间究竟应该用来做什么。反过来说，只有当社会开始承认那些不能被生产效率完全衡量的东西——照料、友谊、游戏、沉思、审美、爱、公共生活，以及人的存在本身——具有价值，维纳所设想的那种“人类价值优先于买卖”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出现。 

就媒体行业而言，也需要经历一次类似的价值重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它已经为流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进入智能时代，如果再把效率、数量和速度作为主要尺度，它很可能进一步把自己的核心能力让渡给机器，并逐渐失去自身的独特价值。真正需要重建的，恰恰是那些机器最难承担，也最不符合规模化生产逻辑的部分：抵达现场，辨别事实，建立信任，理解复杂的人，保存社会记忆，在喧嚣中判断什么真正重要，并为公共生活提供可以共同讨论的事实基础。 

（原载《南方传媒研究》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