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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连接了人、物与世界,同时,新技术、新制度、新群体的涌现也冲击了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新的社会模式。
 
《连接之后:公共空间重建与权力再分配》收录了多位学者对互联网发展的研究成果,从法律、经济、社会等不同学科出发对互联网演变进行跨界观察。
 
然而,对互联网连接一切之后的思考,离不开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也就是:当人类把知识与知识连接起来之后,会如何?
 
我们可以把连接之后的知识概括为“网络化知识”。网络化知识有这么几个特性:首先是丰富性。网络上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之多,超乎往昔时代我们的想象。
 
以大家最熟悉的一种知识载体——图书为例,单是一个谷歌图书项目,就已经扫描了超过2500万本图书,查找图书变得比在床头柜上找书还要方便。谷歌图书计划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在线人类知识体系,而网络最终则有可能囊括当前图书馆中的绝大部分书籍,只有一些特别私人的或者难以数字化的除外。
 
这还只是一道“开胃菜”。加上目前已在网上的数以万亿计的网页内容,才可以称得上“丰富”。能够同谷歌图书相媲美的另外一个伟大的知识产品是维基百科,以英文版为例,免费向全世界提供超过530万个词条。相形之下,大英百科全书仅有12万词条,买一套要花1000美元。
 
维基百科总计包含4000万超过250种不同语言的词条,截至2014年2月,有180亿次浏览量和近5亿月独立访问者。其实我不需要列举更多的关于知识膨胀和信息超载的数字,我们这类人猿目的小脑袋,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庞大的数字,只能靠打比喻,比如把多少本书摞起来,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跑多少次之类。
 
但是我们也没必要非要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我们观察到的知识的变化,并非只有信息数量的大规模增加。更重要的东西是知识门槛的降低。这可以称之为“知识的民主化”,即普通人对知识的获取和传播,而不仅仅是特权精英,如神职人员和学者。
 
印刷机是知识民主化的早期步骤之一。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以及现代数字技术如互联网,在知识民主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向民众提供信息的开放获取。例如,维基百科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实时参考工具,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更新公开的条目。
 
知识的丰富性造成了一个结果,即是知识权威的转移。人类的知识一直在增长,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远远超出我们大脑处理能力的世界的呢?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过滤、筛选,把水流关小,我们就控制住了消防水管;同理,我们有一个复杂的过滤系统,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导生物,全赖于我们创造出的复杂的过滤系统运转良好。但是我们也付出了隐形的代价:我们把知识的门槛定得太高了。
 
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于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现在我们通过知识的民主化降低了门槛,但同时很难避免某种程度的绝望,因为传统的权威失去了力量,而新的技术、新型的权威机制,却还没有完全定型。
 
我们正在实验的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尽管大部分我们使用的工具其实是结合了两者。算法技术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能力和处理能力,从浩瀚星云般的数据中寻找出答案。而社交工具则将我们朋友们的选择,作为指南,帮助我们寻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这两种新型的权威机制,各有各的问题:比如算法过滤存在算法黑箱以及剥夺我们的选择权的问题,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新的过滤器,那知识的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网络上,这同样也会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过滤气泡: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把相异的观点有效地排斥在外。
 
然后,我们还会遭遇一个窘境:每次上网都会遇到如此多的信息,这告诉我们,不管再怎么利用社交网络、再运行什么新奇的算法,也没有一个过滤器能够给我们提供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全套知识。因为,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不好的东西也太多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愚蠢可笑的观点堂而皇之地提出来,严肃认真地被讨论;而那些严肃认真的观点,却被人视为愚蠢可笑而不得重视。网络可能没有让你我变笨,但是看起来它的确让一大群其他人变笨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动辄在互联网讨论中动辄指斥别人“脑残”的原因。很何况,考虑到人类固有的一种认知偏误——自我中心偏误,也就是把自己想得比实际更高明的倾向,我们有很大可能自己也变笨了。
 
由此我们来到网络化知识的一个听上去不那么美好的特性——未决性:在网络上的时间越多,得到的证据越多,我们对任何问题达成一致,将成为永远不可能之事。不论何种观点,网络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正如信息超载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事实,同样地,另一个事实就是:分歧永远存在。
 
一方面,就连那些我们最深信不疑的观点,也可能是禁不起辩论的;另一方面,你很清楚地知道:有些人,你无论怎么说,都无法说服他们。
 
所以,网络辩论的一条法则是:“千万不要跟傻逼争论,他会把你拉到他的水平上,然后用他的经验打败你”。这条法则,换一个更文雅的说法就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就是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谈到的“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的问题: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全都知道的。现在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
 
有些人是装睡,而有些人是真睡,因为我们有大量证据显示,网络更加强化了论辩双方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这是人类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误也即确认偏误,我们关注、寻找、诠释、记忆信息的方向多半是能确认自己成见的方向,同时我们对不同的可能性只给予不成比例的考虑。
 
由此我们会出现态度极化(不同的各方接触到相同的证据,分歧却由此变得更加极端)、信念坚持(即使被证明为假,依然坚持原来的信念)、不合理的首因效应(更多地依赖在一系列信息中最早接触的信息)等等偏颇。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知识的繁荣,但另一方面却产生了知识的危机。在知识的危机面前,我们甚至连知识到底是什么都无法完全达成一致,遑论解决方式了。一种最坏的结果,就是温伯格所形容的:“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人是那些满目呆滞的习惯性的自慰者,在他们眼里,多数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即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即是知识。”
 
我本人对知识的前景并不悲观。事实上,一切对于互联网的指责,无论是认为网络使我们变浅薄了,还是把互联网堪称一堆未经把门的谣言、流言与谎言的集合,其实都难以遮蔽我们面临网络化知识时的那种文化脉动的喜悦。
 
知识现在不仅仅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术期刊里。它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大脑里。知识现在具有了网络的属性,存在于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人们沟通时的想法中。
 
知识从匮乏到丰裕,给我们造成了困扰,但解决困扰的方法,也正蕴含在知识的网络化之中。
 
第一,让我们进一步开放通道。
 
当学术期刊收取每年2万美元的订阅费时,它们已经变成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非动力。所以才会出现开放获取运动。在开放获取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在激励创作者和为受教育和有创造力的公众提供公共品之间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我们现有的机构在数个世纪以来,已经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知识。如果不把它们全部放到网上,实在是一种悲剧。比如,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大学,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倡导的开放式课程项目,将课堂视频免费传到网上。
 
第二,让我们链接一切。
 
网络建立在人类的慷慨精神上。如果每个网站都吝惜自己的对外链接,网络也就不成其为网络了。以此来看,网络反映了我们更好的社会本性。同时,知识向来是在一种情境下产生的,这种情境又由某种形式的网络发展而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的链接得以维持。因此,我预言终有一天APP应用模式会走向死亡,因为它违背了网络的精髓,也就是链接。
 
让我们多链接,再多链接。也就是说,在知识层面上,不存在什么“连接之后”,我们的连接还远远不够。
 
第三,让我们致力于改造出产制度化知识的机构。
 
在网络诞生之前,诸如大学这样的机构,把人们放进同一个空间之中去发展思想,界定了何为知识的标准,并且提供了资质以便让人们相信那种知识。可是,传统机构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他们的弱点所在。他们将所有的识知者聚在一起,但是没有几个申请人能够进入。机构隔绝了外界,同样也孤立了思想。即使我们称它们形成了“思想流派”,其实机构更像回声室。
 
在另一方面,网络那种近乎野蛮的连接性,对机构划定的经营范围毫无敬意。网络不会摧毁所有的机构。相反,机构正在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网络中。而网络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机构,可能不可避免地,它们会拥有和传统机构同样的弱点。如果网络想成为知识的新的基础设施,那么它就必须利用好所有现存的机构发展出来的知识。
 
温伯格谈到,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人,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
 
我们要致力于让网络更加智能。不仅个人可以因此找到信息和利用信息,而且当信息在程序上可为其他电脑所用时,开发人员就可以找到新的方式,通过聚集、分析、连接、混合等等,扩大信息的价值。如果这种新的基础设施是带领我们走向知识而不是走向无知,那传统的机构就需要成为这一过程中最热心的贡献者。
 
第四,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如何使用网络。
 
《连接之后》是“公地”文丛的第一本。但如果我们不会正确地使用网络,它将不会成为公地,也成为一片蛮荒之地。如果我们希望网络促进知识的进步,那么我们就需要尽早开始教育我们的孩子,教育他们如何使用网络,如何评价知识宣称,以及如何去热爱不同。
 
既然神殿的祭司们不再控制我们能够了解什么知识,我们就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互联网先驱霍华德•莱茵戈德认为这些技能是互联网时代的“读写能力”。比如,我们需要更好地区分哪些是废话,哪些是证据充分的结论;我们要更加开放地拥抱新观念,学会如何参与到多种方式、多元文化的讨论之中。
 
学会去热爱不同是最难的。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允许自己的舒适受到一丁点打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变蠢的时候。如果希望网络容纳知识的能力最大化,我们就需要超越我们的一种强烈愿望:和像我们一样的人黏在一起。那样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变成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世界公民。我们可不可以把自己理解成一帧网页?通过链接和这个世界相互渗透,让我们获得意义,令我们有事可做,使我们妙不可言。
 
链接,而不是容器;多重标签,而不是单纯的意义;混乱,而不是清晰的秩序,这就是我们在知识和智慧体系中所看到的变化。通过网络,我们得以逃离传统的、令人不快的主客观对立的世界,而第一次获得了多主体性。你不仅会接触多个不同的观点,你还能够听到这些观点的对话。
 
这样,对任何个人来说,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看法变得极为多元化,这使得他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认识到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并因此获得更丰富的观照以衡量自己作出的实际选择。而这,终将造成知识的更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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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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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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