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人类正面临个体特质消解、生命活力弱化的深层危机，如何守住人之根本、重塑人文价值，成为建设商业文明共同体过程中亟待思考的时代命题。

5月28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胡泳，亮相2026虎啸盛典开幕论坛并发表《AI之下，何以为人》的主旨演讲。

他结合古今哲学思想，剖析技术催生的精神困境与科技宗教思潮，驳斥人类终将被算法取代的悲观论断，并提出以“身体在场、人际联结、敬畏生命”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呼吁人们回归具身体验与真实关系，在技术时代重寻生命价值。

而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人如何守住自身的本质”成为时代最核心的命题。

胡泳从经典文本出发，回溯人类对自我的千年思考。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有这样一句千古咏叹：“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

这句被称作《人之颂》的诗句，暗藏着人性的双重属性：人类既拥有令人赞叹的力量，也潜藏着走向悲剧的隐患。

近代思想家帕斯卡尔则精准概括了人的矛盾性：既伟大又悲惨。人类是万物的裁判者，却也是尘世的渺小生灵；手握真理，又深陷迷茫，由此抛出振聋发聩的“天问”：人类终将走向何方，是比肩理想中的至高存在，还是沦为禽兽？

步入现代社会，古希腊与近代哲人的警示被无限放大，人类已然进入“人类世”。人类凭借技术力量改造世界、创造人工智能、探索生命永生，不断突破自身边界，却也催生了两种极端思潮：超人类主义试图固守人类中心，幻想依靠技术完成自我进化；后人类主义则认为，人类终将被自己创造的智能产物取代。为何人类会主动幻想被技术替代？胡泳指出，这背后是人类集体性的精神空虚与自恋。

“过时”的人

帕斯卡尔曾感慨，无垠空间中的永恒沉默令人恐惧。

当人类意识到个体生命在浩瀚时空里转瞬即逝，渺小感便油然而生。哥白尼、伽利略重塑了人类的宇宙认知，人类从世界中心跌落，为弥补这种精神落差，便开始借助科学技术打造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自笛卡尔提出“科学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与占有者”，技术逐渐取代传统信仰，成为人类新的精神寄托。

人们将欲望、幻想、对完美的追求投射到人工智能身上，当看到技术产物远比血肉之躯更高效、不朽时，便生出德国哲学家君特·安德斯所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羞愧”——创造者面对自身作品时，产生了“人不如技术”的自卑。安德斯在《过时的人》中直言，技术发展与人类本质形成巨大落差，现代人正在逐步“过时”。

在胡泳看来，技术时代人类的危机，集中体现在“个体性消解”与“生命力弱化”两大层面。

一方面，大众社会到来，“大众人”成为普遍群体，无休止追逐效率与更新，演变为当下随处可见的“内卷”。个体的独特性被同质化消解，人像标准化商品一般可被替代、被舍弃。人们不再追求精神与道德的卓越，转而向往机器般的高效，逐渐沦为算法化的主体，从“渴望成神”沦为“渴望成为冰冷的装置”。

另一方面，现代人脱离了真实的生活体验，依靠算法构建的虚拟界面感知世界。强烈的自我中心思维，让人们习惯性将问题归咎于外部世界，短视频、社交软件、AI伴侣等数字工具，不断填补人们的情感空洞，却也持续割裂人与真实生活的联结，人类整体的生命力持续衰退。

针对赫拉利“人类本质是有机算法，终将被无机算法取代”的观点，胡泳明确表示反对。如今不少人对人工智能产生狂热崇拜，将其奉为新的“神明”，形成了独特的“加密宗教性”。库兹韦尔预言2045年技术奇点降临，人类将实现数字永生、意识上传，这套理论本质是一种科技宗教：它蔑视血肉躯体，追求脱离生命本体的纯粹智能。

“上帝已死”之后，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新的镜像，人们在算法构建的镜像世界里寻找自我、寄托希望，催生了“数字泛灵论”——人们将机器、算法、系统奉为信仰，满足于虚拟模拟，漠视真实的生命存在。

人的“困镜”

他利用废弃集成电路板打造《思想者》雕塑，搭配双面镜子，隐喻当下人们看似在与AI对话，实则只是在和自我的镜像交流，如同哈利波特中的厄里斯魔镜，人们沉溺于镜像投射的欲望，错把虚拟镜像当作真实主体，困在方寸之间却自诩掌控无限。这也是当下人文精神遭遇的最大挑战。

面对技术裹挟下的人文危机，胡泳提出，我们需要构建“21世纪新人文主义”，既摒弃落后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盲从“人类终将被淘汰”的悲观论调，重新夺回属于人的精神世界。他将新人文主义提炼为三大核心原则。

第一，身体在场，坚守具身性。人类的一切有意识体验，都依托于鲜活的肉体生命。汉字“体验”二字早已点明真谛：无身体，则无体验。人工智能缺乏实体躯体，无法拥有真实的感知、情绪与意志，这是人类与生俱来、无法被技术超越的特质。重新正视身体的价值，直面真实的感官体验，是区分人与机器的第一道边界。

第二，相互触碰，重建关系联结。人的躯体天然需要与他人联结，孤立的个体无法实现精神自洽。当下泛滥的自恋型人格、精神内耗，唯有依靠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身体在场、共情互动才能治愈。真实的人际交往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却远比AI程式化的安抚更有力量。一个失去彼此触碰、彼此联结的社会，终将走向死寂，重建人与人的良性关系，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支撑。

第三，敬畏生命，秉持亲生命性。人类的生命，始终嵌于地球整体的生命体系之中。弗洛姆提出的“亲生命性”、施韦泽倡导的“敬畏生命”，揭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热爱生命、共生共存的本能。人类不必在“技术全能”与“生态无力”之间摇摆，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主动融入自然生命体系，在万物共生中找寻生命的真正意义。

新人文主义的内核，便是“身体在场、互相触碰、与万物生命和谐共存”。身体是人类感知世界、建立关系、承担责任的媒介，依托身体形成的“身体间性”，让我们感知他者、坚守担当，同时扛起守护地球生态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