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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泳 王俊秀 段永朝 
 
摘要
 
互联网时代,改造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科层化组织,而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文章从意义生产的高度总结了互联网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提出了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的主张,憧憬其前所未有的壮美:适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没有某个主要的脉络或高峰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出平等而互联的“块茎结构”。
 
一 何种意义?哪个互联?
 
正如18-19世纪,钢铁、煤炭和商业公司铸造了工业革命的时代,并强势地改变了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形态,20世纪至今,电子设备、互联网和个体自组织将会引领社会进入下一个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改造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科层化组织,而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如今,信息革命的深入开始掀起一个新的趋势:意义互联网的兴起。它昭示着一条与科层制商业公司大相径庭的进路,个体的、开放的、非盈利和自组织的力量借助互联网不断发展。
 
何为“意义互联网”?为何不是技术的互联网或者商业的互联网?如今互联网所颠覆的不仅是技术结构或商业模式,更是人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从而使人们看待自身和环境的方式与以往大有不同。新的认知将驱动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进而塑造一个具有新特征、新形态的世界。
 
 
1.互联网时代的意义与意义互联网
 
意义是人对现实世界打上的烙印。意义将自然的环境赋予人的痕迹,从而摆脱了纯粹客观的状态而与人相关联,并影响着人的认知和行为。对于意义的生成,一种观点认为意义是外在于人、先于人存在的,它需要人通过理性之光去挖掘掌握。自柏拉图开始,外在于人的意义观念就成为了主流思想,人类需要通过认识活动来发现意义、认识世界。这种观点造成了主客两分的局面,意义如同真理是外在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意义是多元的、动态的、瞬息万变的。这种复杂多元的状态冲击着过去对意义的主流理解,使得意义生成于人的观念开始引人注目。这种观点认为,意义的生产是在人的参与下完成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都是他自己生成的,没有先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每个人所生产的意义如此特别,以至没有两个人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不同时间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主体中都是相异的、动态的。正是这种相异性和动态性,决定了意义本身的不可言说。一旦意义被表达出来,它就固化为一个静态的标本,而这个标本与原先的意义很可能相异,因此意义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勉为其难”的。但交流毕竟存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着意义的感知现象,特定意义的某些特征在人际之间流动,每一次流动都伴随着意义的重新创造。符号互动的过程如同波浪一般,水分子(意义本身)没有直接转移,但波浪(意义的生成模式)却扩散开去。
 
在网络上,信息生产的遍在性使得观点异常多样,绝对真理的权威性被无数个体消解掉,意义由人生成的观念愈加具有说服力。由此,一个复杂多元的意义互联网正在形成。
 
 
2.意义互联网的结构转型
 
如今随着新的转型的到来,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已不再是“谁接入谁”的问题,而是更为彻底的“互嵌”关系。这种结构的转型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数字鸿沟到认知盈余。如今的互联网是信息流的世界。数据并不是存放在某个网站,而是被推送给任何可能对它感兴趣的人们手中。每个人只需付出一点努力,就会处于信息饱和状态,从而造成了普遍的认知盈余现象。
 
认知盈余不仅意味着信息获取的饱和,也意味着信息生产的繁荣。广泛的个体获得了信息创造的生产资料,他们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即可参与内容创作,并通过互联网分享出去。而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则为他们提供了素材。信息的流动本身也在创造更多的信息,这种再创造是以全球范围内的个体用户为基础的。
 
第二,从社会计算到情境计算。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信息化,这种广泛的信息化现象似乎仍看不到边界。
 
自社会计算开始,互联网开始构建更加智能的个性化信息流。数据来源的多样化和数据量的攀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云端的计算越来越基于整个情境,而这种情境计算则是依托于广泛分布的传感器。情境计算同样得益于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整个社会的计算能力在飞速地进步着,对大数据的处理已经日臻成熟。2013年,IBM发布了基于人脑特征的计算架构,使得计算的智能化获得更广泛的空间。
 
更多元的数据来源、更大规模的数据量以及更高的数据处理能力,将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紧密地互嵌在一起。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使得更加智能的网络服务指日可待。
 
第三,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互联网的移动化趋势由来已久,这种使用场景的转化越来越不可逆转。由于上网场景不再限于桌面和办公环境,而是渗入到更广泛时间维度,并对信息推送具有更多的依赖,移动互联注定是实时的联网。实时的和移动的特性,赋予互联网更多的可能性。由于手机的使用场景不再固定,联网时间不再受限,移动互联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隔膜,使得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的互嵌成为可能。移动互联大大扩展了互联网的应用平台,将上网入口伸向更广的时空维度和使用场景。所有这些都让地球变得更加互联互通,成为一个智能化的星球。
 
认知盈余、情景计算和移动互联,都是互联网发展历程的延续,但它们共同将互联网的变革和重组推向新的高度。它既是对过去的延续,也是转型的开始,一个生根于工业时代的产物却开始撼动工业时代根基,意义互联网的兴起只是更大变革的开始,它在很多方面都在预示着一个更加多元、民主、紧密且透明的社会。
二 意义世界:互联网经济体
 
1.信息时代的经济
 
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技术的进步提供了生产的动力,机械化生产创造了大量产品,而商业的发展则刺激了消费的需求。这种经济进步是基于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驱动的商业模式,同时也依赖着对能源的高消耗。
 
如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正在动摇着工业时代的根基,这就为重新定义经济模式创造了机会。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而它所预示的是一个以异质性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多元的、去中心化的、非利益驱动的生产行为已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更多的商业模式开始涌现出来。
 
这些新的商业模式以互联网为依托,走上了与工业时代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个性化订制生产重获新生,并且同样转向了规模化生产。生产过程不再是集中式,而是分散的,由多方合作完成。这种分散不只是地理位置的分散,也是生产过程在环节上的分散,由过去的中央控制转为自组织的合作方式。更重要的是,非商业化的社会生产日益显露出重要的作用,并且开始创造前所未有的价值。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在网络技术所推动下,信息代替能源和资本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力量。信息本身的特点与资源和资本都不同,因而当它贯穿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时,新的特征也就随之涌现出来。
 
第一,信息本身是非对抗性(nonrival)的资源。非对抗性,是指信息产品数量增长过程中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信息的传递过程体现为复制而非转移,信息的非对抗性激发了分享型经济的繁荣。
 
第二,信息技术大大提高了远距离沟通和协作的效率。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网络论坛等工具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渠道,为跨地域的合作创设了条件,这种效率的提升还在持续。
 
第三,信息可以为产品增添附加价值。交付产品的价值等于信息量除以规模。现如今,开源设计配合3D打印和更灵活的机器人组装线,使得企业能够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实现规模化的订制生产。而订制生产实际上是在每个产品附着了特别的信息以迎合不同人的期待,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产品本身的价值。
 
 
2.互联网经济体的表现形式
 
互联网经济体的表现形式众多,发展阶段也各有差别,但大体上有三个特征:社会生产、权利分离和产消合一。
                     
首先,社会生产。工业时代的一大成就,便是采用商业公司的形式来组织生产过程。而商业公司成立的最低条件,是生产的产品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来支付管理过程所消耗的成本;而那些不足以负担沉没成本的事情,自然没有商业公司愿意涉足,这个临界点被克莱·舍基称为“科斯地板”。
 
这个格局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而被打破,借助越来越廉价而便捷的通讯工具,组织和管理成本急剧降低,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过去很多无法通过组织化生产实现的事情如今因为沉没成本的降低而变得可行了;二是创造高价值产品的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商业公司,因为个体自组织的生产方式如今也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一过程被约查·本科勒称为社会生产(Social Production)。
 
有关社会生产最典型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和Linux的编写,它们都是由来自全世界的志愿者共同参与的非盈利性项目。社会生产没有集中式的管理机构,没有报偿的承诺,也没有盈利的目标,它所追求的就是生产过程本身所带来的益处。项目的参与者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可以自愿加入或退出,社会生产往往是开放的、自由的、非盈利的。
 
其次,权利分离。权利分离指的是使用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们并没有所有权的概念,对一个物品的占有是以现实状况来决定的。在物质条件相对困乏的时代,这种权力结构必然导致对使用权的争夺,因而所有权的概念也就随之产生。所有权完全是人为规定的状态,它建立在一系列社会规则之上,体现为所有人与他人的共同确认。
 
如果说所有权的诞生源于物质条件的稀缺性,那么它的重要性在信息社会中将大大降低。因为复制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信息产品不再具有稀缺性,因此对信息产品的排他性占有本身显得不再重要了。
 
对使用权的让渡,也就使租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普及开来。不仅信息产品可以租赁,越来越多的实物资产也可以提供租赁行为。使用权与所有权重新分离,跨地域沟通的低成本、信用体系对风险的降低以及让渡使用权所带来的收益诱惑,都使得更多的租赁行为取代了购买行为,从而在网络时代打造出繁荣的分享型经济。
 
最后,产消合一。在互联网经济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变得愈加模糊,这种现象根据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程度,可以分出几种情况。
 
第一,由生产者提供渠道,消费者部分参与到生产决策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个性化订制产品的诞生。
 
第二,企业依赖于用户的生产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网络公司搭建平台,用户进行内容生产,而最终的产品则是内容与平台的打包运营。用户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依靠开放的平台来搭建内容堡垒,而自己也是内容的消费者。
 
第三,纯粹的生产者不复存在,人们自己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消费。在网络视频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大量根据电影片段改编的“恶搞剧”就层出不穷。借助网络技术的普及并得益于信息产品的非对抗性特征,如今自产自消的作品也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
 
社会生产、权利分离和产消合一,揭示了互联网经济体所涌现出的新特征。互联网经济体是对工业时代所打造的消费生活和丰裕社会的反拨,它将多元、自由、情感等人的气息带回到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让经济活动重新彰显人类的特征。(未完待续)
 
文章载于:《文化纵横》2013年12月 第1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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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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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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