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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互联网的兴起(中)

文 | 胡泳 王俊秀 段永朝
 
摘要
 
互联网时代,改造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科层化组织,而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文章从意义生产的高度总结了互联网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提出了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的主张,憧憬其前所未有的壮美:适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没有某个主要的脉络或高峰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出平等而互联的“块茎结构”。
 
三 意义世界:网络国家
 
意义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结构性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同样体现在政治领域。如果说经济领域的结构是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那么政治领域中的结构则是权力分配。
 
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信息的不对称造就了控制力的巨大差异,牢牢控制着信息资源的一方在无形中拥有巨大的权力优势。这些技术优势往往被国家政权所掌握和控制,并发展出一套官僚组织来与之适应。近代社会建立起一系列大规模的技术系统,它们本身往往是组织化的,而个体对技术优势的缺失导致他们不得不被这些技术系统所裹挟。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最初用于军事和科研机构使用,局限于小规模的可控的应用范围。然而一旦它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便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互联网体现出与过去的传播媒介所不同的特性,使得国家权力失去了对信息强有力的控制权,从而使得技术系统的垄断局面被打破。
 
改变局面的,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独有的特性。(1)信息产品的非对抗性。复制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让信息的传播变得高效而便捷。(2)信息生产的遍在性。随着Web 2.0的成熟以及个人电脑的普及,信息生产遍及网络的各个角落,使得过去给予事先审查的控制体系骤然崩溃。(3)信息流通的即时性。在网络上,信息的收发是即时的,流通过程不再有延迟,因此事先的审查和过滤不再可行。国家权力仍然试图为网络信息的流动设置障碍,他们却发现控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
 
1.多主体政治:权力主体间性的复归
 
斯图尔特·布兰德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信息渴望自由”。在互联网上,人们获得了对信息的控制能力,集聚、沟通和表达观点的限制条件被打破,因而更多的权力主体涌现出来。国家,包括政党和官僚机构,开始失去其以往在权力结构中主导性的地位,更多的群体开始独立地发出声音、组织行动。这些在互联网上涌现出来的权力主体可以称之为网络国家。它们在网络空间拥有自己的居民,遵循自己的规则,实现自己的目的。网络国家缺少强制性的约束力,但它们凭借自身所创造的意义来吸引网民的入驻和参与,甚至拥有一定程度的执行力和影响力。网络国家正在发挥着日益凸显的作用,有些组织在获得民众的认同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家机关,进而有可能消解掉国家权力的正当性。
 
2010年Google宣布退出中国、维基泄密事件以及近期的“棱镜门”事件都引发了大量社会讨论,它们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更为广泛冲突的一部分,那就是网络国家正在崛起,并且可能威胁到近代以来所产生的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
 
更多权力主体的涌现,打破了近代以来单一而强势的国家权力的垄断,多主体政治的时代重启。获得了对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控制权,新的权力主体可以分享过去由国家所垄断的权力;而获得了信息生产资料的公众,也可以公开向权力体系问话。其导致的结果是,权力的主体间性重新凸显出来。
 
2.流动性政治:社运化与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互嵌,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权力执行者与授权者的距离显著缩短。社会的可见度更高,社会事件更透明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而即时性的讨论可以随时开展,这就构成了一个广泛而随时存在的线上议政厅,国家权力被置于流动性政治的环境中。在这里,社会个体的态度、观点和情绪都是高度可见的,个体不断地对现有权力结构提出反馈或质疑,考验着执政者的处理与应变能力。而那些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权力主体,试图像过去一样保持沉默,或者采取非正面的态度应对公众的质疑,都是在消耗着自身的正当性资源。
 
互联网对于政治候选人的展现是实时的和全方面的,一旦拉开帷幕便没有中场休息。在这种情境下,掩盖事实、编造谎言比过去困难得多。此外,政党还可以利用社会媒体,在社区中动员选民,从而拉进了政党与社会个体之间的距离。例如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的胜出得益于出色的新媒体数据挖掘小组,对选民和竞选情况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策略。政党的运作开始呈现出社运化的特点,新媒体在其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其他权力主体同样加入到流动性政治的情境中,借助网络技术加强同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例如“免费午餐计划”在组织过程中,借助微博平台发起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注。该项目还利用淘宝所搭建的支付平台收集捐款,从而解决了跨地域的款项聚合问题。大量社会组织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活动,通过即时性的、动态的交流反馈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
 
3.生活政治:社会个体的登台
 
互联网的遍在性给予社会个体前所未有的信息控制能力,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可见度和更大的话语权。信息的不对称被缩小了,个体不再受限于国家权力的信息垄断,因而有条件拥有更高的理性程度和对社会现状的认知。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政治回归生活。个体的政治宣誓不必囿于国家权力介入的场景,而可以发生在生活的点滴之间。当个人对生活的界定不同于国家权力或官僚机构对生活的界定,并且个人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参与了生活政治。
 
借助着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控制权,每个人都拥有了更高的自主性,手中也都握有这样的选择:是践行自己所认同的政治理念,还是背弃它?对于自己所不认同的权力结构,是漠视它还是迎合它?互联网作为技术因素,终究无法决定未来权力结构的发展进路,但人们可以。如果说在极权社会中的个人坚守政治理念的代价很大,那么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在意义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个体拥有了更多机会在生活中完成自己的政治宣誓。
 
四 意义世界:数字化社群
 
意义互联网的兴起,显著地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网络社区正在蓬勃地发展起来,大量人际关系是通过网络渠道建立起来的。网络社区最初的形态是网友的公共交流平台,这种大规模的、公共的网络空间至今依然存在,例如主题各异的网络公告板。而随着人际关系嵌入互联网,更小型的社区则愈发活跃起来。这里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基于兴趣或者需求而建立的,相对于公共交流平台来说,这样的人际关系虽然不是点对点的,但联系更加紧密,交流程度也更加深入。
 
1.团结性与现代社会
 
团结性,意味着人们彼此之间的接受和认同,以及人们对共同体的感同身受。团结性是工业化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黏合剂,“互惠、道德义务、社会责任与信任”等前现代的文化习惯,是社会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
 
工业社会在地理上的集中并没有导致心理上的认同,社会关系的松散造成人们彼此之间存在心理间隔,缺乏认同和信任,社会缺少团结性。当然,工业社会也从来没有如此纯粹地成为一个缺少团结的社会形态,这是因为任何社群都会通过补充性手段来弥合自身的弱点。正如滕尼斯所说,“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都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社区、行政权力、公民组织都在参与共同体的构建。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普及,为弥补社会的团结性匮乏提供了新的机会。
 
2.数字化社群的兴起
 
数字化社群不同于线下的小型社群或大规模社群,它是扎根于网络空间的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数字化社群本身是虚拟空间的一部分,但它所牵涉的人际关系却是真实的。在增进社会联结、提升社会团结性方面,它与线下的社群拥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其不同于过去社群的特点,数字化社群毫无疑问在提升着社会的团结性。
 
第一,提高社会联结的紧密程度。即时通讯应用和网络社区的活跃,表明互联网在显著增加社会联结的紧密程度。借助即时通讯应用,人们沟通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彼此之间可以随时随地建立联系。如今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沟通的不便,而是沟通太方便而可能导致私人空间缩小。如果说即时通讯应用只是增加了强关系的沟通频度,那么网络社区则建立起更多的弱关系连接。在社交网络上,更多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社会中人们的横向联系比过去更加活跃了。借助社交化的网络社区和私人信息的共享,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频繁而深入。
 
第二,增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对于任何一个社群来说,确保对成员的可见以及成员之间的可见,是增强认同感的必要方式。网络社群的透明度往往很高。在BBS中,网友可以回顾过去的所有讨论,所有对话都记录在案;在淘宝平台上,买家和卖家的信誉和评价也公之于众,来提升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在社交网络中,Newsfeed形式则是通过将好友动态公开,来提高人们对彼此的了解。几乎所有网络社区都保持着较高的透明度,通过建立成员之间彼此的信任以及成员对社区自身的了解,来提升社群内部的认同感。
 
第三,主动性的认同。主动的认同比被动的认同更具持久力。而在数字化社群中,人们往往是主动参与到不同的社区之中。当人们参加豆瓣的摄影交流小组,或者在微博上关注有关长跑的账号,他们都是基于自己的兴趣或需要而主动地参与到社区之中。在他们正式参与到网络社区的活动之前,或许他们已经对这个社区怀有心理上的亲近,这是从认同感出发找寻社区的过程。
 
因此,数字化社群很可能比线下的社群更具有团结性,同时也更难形成单一的大规模的网络社群。加入社群的主动性和认同感的强化,只会导致网络空间中的不同社区朝着多元的方向各自发展,因而数字化社群一定是多元的社群集合。
 
第四,跨地域的社群。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一直拥有跨越地域限制的冲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冲动促成了社群的流动性和规模的扩大。然而,线下的大规模社群始终无法摆脱地域的限制,因为社群成员必须在地理相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高效的沟通。因此,即使点对点的沟通早已实现了跨地域交流,但社群基本上还是扎根于特定地点的。
 
数字化社群改变了这一局面。在网络空间,由不同地域的人们所组成的社区早已不是新鲜事,这意味着社群这一形态可以摆脱地域所施加的障碍。跨地域的数字化社群将更广范围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摆脱了地点的标签实际上是增强了社群的影响力。由此,数字化社群超越了乡村的紧密联结的社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可以达到新的高度。
 
第五,感性的、情境的、日常生活的社群。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人们集聚的成本,社群的建立变得非常容易,结果是大量非使命驱动的社群建立起来。人们因为更多感性的理由而参与到社群当中,当他们参与其中时,没有使命感在驱动着他们。数字化社群不再囿于理性的、正式的、目标驱动的形式,从而提高了社群的活跃度。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跨地域的、多元化的数字化社群在网络空间建立起来,为人们增强联系纽带、加强彼此了解提供了机会。前工业时代团结的小型社群的某些特点可能会回归,但不同于以往的是,信息时代的社群将是在大规模、跨地域、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共同体的复归。
 
(未完待续)
 
文章载于《文化纵横》(2013年12月 第1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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