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泳 王俊秀 段永朝

 

摘要

 

互联网时代，改造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科层化组织，而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文章从意义生产的高度总结了互联网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提出了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的主张，憧憬其前所未有的壮美：适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没有某个主要的脉络或高峰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出平等而互联的“块茎结构”。

 

三 意义世界：网络国家

 

意义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结构性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同样体现在政治领域。如果说经济领域的结构是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那么政治领域中的结构则是权力分配。

 

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信息的不对称造就了控制力的巨大差异，牢牢控制着信息资源的一方在无形中拥有巨大的权力优势。这些技术优势往往被国家政权所掌握和控制，并发展出一套官僚组织来与之适应。近代社会建立起一系列大规模的技术系统，它们本身往往是组织化的，而个体对技术优势的缺失导致他们不得不被这些技术系统所裹挟。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最初用于军事和科研机构使用，局限于小规模的可控的应用范围。然而一旦它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便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互联网体现出与过去的传播媒介所不同的特性，使得国家权力失去了对信息强有力的控制权，从而使得技术系统的垄断局面被打破。

 

改变局面的，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独有的特性。（1）信息产品的非对抗性。复制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让信息的传播变得高效而便捷。（2）信息生产的遍在性。随着Web 2.0的成熟以及个人电脑的普及，信息生产遍及网络的各个角落，使得过去给予事先审查的控制体系骤然崩溃。（3）信息流通的即时性。在网络上，信息的收发是即时的，流通过程不再有延迟，因此事先的审查和过滤不再可行。国家权力仍然试图为网络信息的流动设置障碍，他们却发现控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

 

1.多主体政治：权力主体间性的复归

 

斯图尔特·布兰德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信息渴望自由”。在互联网上，人们获得了对信息的控制能力，集聚、沟通和表达观点的限制条件被打破，因而更多的权力主体涌现出来。国家，包括政党和官僚机构，开始失去其以往在权力结构中主导性的地位，更多的群体开始独立地发出声音、组织行动。这些在互联网上涌现出来的权力主体可以称之为网络国家。它们在网络空间拥有自己的居民，遵循自己的规则，实现自己的目的。网络国家缺少强制性的约束力，但它们凭借自身所创造的意义来吸引网民的入驻和参与，甚至拥有一定程度的执行力和影响力。网络国家正在发挥着日益凸显的作用，有些组织在获得民众的认同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家机关，进而有可能消解掉国家权力的正当性。

 

2010年Google宣布退出中国、维基泄密事件以及近期的“棱镜门”事件都引发了大量社会讨论，它们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更为广泛冲突的一部分，那就是网络国家正在崛起，并且可能威胁到近代以来所产生的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

 

更多权力主体的涌现，打破了近代以来单一而强势的国家权力的垄断，多主体政治的时代重启。获得了对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控制权，新的权力主体可以分享过去由国家所垄断的权力；而获得了信息生产资料的公众，也可以公开向权力体系问话。其导致的结果是，权力的主体间性重新凸显出来。

 

2.流动性政治：社运化与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互嵌，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权力执行者与授权者的距离显著缩短。社会的可见度更高，社会事件更透明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而即时性的讨论可以随时开展，这就构成了一个广泛而随时存在的线上议政厅，国家权力被置于流动性政治的环境中。在这里，社会个体的态度、观点和情绪都是高度可见的，个体不断地对现有权力结构提出反馈或质疑，考验着执政者的处理与应变能力。而那些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权力主体，试图像过去一样保持沉默，或者采取非正面的态度应对公众的质疑，都是在消耗着自身的正当性资源。

 

互联网对于政治候选人的展现是实时的和全方面的，一旦拉开帷幕便没有中场休息。在这种情境下，掩盖事实、编造谎言比过去困难得多。此外，政党还可以利用社会媒体，在社区中动员选民，从而拉进了政党与社会个体之间的距离。例如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的胜出得益于出色的新媒体数据挖掘小组，对选民和竞选情况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策略。政党的运作开始呈现出社运化的特点，新媒体在其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其他权力主体同样加入到流动性政治的情境中，借助网络技术加强同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例如“免费午餐计划”在组织过程中，借助微博平台发起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注。该项目还利用淘宝所搭建的支付平台收集捐款，从而解决了跨地域的款项聚合问题。大量社会组织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活动，通过即时性的、动态的交流反馈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

 

3.生活政治：社会个体的登台

 

互联网的遍在性给予社会个体前所未有的信息控制能力，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可见度和更大的话语权。信息的不对称被缩小了，个体不再受限于国家权力的信息垄断，因而有条件拥有更高的理性程度和对社会现状的认知。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政治回归生活。个体的政治宣誓不必囿于国家权力介入的场景，而可以发生在生活的点滴之间。当个人对生活的界定不同于国家权力或官僚机构对生活的界定，并且个人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参与了生活政治。

 

借助着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控制权，每个人都拥有了更高的自主性，手中也都握有这样的选择：是践行自己所认同的政治理念，还是背弃它？对于自己所不认同的权力结构，是漠视它还是迎合它？互联网作为技术因素，终究无法决定未来权力结构的发展进路，但人们可以。如果说在极权社会中的个人坚守政治理念的代价很大，那么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在意义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个体拥有了更多机会在生活中完成自己的政治宣誓。

 

四 意义世界：数字化社群

 

意义互联网的兴起，显著地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网络社区正在蓬勃地发展起来，大量人际关系是通过网络渠道建立起来的。网络社区最初的形态是网友的公共交流平台，这种大规模的、公共的网络空间至今依然存在，例如主题各异的网络公告板。而随着人际关系嵌入互联网，更小型的社区则愈发活跃起来。这里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基于兴趣或者需求而建立的，相对于公共交流平台来说，这样的人际关系虽然不是点对点的，但联系更加紧密，交流程度也更加深入。

 

1.团结性与现代社会

 

团结性，意味着人们彼此之间的接受和认同，以及人们对共同体的感同身受。团结性是工业化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黏合剂，“互惠、道德义务、社会责任与信任”等前现代的文化习惯，是社会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

 

工业社会在地理上的集中并没有导致心理上的认同，社会关系的松散造成人们彼此之间存在心理间隔，缺乏认同和信任，社会缺少团结性。当然，工业社会也从来没有如此纯粹地成为一个缺少团结的社会形态，这是因为任何社群都会通过补充性手段来弥合自身的弱点。正如滕尼斯所说，“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都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社区、行政权力、公民组织都在参与共同体的构建。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普及，为弥补社会的团结性匮乏提供了新的机会。

 

2.数字化社群的兴起

 

数字化社群不同于线下的小型社群或大规模社群，它是扎根于网络空间的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数字化社群本身是虚拟空间的一部分，但它所牵涉的人际关系却是真实的。在增进社会联结、提升社会团结性方面，它与线下的社群拥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其不同于过去社群的特点，数字化社群毫无疑问在提升着社会的团结性。

 

第一，提高社会联结的紧密程度。即时通讯应用和网络社区的活跃，表明互联网在显著增加社会联结的紧密程度。借助即时通讯应用，人们沟通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彼此之间可以随时随地建立联系。如今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沟通的不便，而是沟通太方便而可能导致私人空间缩小。如果说即时通讯应用只是增加了强关系的沟通频度，那么网络社区则建立起更多的弱关系连接。在社交网络上，更多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社会中人们的横向联系比过去更加活跃了。借助社交化的网络社区和私人信息的共享，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频繁而深入。

 

第二，增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对于任何一个社群来说，确保对成员的可见以及成员之间的可见，是增强认同感的必要方式。网络社群的透明度往往很高。在BBS中，网友可以回顾过去的所有讨论，所有对话都记录在案；在淘宝平台上，买家和卖家的信誉和评价也公之于众，来提升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在社交网络中，Newsfeed形式则是通过将好友动态公开，来提高人们对彼此的了解。几乎所有网络社区都保持着较高的透明度，通过建立成员之间彼此的信任以及成员对社区自身的了解，来提升社群内部的认同感。

 

第三，主动性的认同。主动的认同比被动的认同更具持久力。而在数字化社群中，人们往往是主动参与到不同的社区之中。当人们参加豆瓣的摄影交流小组，或者在微博上关注有关长跑的账号，他们都是基于自己的兴趣或需要而主动地参与到社区之中。在他们正式参与到网络社区的活动之前，或许他们已经对这个社区怀有心理上的亲近，这是从认同感出发找寻社区的过程。

 

因此，数字化社群很可能比线下的社群更具有团结性，同时也更难形成单一的大规模的网络社群。加入社群的主动性和认同感的强化，只会导致网络空间中的不同社区朝着多元的方向各自发展，因而数字化社群一定是多元的社群集合。

 

第四，跨地域的社群。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一直拥有跨越地域限制的冲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冲动促成了社群的流动性和规模的扩大。然而，线下的大规模社群始终无法摆脱地域的限制，因为社群成员必须在地理相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高效的沟通。因此，即使点对点的沟通早已实现了跨地域交流，但社群基本上还是扎根于特定地点的。

 

数字化社群改变了这一局面。在网络空间，由不同地域的人们所组成的社区早已不是新鲜事，这意味着社群这一形态可以摆脱地域所施加的障碍。跨地域的数字化社群将更广范围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摆脱了地点的标签实际上是增强了社群的影响力。由此，数字化社群超越了乡村的紧密联结的社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可以达到新的高度。

 

第五，感性的、情境的、日常生活的社群。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人们集聚的成本，社群的建立变得非常容易，结果是大量非使命驱动的社群建立起来。人们因为更多感性的理由而参与到社群当中，当他们参与其中时，没有使命感在驱动着他们。数字化社群不再囿于理性的、正式的、目标驱动的形式，从而提高了社群的活跃度。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跨地域的、多元化的数字化社群在网络空间建立起来，为人们增强联系纽带、加强彼此了解提供了机会。前工业时代团结的小型社群的某些特点可能会回归，但不同于以往的是，信息时代的社群将是在大规模、跨地域、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共同体的复归。

 

（未完待续）

 

文章载于《文化纵横》（2013年12月 第1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