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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的消失:活在时代的夹缝里(上)

儿童与成人界限的消失;男人与女人界限的消失;英雄与凡人的融合;工作与休闲的模糊化——我们都是越界人,活在时代更替的夹缝中。这个越界的经验,是世界上无数受技术与媒体影响、身份含混模糊、经历生活与工作流动、感受代际震荡的群体与个人的共有经历。
 
关键词:界限   越界人  夹缝
 
我在2008年的著作《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一书,主要讨论在共有媒体(即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的作用下公私界限消融的问题。例如,一个常见的情形是,人们的私有空间成了媒体聚焦之所,同时,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现在家里。我提出,在共有媒体中,公与私的区分既不是决定性的,其各自的本质也不是固定化的,而是充满了流动性和多变性。
 
从这个议题开始,我着迷于界限的消失问题,这种消失意味着社会处于一种“透明”的状态。界限的消失可能是多种原因所致;但媒体对这个现象的产生具有独特的推动作用。这并非因为笔者持技术决定论或曰媒体决定论的观点,仅仅是想在分析过程中将媒体这一变量单独抽离出来,以之观照曾经区隔分明的诸多界限,是怎样因为技术造就的场景交叉而走向模糊、失序的。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看到这样的结果;一直以来,就存在对新的媒介的各种怀疑和讥讽,因其缔造了混杂斑乱的环境而使人无所适从。这种怀疑甚至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和斐德罗就文字和口语作了一番对比。苏格拉底对文字持批评态度,与世代相袭的口语传统相较,文字有诸多不足:它只会提醒人们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它会导致记忆的下降,它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此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做是一种预言,把它泛化为对新媒介的担忧。
 
传奇的政治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就曾附和柏拉图说:“阅读允许一个人详细研究印刷材料,可以一读再读,而在听广播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批评的是那时的新媒介——收音机。但其实,是电视真正激发了媒介批评家们的不安。用克莱·舍基的话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介批评家们面对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地绞着他们的双手,连手掌心都快搓破了。
 
从“傻瓜盒子”(idiot box)或“蠢材显像管”(boob tube)等为电视起的恶劣绰号,到建筑学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蔑称“眼睛口香糖”(chewing gum for the eyes),直到1961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牛顿·米诺终于在一次演讲中,为电视找到了一个终极隐喻:“茫茫荒原”(vast wasteland)。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因此而退步?因为社会成员在这个“茫茫荒原”上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电视常常被看作无可救药之物。电视的著名抨击者尼尔·波兹曼说,“如果电视开始走下坡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活得更好”。可是,文化精英主义者尽管说话毫不留情,他们的抱怨却无人倾听——在过去五十年中,人均看电视的时间每年都在增长。这样看来,电视很容易和毒品划上等号:明明有害,但人们还是欲罢不能。政治理论家、著名外交官乔治·F. 凯南就谴责电视是“反社会的”,称其拥有“某种毒品般的、带麻醉性和催眠性的能量”。
 
仔细地考量这个过程会发现,今日我们对互联网的诸多批评,都可以在早先对电视的批评中找到影子。例如,1977年,玛丽·温做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有关电视对孩子和家庭的影响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她对电视给孩子们施加的令人上瘾的影响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她写道:“电视的体验令参与者把真实的世界完全清除出去,而进入一种愉悦和被动的精神状态之中。”2002年,她更新了自己的研究,出版了《插着电源的毒品:电视、电脑和家庭生活》一书。在这里,电视和电脑同被视为“插着电源的毒品”。
 
1 儿童与成人界限的消失
 
对电视的批评之作中,有一部美国作家约书亚·梅罗维茨写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这本1985年出版的书主要分析电视对于美国的影响。这里的“电子媒介”主要是指电视,而非我们现在惯认为的网络。
 
梅罗维茨的这本书的核心是“场景论”,亦即,“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地理场景’来产生影响”。他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场景通常是以“谁在哪儿”来定义,它隐含的现实问题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下,其行为类型是不同的。然而电子媒介的发展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使得人类的交往行为具有了新的中介,人们能够在不改变所处“地方”的情况下进行多种社会交往行为,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
 
梅罗维茨提出,电子媒介“使得曾经各不相同的社会场景相互交叉”。以前我们会有阶级权力等级等的划分,是因为不同群体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场景,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而现在,“场景相互交叉”了,这势必引起社会舞台与社会行为的重组,产生三大社会现象,即“儿童与成人概念的模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的融合,政治英雄与普通市民的等同”。 
 
首先来看第一个现象。儿童与成人概念的模糊所导致的界限消失,与一种童年界定物密切相关,它就是:秘密。梅罗维茨认为电视是“秘密展示机”(secret-exposing machine),不仅排除了童年与成年社会中的重大差别,让孩子暴露在各种图像和信息面前,呈现人类历史上与时共存的暴力、愚蠢、纷争、烦恼、人体上生老病死的弱点,因而提早瓦解了儿童的天真童稚;而且,它还让孩子们知道了所有秘密中最大的秘密,即“关于秘密的秘密”。
 
波兹曼说,直到最近,儿童与成人最重要的区别是,成人拥有某些儿童不宜知道的讯息。当儿童渐渐长大,我们按发展阶段逐步透露这些秘密,例如很多父母都难以启齿的“性启蒙”就是其中很大的一个秘密。
 
波兹曼强调:“我同时也不是说儿童在早年时,对成人世界的东西是全然无知的。我只是说,自中古世纪以降,只有活在当代社会的儿童才会知道这么多成人世界的秘密。⋯⋯当他们有机会去接触过去潜藏于成人世界的讯息时,这些儿童就已经被逐出儿童世界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儿童的好奇心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波兹曼认为,好奇心只有在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有所区隔时才会出现,儿童必须要通过发问,寻找进入大人世界的途径。而现在,儿童根本无须问任何问题,就被塞满一大堆答案。
 
伴随着儿童的天真和好奇心的瓦解的,是成人权威的下降。这个下降系基于父母监控能力的下降。在电视出现之前,父母可以掌握他们的孩子正在阅读的东西,通过书籍和印刷媒介,成年人可以隐藏许多不容孩子们目睹的残酷现实,或者至少可以对于他们何时获得这些知识实施某种控制。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可以阅读的东西随之增多,他们由此得以逐步对成人的问题展开探索。电视则不仅在监控上困难得多,而且,过早将成人生活的后台打开给孩子看。梅罗维茨认为,正是为此孩子们喜欢电视,因为它能“延展自身的经验”。
哀叹电视让我们“娱乐至死”的波兹曼,同时还写过一本书《童年的消逝》,这并非偶然。波兹曼把电视视为令童年不再的罪魁祸首。他总结道,电视以三种方式,彻底腐蚀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区分线。这三种方式皆同电视无分别的可接近性相关:首先,电视不要求其观众学习才能捕捉它的形式;第二,电视不要求观众具备复杂的心智和行为;第三,电视也不会对观众进行分类、区隔。电视呈现信息的方式,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观看它,所以,电视根本不管观众是成人还是儿童。由此,电子媒介根本无法禁止任何秘密。只要没有秘密,当然,童年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众所周知,波兹曼在反对电子媒介的同时,对印刷媒介给予近乎盲目的礼赞。而童年的生发,竟也同印刷媒介息息相关。波兹曼指出,“童年”的概念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才被提出,而在这之前的中世纪,“童年”是不存在的。由于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要求儿童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与成人相分离,因此儿童便从成人的世界中被驱逐出来了。
 
波兹曼认为印刷品对人类非常重要。他说,印刷品有效地创造出我们的现代个体(individuality)观念;而且,正是这种“被强化的自我感”导致了“童年的绽放”。印刷品要求读者必须先花一段时间训练其读写能力,结果随后就有了学校的发明,来控制儿童的“旺盛精力”,并培养他们“安静、静止、沉思,以及对于身体功能的精确调节”。“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
 
印刷术创造了“成年”(adulthood)的新定义,成年人指有能力阅读的人,相对的,儿童则指缺乏阅读能力的人。波兹曼说:“简单而言,有知识的人类(Literate Man)已经诞生了。⋯⋯当印刷术开始出现,促使成年人的世界出现崭新的面貌;从此,‘成年期’必须靠个人努力争取,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而非生物性的成就;从此,年轻人必须经由学习,进入印刷品的世界,才能成为‘成人’。”
 
波兹曼写道:“我们与成年连结在一起的所有特征,几乎都是(或曾经是)有一个完全具有读写文化的要求所产生或扩展而成的。这些特征包括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一种对被延迟满足的容忍、一种能进行概念式与序列式的复杂思考能力、对于历史连续性与未来的专注、对于理性与等级制度的高度评价。”在这里,读写能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神话了。
 
无论如何,我们承认,儿童和童年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16、17世纪以后,童年的概念普遍得到承认,儿童越来越成为受尊重的对象。他们需要与成人世界分离并受到保护,童年应该有特别的服装,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实,儿童的语言也开始与成人话语有所区别。社会要求儿童接受长期的正规的教育,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人、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品德和品位的仲裁者。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和死亡的秘密。
 
然而,隐藏在读写能力之后的一个矛盾是,它让一个人得以有机会去获知某些秘密,但是它同时也成为阻碍一个人获知秘密的门槛。一个人必须先接受严谨的学理教育,才能读懂书籍中的深奥秘密。相比之下,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在电视媒体盛行的时代,成人的世界被毫无保留地向儿童开放,结果儿童原本十分珍视的“读写、教育、羞耻心”则变得一文不值,这直接造成了“儿童”概念的趋于消失。
 
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人具备同等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于是,“成人化”的儿童出现,“儿童化”的成人现象也日益严重起来。在电视时代,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期。而所谓“成年儿童”的定义是,一位在知识、情感能力发展上尚未完全的成人。
 
儿童和成人不仅在心智上慢慢接近,在外在形式上也越来越相似。无论在语言、穿着、游戏、品味、需求、欲望和残暴程度上,儿童都变得成人化,成人也变得儿童化。归根结底,是电子媒介本身的特性,而不是观众的特性,导致儿童与成人的分界模糊,制造了所谓的成人似的儿童。
 
然而《童年的消逝》一书也承认,一方面有人认为,电子媒介导致了童年的消逝,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大相径庭的观点认为,在电子媒介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强了。
 
的确,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青少年文化会发现,很多由技术催生的新文化形式,最先是被年轻人所接受的。例如,电子游戏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市场;而流行音乐——无论是摇滚乐还是说唱乐——也是如此。伦敦大学的大卫·帕金翰说:“事实上,以儿童和青少年文化为代表的新兴‘后现代’文化,常常把成年人排除在外:它们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理解能力、对特定媒介文本的经验,而只有年轻人才拥有这些能力。当全世界的儿童越来越多地共享全球媒介文化时,他们与父母的沟通就可能越来越少。”
 
这是一种新型的代沟。结果就是,成年人失去了对青少年的“保护”,围绕着童年而建立起来的藩篱不仅越来越容易被翻越甚至踏平,同时逃出去的青少年还可能树立自己的藩篱而把成年人隔离在外。从这点上说,电子媒介不仅界定了变化中的当代童年,同样,对于“成年期”也是如此。
 
2 男人与女人界限的消失
 
韩国人气偶像男团拥有不亚于女团的美丽外表。修长的睫毛,高挺的鼻子,精致的小嘴等让粉丝们都为之着迷。韩国一位整形专家说,高人气偶像男团的外貌都具备花美男条件,可以给人留下俏丽温柔的形象,看起来形似女演员。
 
梅罗维茨没有讨论男女外表的混同,他在意的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他认为,电视融合了男女的信息系统,导致男女气质的差异在减小,共通的成分增多。“一旦男性和女性共享大量的信息,而这种共享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们可能开始使用相同的语言,讨论相同的话题,并且期望相同的权力和特权。”这将导致“更多追求事业的女性和更多家庭导向的男性,以及更多工作导向的家庭居所和更多家庭导向的工作场所”。
 
在这个意义上的男女界限消失对女人似乎是个利好消息。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女性对社会性别(gender)的甄别,以及自身权利意识的提升。社会性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概念。其基本前提,就是强调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主张人的性别角色是社会化的结果。在性别机制的规范之下,男性和女性发展出经限定的、社会认可的气质、角色和社会地位。
 
在《男性统治》一书中,布尔迪厄从社会习性(habitus)入手,分别分析了规范下的男女两性的行为模式与角色要求,如何不仅把女性变成受害者,也把男性变成受害者,尽管可能是在一种更隐蔽的意义上。男性统治下,女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男性服务上,以物的形式存在于男性秩序的世界中。“她们首先通过他人并为了他人而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殷勤的、诱人的、空闲的客体而存在。人们期待她们是‘女人味儿的’,也就是说微笑的、亲切的、殷勤的、服从的、谨慎的、克制的,甚至是平凡的。而所谓的‘女性特征’通常不过是一种满足男人真实或假想的期待的形式,特别是在增强自我方面。”
 
“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律,通过将妇女从最高级的任务中排除出去,将低级的位置分配给她们,教她们如何保持体态,如何服从、服侍男子。通过劳动分工,确立了她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进而,“通过禁止或阻止不当举止,尤其与异性关系方面的不当举止,鼓励与其性别相符的做法”,以此塑造她们的气质。
 
这里布尔迪厄谈到工作任务的配置问题,有许多女权主义的微观理论对此予以支持。比如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男性占有了份额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资源。资源较多者,即拥有更多权力,也就处在决策者地位,从而能决定任务配置。角色理论则指出,女性的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一旦发生冲突,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家庭角色,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机会,致使女性开展事业的动力降低。女性比较集中的职业由于缺勤率高、精力投入少,因此变得价值较低,报酬也较低。
 
布尔迪厄特别强调,妇女之所以具有现在的社会地位,是因为许多无意识的极小“选择”的结果。而这无意识的极小的选择,是因为妇女受男性中心观念无意识的作用和影响所做出的选择。在此,女性的“社会习性”导致既定社会关系(男性统治)的巩固与再生产。根据布尔迪厄,被统治者之所以不断再生产固有的男性中心的社会关系是因为“象征权力”的运作方式,使得被统治者以统治者的价值观为自己的内在价值。布尔迪厄得出一个让人气郁的结论:男性统治的经久不衰是女性与男性不谋而合的共犯关系。
 
然而男性果真就由此成为胜利者了么?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提到的“主人与奴隶”的辩证关系来看,看似全然独立的主人实质上是依附的奴隶。为了确定自己的男性身份并得到社会的认可,男人必须威武善斗。在《男性统治》中,布尔迪厄指出:“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能力,也被理解为斗争和施暴的才能(尤其在报复中)”。男性秩序要求男性表现其男子气概,但布尔迪厄毫不留情地说,这种表面上的勇敢其实“植根于一种怯弱的形式中”,他们害怕自己被逐出所谓的强者的世界。其实男性本身也是“统治表现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是“扮演男人的孩子”。
 
男子气概是在与女人的对立中形成的,甚至是男性因为恐惧自己身上存有女性气质的结果。其实我们现在都明白,男性与男子气概之间并没有必要的连结,两者亦非与生俱有。但借着服饰、妆扮、教育、媒体,特别是大众消费社会中广告的作用,两性的对抗原则被以一种伦理学的方式固定下来。怪不得布尔迪厄会说,如果自己是女人就把电视砸了。
 
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是建构性别概念的主要来源。以美容瘦身广告为例,美貌被建构成神话,并慢慢内化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而成为大众的信仰。女权主义者深恶痛绝地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所以,女权主义者要颠覆对美的看法,把美和性别、种族、阶级这些因素并列在一起,主张不同的身体、肤色、个头、体重都可以被认可。
 
然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很多女性选择在网上暴露自己,展示带有性别符号的形象(包括色情),也消费包含性别陈见的网络内容。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传统的性别安排对女性是不利的,那么为什么女性还会采用新技术积极维持这种局面?
 
原因或许有多种:很多女性可能意识不到网络上的社会和商业安排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其他人可能认识到了,但发现局部的抵抗是徒劳无益的。第三种解释是:女性维持传统的性别安排是出于理性的自我考虑,即展开适合女性身份的行为可以带来性别的骄傲感、愉悦感和社会认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不会产生一个无视性别的环境,它为男性和女性都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它似乎不能够改变社会的性别陈见,也未能在两性之间、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重新分配权力。所以,女权主义者任重而道远。
 
生理上的性别并非决定性地构成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是出生后由社会及个人自我意识互动塑造出來的。换言之,出生时生理是男性,不必然要发展出社会对男性角色期望的特质,譬如勇敢及阳刚。而社会对角色的定型要求会为个体带来不必要的压抑。最新的性别理论认为,性别是个程度渐进的连续概念,也即存在一个“性别光谱”,每一个人不管他/她出生时的生理性别,都可以发展出独特的“性/别”──处于性别光谱的某一点,因此性别可以多如繁星,不再是男/女两性截然二分,彻底打破了两性的界限。
 
瑞典已有幼儿院实验让幼童在一个无性别区分的环境下成长,弃用han (he)、hon (she),而改用中性的代名词hen,追求“性别平等”。在另一方面,2014年2月13日,Facebook首度在美国开放用户自定义性别选项,不再局限“男性”或“女性”两种,可选择50余种性别,包括“双性”(intersex)、“性别流动”(fluid)、“跨性别”(transgender)等。
 
较此更进一步,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提出“赛博格女性主义”,引入了一个跨界的隐喻——赛博格。上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和内森·克兰曾经提出一种大胆的设想:通过机械、药物等技术手段对人体进行拓展,可以增强宇航员的身体性能,形成一个“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以适应外太空严酷的生存环境。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们取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两词的词首,造出“赛博格”(cyborg)一词。
 
哈拉维给“赛博格”的定义是:“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赛博格模糊了人和机器的界限,也模糊了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哈拉维认为,既然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身体的技术化,接受了通过生命科学的参与来改变身体,我们就已经是生物技术的存在了。她于1985年发表《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建构出一个反讽的文化政治神话。在哈拉维看来,赛博格是一个没有神话的社会里脱颖而出的神话主角。
 
哈拉维对西方论述中充斥的“对立的二元论”(antagonistic dualisms)深恶痛绝。她认为,二元论系统性地帮助了对妇女、有色人种、自然界、工人和动物等实行宰制的逻辑和实践,所有这些都是被作为他者来对待的。这些二元论包括自我/他者、文化/自然、男/女、文明/野蛮、对/错、真理/幻象、整体/局部、神/人等等。而高技术却带来了打破这样的二元论对立的机会。
 
对哈拉维来说,赛博格是她用以重新塑造女权主义的工具。“赛博格更严肃地考虑性和性体现的局部性、流动性和间或性。社会性别未见得是个全球认同问题,即使它有深厚的历史广度和深度。”她争论说,一个赛博格并不需要稳定的、本质的身份,女权主义者应当在“亲和性”而非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同盟军。“亲和性”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选择构建自己的群体。通过这种方式,群体可以打造出“从他者意识、差异性和特殊性中产生的后现代主义认同”,以此来对抗排他性的西方认同传统。也就是说,哈拉维是反对一些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认同政治的,因为它将被排斥的人变成了受害者。与其坚持认同,还不如让认同混乱。
 
从一开始,赛博格就意味着对僵化界限的拒斥。赛博格是自然有机体与技术手段的结合,它使原本自然而然的身体具有了“拼合”、“嵌入”的特点,转而成为一种“新的合成生命体”。基于此,女性可以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逻辑运用于自身,“重新书写”自我的身体。这种赛博格的身体超越了简单的肉体性,超越了性和性别的约束,因而是超越了自然的身体,也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身体。这里的主体,是多元的、丧失清晰边界的、相互冲突的和非本质的。
 
在本体论上,赛博格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谁?“谁的身体?哪一个身体?怎样的身体?是人的身体还是非人的身体?是基于硅的身体还是基于碳的身体?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身体永远占据中心地位的女性而言,这些问题的解答能够帮助她们终结历时长久的恐惧、焦虑与孤独,因为在赛博格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女性不必作为男性的附庸,其存在意义也不在于生育孩子——因为复制可以替代繁殖。当然,也可以选择不生孩子,而永久保留自己的生命,即实现永生。所以哈拉维说:“我宁愿成为一个赛博格,而不是成为一个女神。”
 
在影片《超体》中,露西最后变成了什么?当她以一条短信宣告:“我无处不在”,难道说她变成了女神?抑或,她甚至超越了神,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她在身体上虽不在了,但却通过一个USB而无处不在,更有甚者,没有USB她也到处都是?这个科幻场景符合哈拉维的终极梦想,身份统一的人类主体已经转变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杂交后人类,“再现”变成“模拟”,“资产阶级的小说”让位于“科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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