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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来越多的表达和论辩都发生在网络上的情况下,需要对“回声室效应”的形成、结果与克服进行多个层面的研究。在传统的传播语境下,大多数回声室环境依靠灌输和宣传以直截了当的或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信息,以便在室内困住听众并诱使他们保持一致。其中可能存在很多花样,例如树立敌人以便让任何出自他们的信念都名誉扫地(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自奥威尔笔下《一九八四》中的“两分钟仇恨”),又如对异端的想法和行动的惩戒。克服的方法之一是培养批判性思维以质疑明显的误传和有意传播的假信息。
 
在新媒体的传播语境下,“回声室效应”与意见传染(opinion contagion)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社交媒体的研究表明,在用户优先连接到与他们共享观点的其他用户的时候,会发生意见和情绪传染:例如,在脸书上,总体比较正面的动态消息导致生成更加正面的内容,同样,负面的动态消息导致生成更加负面的内容;同样,在推特上,用户被暴露给什么信息,同用户随后的意见表达之间,存在强烈正相关。这些研究在如何处理极化问题方面有重大意义,而极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型塑和保持网络舆论。
 
在社区研究当中,另一个新兴的用以描述这种回声和同一化效果的术语是文化部落主义(cultural tribalism)。罗伯·基钦(Rob Kitchin)将“文化部落主义”描述为:“当人们只同自己喜爱的人交流时,由此形成的兴趣社区(非地理社区)很有可能削减多样性和窄化影响范围。这将不仅令一个更好的真实世界社区替代物付之阙如,而且会导致网络社区的功能丧失。”文化部落主义由此成为所有网络社区的最终均衡态。因为在线试错和迁移的成本甚低,人们会尝试大量的网络社区,而在其后选择移居到他们感觉最舒适的地方——听自己最想听的话,不必面对任何认知挑战。
 
戴维·麦茨(David C. Matz)和温迪·伍德(Wendy Wood)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异质的态度会在一个群体当中制造失调、紧张和不适。不适的程度取决于那些拥有非典型观点的少数派成员的数量。如果少数派观点持有者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强求一致的压力而得以畅所欲言,这种不适会部分缓解。然而,真正的缓解只能来自于少数派说服了多数派、多数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有力地支持少数派观点,或者,来自于少数派出走,加入一个同自己更相合的群体之中。文化部落主义的这种迁移性似乎是一个自然的、无法避免的应对机制(coping mechanism)的结果,它使得以多样化的想法为特点的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多样性变得日益减少,高度的认知多样性因而成为昙花一现。
 
文章原题为:文化部落主义的迁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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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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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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