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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有能力改变他们获取的信息和娱乐内容的许多方面,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多种信息流,对持续不断的信息干扰安之若素,也懂得通过试错及时作出多种决策。
 
互动性是新媒体的一个处于核心位置的关键词汇。它的含义是多层面的,但常常被泛化得失去了本来意义,变成了“万金油”,以致人们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感觉不知所云。
 
互动的一个基础含义是,某种直接行动会带来即刻的后果,也就是即时的反馈。这是建立在交换之上的,即存在某种传-受关系。如果这样的关系是双向的,我们也就可以称其为“互动”的。它的一个基本模式是输入-反馈-输出。
 
我们知道,电脑总是要求使用者做一些“互动”的事情:揿下某些按钮,敲入某些答案,移动某些物体或是解决某些谜团。使用者有能力改变他们获取的信息和娱乐内容的许多方面,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多种信息流,对持续不断的信息干扰安之若素,也懂得通过试错及时作出多种决策。这种情形在游戏玩家穿行于虚拟世界时最为常见,威廉·吉布森正是因为观察到此种现象才提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概念。
 
不像“观看”的体验,有控制的互动是“使用”的体验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互动性使得电脑成为一种有力的书写、设计和计算工具。莱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说:“称电脑媒体为‘互动的’没什么意义——那只是说出了有关计算机的最基本的事实而已。”
 
马诺维奇发现,如果将互动定义得过于广泛无助于人们的理解,所以他只在身体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且限定在计算机的使用上,即集中于我们的身体对计算机做了些什么。然而,真正的互动既有身体因素,也有心理因素。只有当互动获得了心理维度,它才能够进入文化实践的层面。否则,你怎么能肯定点击一个链接就是互动的,而翻开一页书纸、使用遥控器换一个频道就不是互动的?互动与主体性相关,作为人,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互动。我们不仅移动我们的身体使之适应各种交流情境,而且,我们也对自己观看、触摸、阅读和使用的东西加以理解、思考和谈论。
 
在互动的背后,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是个人的自主。首先,个人可以不必经他人允许或与他人合作而自行独立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表达,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大幅度减少对二十世纪的商业性大众媒体的依赖。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可以同他人结成松散的联系以从事更多的活动,这种联系不必是正式组织中的那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但它绝非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随着相距遥遥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合作越来越普遍,共同开展网络事业的想法有了良好的实践可能,个人自己能够选择的项目范围也大幅增加了。
 
网络互动性所造成的个人自主性是一种实际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书斋里的哲学概念。就人们同传统媒体的关系来说,由于有了新媒体的存在,他们更不易被过去的媒体“守门人”(gatekeeper)所操纵了。在《我们即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与信息》一文中,两位作者谢恩·鲍曼和克里斯·威利斯指出:“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
 
“假如你有某种思想,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偏不倚的,要想传播给2.5亿美国人,你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想让你的思想出现在《纽约时报》、《时代》、电视台‘60分钟’……等等之上,你将不得不游说某个人——通常是坐在曼哈顿或洛杉矶办公室里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使他相信你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将从两个方面审查你的思想:第一,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成见;第二,看它有无商业上的吸引力,能否引来受众或赞助者从而为他的公司赚取利润。”这个人就是传播理论中的所谓“守门人”。
 
而互联网是一个缺乏守门人的论坛。像博客显示的那样,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网络账号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媒体提供了沟通的替代性平台,所以,它节制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力。而且,对任何个人来说,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看法变得极为多元化,这使得个人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认识到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并因此获得更丰富的观照以衡量自己作出的实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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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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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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