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18，十年回顾之二

“东食西宿”尽管越来越难，但人之此心并不稍减。十年前我希望冯仑过时，十年后他所描述的那个现象却仍然当时。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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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古代有一位齐国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她的东邻很富裕，可惜富家之子很丑陋；西邻家境贫寒，但年轻人却生得仪表堂堂。母亲左右为难，便对女儿说道：两家各有长短，你愿去东家，就露出左手，愿往西家，就露出右手，自己拿好主意吧。不料姑娘一下子把两只手都露了出来。母亲愕然，女儿说：我愿东食西宿。

 

官商勾结的传统，在中国的商业史上造就一大批所谓“红顶商人”，就是和官吏勾结在一起“互惠互利”的商人。他们东食而西宿，以钱换权，以权弄钱。其中最著名者，当属胡雪岩。

 

在《野蛮生长》里，冯仑花了很大的篇幅写官商结合，并把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概括为“离不开，靠不住”。他还津津乐道地写如何投资于个人的政治前途，通过这种投资，来获取经济利益。例子当然少不了胡雪岩，但让人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他用赞赏的口气写袁世凯对李莲英的投资，作出结论说：“真正有效的投资实际上是投资于极少数人，而且时间要长，又要隐蔽，不为人知。”“投资于人这件事情，时间越长、越隐蔽，回报就越高。”（页68）

 

我觉得，说严苛一点，冯仑的核心论点是说，从企业的经营者的角度来看，要想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主要不是依靠本人的经商才能，而是依靠通过权力获得资源的能力。冯仑无疑是他那一代企业家的佼佼者，但我不得不说，他不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商人。难怪在和田溯宁等互联网企业家的一次相遇中，田直言不讳地说：“冯仑这些年怎么没进步？”老实说，看冯仑，觉得中国企业真没希望。

整本书里，我认为写得最出彩的是牟其中，或许因为他是中国企业野蛮生长的典型代表。冯仑说，老牟给他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页222）。他把道德感归结为一种简单的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因此，老牟的情形就变成了一种对个人道德指向的批判。牟其中之没有道德感即是说，通常大家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我以为这样就把道德感简单化了，牟其中背后的问题，其实是制度性的“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它具有以下特性：

 

（1）前现代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2）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权贵经济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3）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等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使自己的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

 

（4）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所以，冯仑大谈什么“关系网的规模经济”（页153），提倡发展高层次、大权力的关系对象（因为这样你所需要的关系数量就会少）；“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认真结交一个县令比跟十个州官混熟脸要强得多）；遵循所谓“10－30－60”规律建立关系网（重点做极个别的人的长期投资，因为遇到危难而能帮助你的人不会超过10个）。这些建议可谓字字珠玑、语重心长，可它们除了增强官商不道德结合的上述特性以外，还有什么旁的用处吗？

 

寻求政治庇护，开展特权竞争，对社会整体而言，有其固定的机会成本。企业家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当很多的企业主把这些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用于追逐经济特权时，他们投入企业经营的改善和产品与服务的改良的时间与资源必然会减少，社会的明显损失就相当于如果这些企业精英把同样的时间与资源投入生产性的活动所可能添增的经济效益的总和。

 

但追逐特权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此，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这些活动会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造成显著的伤害。对于一个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开放性的经济体系，过度的特权竞争活动不仅会造成国内消费者购买力的损失(也就等于生活品质的下降)，也必然会增加产业的额外成本负担，最明显的就是企业必须承受土地与房租成本的上涨，以及承受公共建设在质上的缺陷与量上的不足之苦，而且还可能要为政府的贪污浪费负担高额的赋税。在国家层面上，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可靠的法律保障，如果寻租猖獗，如果不能建立平等的竞技场，资金就会逃之夭夭。

 

追逐经济特权现象对一个社会的伤害，不仅仅在于经济效益的问题，还涉及分配正义的问题。官商结合必然会扭曲社会财富的分配，累积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反金权政治的运动可能趁势而起，而且极易激荡成为一种反商情结。如果社会的弱势团体无法在正式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得到反击的机会，就可能在体制外进行抗争，形成另外一种社会对立冲突的来源。官商勾结的泛滥更可能引发公权力的正当性危机，一个社会的国家机构的公正性如果遭到普遍的怀疑，公权力就难以有效行使，整个社会的违法脱序现象就会不断出现，成为一个难以治理 (ungovernable) 的社会。这对企业的经营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我不否认，冯仑是少数对中国企业生长有认真思考的企业家之一，这从他首创“原罪”一说就可看出来。负罪感作为一个动机因素，特别是针对领导者而言，常常不会得到公开的宣扬。它可能暴露过去的失败和罪责，而没有几个公众人物愿意承认这些东西。然而像冯仑这样的角色榜样的价值是，他们会提醒失败之举和未偿的债务。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对痛苦在生活当中的作用是这样说的：“如果某样东西要想长留记忆深处，必须是被灼烫上去的；只有那些永远刺痛的东西驻留在记忆中。”经历过“野蛮生长”，冯仑无疑希望自己和其他民营企业家改头换面，强化道德伦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

 

反抗成功的富人生活带来的舒适和道德日常磨损而导致的麻木不仁，这是我们要向冯仑致意的地方。然而，他的“反省日”还需要增添更多的内容。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当下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暧昧的群落，还没有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起到“中坚、主流”的作用，更未能担当协调、整合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相反，这类群体的精神空间很大程度上被实利主义人生观所占据。我在冯仑的书中通篇看到的都是这种人生观，因此，我要说：

 

希望冯仑的书不会成为新一代企业家的人生指南，希望冯仑成为过时的人物。

 

注：本文载于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