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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等 | 清华“教改”与新闻学院的未来(上)

【摘 要】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传媒业在发生巨变,新闻传播教育也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2020年5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宣布取消本科招生,该消息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5月28日,资深媒体人叶铁桥邀请时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围绕“如何理解清华的教改风云” “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境遇” “新闻人和传媒人的未来走向” 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关键词】 新闻学院;学科改革;人文教育;跨学科
 
【作者】 杜骏飞、胡泳、潘忠党、叶铁桥、张力奋
 
 
叶铁桥
 
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过去一二十年中的成长非常迅速,突然宣布取消本科招生,在整个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都引发了很大的震动。清华的这场改革,让我想起了2002年围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场大讨论。那一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汤姆·戈德斯坦(Tom Goldstein)辞去了职务,在确定新院长人选的过程中,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新上任的校长伯林格叫停了新闻学院新院长任命委员会的工作。他觉得,对于办一所什么样的新闻学院,尤其是对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这样一所在美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闻学院来说,尚没有达成共识。
 
这位新校长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寻求共识。这个工作组由35名成员组成,除了来自新闻学院的教授之外,还有来自法学院和历史学院的教授,以及当时美联社的执行总裁、时代杂志的执行总编。他的这个举动,引发了美国新闻教育界和实务界的大讨论。
 
我们今天这场讨论,和18年前围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那场大讨论有点相似,我们今天会需要一所什么样的新闻学院?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今天,我们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如何理解清华的教改风云?第二,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境遇到底如何?第三,未来的新闻人和传媒人会怎样?
 
 
一、新闻教育需要跨越新闻业的传统孤岛
 
杜骏飞
 
清华的事大家都特别关心,我们今天来的几位嘉宾之间,没有事先沟通过观点。因此,我倒是希望今天的对话能“知识分子”一点,也就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相互碰撞。
 
之前,有同行跟我打电话聊这件事,有的人说这是一个坏消息,也有人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还有的同事问,这到底是一个“事故”还是一个“故事”呢?我觉得都不是。我个人的理解是,它确实应该是一次变革,而且,我预感这会是一次关系到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革。
 
以清华的大学和学科地位而论,如果说他们对教育确实有一种超越性的理解,是可能开始一段新传奇的。希望清华的校长能够重视新闻传播学的意义、也能认真开展这次变革,因为我对清华的同行们还是有信心的。关于具体的信息,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我们也不知道清华大学新闻传播本科教学的取消,是想对标哥伦比亚大学,还是想对标MIT呢?这将是完全不同的结局。但是,很显然,“人人都是密苏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预测新闻传播教育,在此后的一个时代,会正式走向内涵式发展。而清华这样的禀赋,会有意识地建立一个上下游区隔。在此后的一个时代,大学和学科的竞争中,每一个个体都可能将沿着这个方向,寻找自己的独特定位。
 
张力奋
 
这条消息,几天里网上差不多就有1000万的流量,公众关注度,显然超出我的预料。之所以引起大家强烈的反应,主要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清华”,因为它在中国大学中,有指标的意义;另外一个词是“本科”。清华教改这件事引出一个题目:中国新闻教育到底应该怎么走?从1926年复旦成立新闻系到现在,差不多有90多年了,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讨论这个题目。
 
我的一个看法是,大学对它教学大纲、学制、培养目标做一些改变,很正常。今天有时间的话,可能更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当下新闻教育的现状,超越清华改革的层面。
 
胡泳
 
新闻业的未来不可以简单地交出去,比如不可以交到技术公司手里。
 
在新闻业遭遇巨大困境的今天,学术界其实有义务、有责任为新闻业的未来模式进行一些实验、开展一些研究。
 
在当前的变革中,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接受新闻学基本教育,而不是更少的人。
 
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取消本科招生,我认为这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错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错误?原因如下。
 
一所大学是不是取消某个本科设置,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要看进入这所大学的、一些最有前途和最有才华的人是不是选择读新闻传播学院。清华显然不是因为本科招生没有办法吸引到优秀学生来做出这个决定的,因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公开承认说,新闻专业仍然是学生选择的热门专业之一,从今年招生情况看吸引力非常大。
 
另外一方面,清华新传在新闻学教育方面虽然是后来者,但也经过了20年耕耘,办得风生水起,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果要评估的话,我们也知道它的本科进入了教育部的首批“双万一流”,它的教育创新模式是很受同行尊敬的。在课程上,我觉得清华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是觉得非常震惊,第二感觉有很深的遗憾。
 
对于新传的遗憾刚刚我已经讲了,除此之外,对清华大学我也有一种遗憾。我个人觉得,作为国内的一流大学,清华大学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教育对大学本身的好处。新闻教育本身是一种社会实践,而它的知识和技能又是跨学科的,所以记者本质上是行动主义导向的,可能并不是思想家。
 
在一个大型的研究型大学当中,如果既存在能够代表学校学术能力的诸多的理论研究,又有一批以专业为导向的、在现实当中能够产生创造性活动的本科项目,我觉得这对大学本身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也知道,新闻本身融合了各个领域的知识,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公认的。理想情况下,一个好的新闻教育应该是浸润在大学的学术文化当中,并被这种学术文化滋养得生机勃勃。我觉得清华有这个条件,但是它不再做这个事情了,实际上这既是新闻教育的损失,也是大学教育的一个损失,这是我的第二个遗憾。
 
第三个遗憾是,如果清华的这种举措被误读,不管是业界还是学界对此表示赞赏并且可能会追随的话,我也会为中国的新闻业感到很大的遗憾。作为新闻教育者,我们今天如果能够为未来的新闻业留下遗产的话,就是要跨越新闻业的传统孤岛,把它视为一个跨学科领域,从而为我们的社会创造和使用信息建构出一些新的天地。
新闻业的未来不可以简单地交出去,比如不可以交到技术公司手里。
 
在新闻业遭遇巨大困境的今天,学术界其实有义务、有责任为新闻业的未来模式进行一些实验、开展一些研究。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的其他一些学科在做未来试验,比如在人工智能、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都有探索,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在新闻学上来做这样一些研究和探索呢?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相当多的新闻学院已经成为新闻业创新和研发的温床,这是新闻学院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过去会把新闻学院认为是新闻业的后备劳动大军的一个训练场,如果我们用一个不好的比喻,就是像流水线一样输送我们的学生进入媒体。但这种状况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新闻学院需要思考这个行业将来怎么走。在当前的变革中,我个人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接受新闻学基本教育,而不是更少的人。哪怕最后这些学新闻的人,不管是为公司工作,还是为自己工作,都没有关系。
 
因此,我觉得新闻教育在今天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教育创新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清华大学放弃新闻本科教育,它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离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行业。
 
二、新闻教育未来怎么走?
 
叶铁桥
 
清华大学取消新闻学本科,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可以走?这个模式是不是走得通?
 
潘忠党
 
我的看法可能跟胡老师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
 
清华取消本科招生,我们不知道它的缘由是什么,它的办学理念是什么,追求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不好评论。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有理念的话,也未必需要招本科生;取消本科招生的话,也并不能说明“新闻无学”。如果清华要侧重扩大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方面的教育,在这个层次建设,并发挥自己办学特征的话,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许是必要的。
 
我想,可能清华这个举动对北大的同行,冲击力更大一些,因为我们习惯将北大、清华两校放在一起想象。1990年代末的时候,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还在筹办期间,北大管文科的副校长,专门找到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为其讲述了美国几所大学新闻教育的模式,都是不同的模式,并根据不同的模式提议:北大要办就不要办本科,只办研究生。
 
我的这个建议幸亏没有被采纳。
如果我们看美国大学的模式的话,像刚才杜老师已经提到密苏里大学,他认为“人人都是密苏里”的时代已经过去。密苏里大学侧重新闻专业本科的教育,也包括广播、广告、公关等等。美国大学也还有其他的模式,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是没有本科教育,只发展研究生教育。如果我们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上去看看的话,会发现它有非常前沿的几种硕士层面的教育:有MA,是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也就是传统的新闻硕士的教育;也有MS,就是科学硕士的教育;还有M.S. in Data Journalism,也就是数字新闻的教育等不同的项目;还有双学位的项目,非常灵活。再看看他们的老师,有著名的学者,更多的是业界的卓有成就的人士,包括新闻人、主持人、纪录片制作人等等。虽然我不赞同美国某所大学的模式就是我们需要采纳的模式,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启示:究竟我们的新闻教育未来怎么走?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首先要澄清两个前置的问题:第一,新闻业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希望将来的新闻业是什么样的?第二,我们的大学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地以清华大学的举措为由头,来探讨今后中国的新闻教育有可能采取哪些不同的模式,各自的利弊又是什么。
 
张力奋
 
我想接着胡泳说的反对意见谈几句。
 
当时一早看到网上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搞错了?第二个反应是觉得也
 
未尝不可。
 
我想接着胡泳说的反对意见谈几句。
 
当时一早看到网上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搞错了?第二个反应是觉得也未尝不可。
 
现在中国的新闻教育,有几个非常大的反差。它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新闻教育,在中国教育部备案的有1100多个有关传媒和新闻的专业或系科。每年差不多20万毕业生。胡泳刚才说,听到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取消本科招生是震惊的,其实我早就过了震惊阶段。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如果我们不面对一个真问题,也就是新闻能否作为新闻教育的本体,我认为讨论的意义不大。
 
我想补充的是,虽然现在我们不清楚清华改革的意图和细节,但还得感谢清华逼着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新闻业者、新闻学者、研究者应该问怎样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比较清晰的看法,我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前景是担忧的。
 
 
杜骏飞
 
我认为清华这次教改,在逻辑上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恰恰是为了提升本科教育,也就是说它用通识教育来强化本科教育。第二种可能,是要专在研究生层面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第三种可能最不好,它是片面希望凸显科研导向。据我所知,很多理工思维的院校领导习惯于对学科做学术生产排名,想方设法地压缩科研产出低的学科,这是最差的一个假设。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清华是为了提升本科教育的通识化水平而改革的,可能会从此转移竞争范式,未来我们回看竞争节点,也许它在弯道超车方面走在了最前面。
 
当然,我也同时为清华同行的本科教学抱屈。首先这么多年来,清华本科新闻教育积累了很多实绩和创新,今后怎么在日新书院保持下去?现在看起来,是存疑的,目前的书院课表上似乎也没有新闻传播课,这很遗憾。其次,对于未来的学科评估而言,也出现了失衡。
 
我也希望这次是清华大学的一次创新,希望是一个创举,希望能促成高水平大学发展新闻学科的嬗变。当然,这仍然只是我的一个期待,还没有看到实证。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三、研究生教育不一定需要研究导向
 
叶铁桥
 
但是有声音认为,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应当培养的是大批新闻传播的一线人才。然而,现在清华的改革好像是着眼于高层次人才,淡化了学科的应用性,走向了一个所谓的“高精专”的道路,这被认为是一个败笔。各位老师怎么看?
 
潘忠党
 
我是觉得这里恐怕预先有一个假设就是:似乎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就一定是研究导向的,就一定是高层次的。我倒不这么觉得。
 
如果要讲本科四年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我能想到的不外乎三大类:第一类是博雅教育,也就是人文素养、分析能力的培养课程,这有大量的基础课;第二类是专业教育,也就是需要进行专业伦理学习,比如关于新闻业在公共生活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学习这样的理论和探讨性的课程,它带有很强的实践内容;第三类当然就是各种技能方面的课程。
 
我们大学本科四年,本科生总共要求有多少学分?这当中,有多少不是新闻院系按其自身逻辑安排,不是按照上述三大类安排的课程?或者说,有多少课程已经被与培养新闻与传播方面的专业人才没有直接关系的一类课程分配掉、占用掉?我们没有自主权来压缩部分学分去提升刚才提到三大类课程的学分。大学本科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当中,有多少是感觉自己选择了一个很水的专业?到了毕业的时候学生觉得自己其实准备不充分,无法真正到新闻媒体行业去就业,或者没有竞争力。因此大量的人会选择再去读研究生,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学制很长、非常机械、目标不明确。培养的对象是什么?将来要做什么?现在的研究生有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我们现在是两年或者三年,如果要说做研究的话,所能够参与的研究项目非常有限,能够完成的研究也非常有限。
 
研究生的教育,对于新闻传播院系来说,它应该是职业教育,就像哥伦比亚大学那样,就像我们威斯康星大学的职业硕士学位那样,就像南加州大学的一些硕士学位那样。它未必是研究导向的教育,现在的学制比较固定,使得我们没有自主创新的机会,没有能够按照学科的特征和特性、明确的培养目标来设置课程、设置学制。
 
胡泳
 
潘老师至少说了一个可能之前我们讨论当中都忽略的一个东西,就是研究生教育也可能是职业教育,不一定像之前我们想到的清华研究生教育追求高精尖,为此就放弃本科了。
 
不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本质上还是跟新传学院自己在一个综合性大学、或者在一个研究性大学中的定位有关系。如果定位不明确,不管是继续从事本科教育,还是完全集中在研究生教育上,实际上问题都没有办法真正地得到解决。
 
刚才铁桥说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新闻教育应该如何做的大讨论,这个大讨论基本上是基于哥伦比亚大学只有研究生,所以其实是一个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讨论,后来扩展到美国的其他大学,美国有很多大学是有新闻本科教育的。
 
第一点我想说的是,美国的情况跟中国其实可比性不是很大。换言之,如果非要说清华这样做是为了学习哥伦比亚大学,我觉得这基本上是靠不上的。清华办本科也好,注重研究生也好,都是有中国逻辑在后面的,并不一定是要从国际上去对标或者说要去效仿。
 
第二点,我也承认全世界的新闻教育有一些共性问题。在我们承认各个地方不同的新闻体制、新闻文化导致的差异外,新闻教育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当年所开启的那个讨论,其实是一场全球性的争议,只是这个争议在中国当时不明显。现在由于中国有六七百所可以进行新闻教育的学校的存在,所以现在来看这个讨论,在中国,也非常切题。
清华大学课堂(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那么,我觉得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到底这些年来围绕新闻教育的争议是什么?
 
实际上,新闻学院自从在成建制的大学里出现以后,我觉得它一直是腹背受敌的。所谓腹背受敌,意思是业界在批评它,大学也不待见它。所以有关中国新闻教育的争议,有一种我们很熟悉的模式就是,新闻业界觉得新闻学院提供的教育一向不实际,或者是说,它不能够给业界培养出极其需要的人手,这是来自业界的看法;大学方面一直也对新闻教育比较轻视,因为它过度注重技能。一般来说,大学的管理者,或者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通常会倾向于认为只有一种学术方式,因此把职业培训添加到原本可能应该是理论导向的研究当中,就会怀疑它的智力有效性,也就是怀疑它智力上是不充分的。
 
当然,新闻一直跟传播学是联姻的。我们看到大部分新闻学院都是叫新闻传播学院,其实,传播学在整个社会科学当中的地位也相当尴尬,但至少在所谓的智力有效性上还不至于像新闻学这样,需要始终不断地为自己辩护。
 
我们都知道新闻是社会的一个警报系统,这个警报系统如果没有的话,社会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就是所谓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们通过新闻,以各种方式来揭示我们的社会成员迫切需要知道的内容或难以知道的内容,以及有权有势的人不希望我们知道的内容,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应该知道的内容。
 
新闻的这种作用在整个社会当中是无可替代的。因此,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新闻教育者都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捍卫自己的特长、方法和理论,去反对业界通行的一个观念,就是新闻学院不是合适的、教学生如何在媒体行业找到工作的地方,去反对大学对新闻学院的一些认识。
 
在这两个夹击之中,处于中间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搞新闻教育的人。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像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同事一样,成为很认真的专业教育者,但是业界和大学都不认可。再加上现在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新闻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严峻。我说的就业形势严峻,不是说他们找不到工作,而是说他们在媒体行业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大幅度缩水。一方面,新闻学院从来没有在研究性大学当中找到自己舒适的位置;另外一方面,本来引以为豪的是你的学生能够很容易地就业,现在却也不存在了。因此,新闻教育就面临今天这样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但是,就像刚才潘老师讲到的,新闻不简单地是一种技能培训,他也强调了其对整个社会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新闻是社会的一个警报系统,这个警报系统如果没有的话,社会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就是所谓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们通过新闻,以各种方式来揭示我们的社会成员迫切需要知道的内容或难以知道的内容,以及有权有势的人不希望我们知道的内容,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应该知道的内容。新闻的这种作用在整个社会当中是无可替代的。因此,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新闻教育者都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捍卫自己的特长、方法和理论,去反对业界通行的一个观念,就是新闻学院不是合适的、教学生如何在媒体行业找到工作的地方,去反对大学对新闻学院的一些认识。
 
有关新闻的地位和作用的反思是社会极其需要的一个维度。同时,新闻教育当然也需要一种协商,我说的不是对抗,而是它更需要跟业界去协商、跟大学里的其他学科去协商,比如,在一个大学里的人文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中,它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如果对新闻教育的研究不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难题的话,我觉得就不能解决有关新闻教育辩论的问题。
 
显然,在清华的例子当中,大学是起了主导作用的,但大学目前的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四、新闻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
 
叶铁桥
 
刚才胡泳老师说,新闻传播学院在大学和业界之间,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大家觉得新闻传播学科需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吗?新闻传播学科面对业界、学校内部的压力的情况下,应该以什么样状态去应对?
 
张力奋
 
我想接着胡泳说的反对意见谈几句。
 
当时一早看到网上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搞错了?第二个反应是觉得也
 
未尝不可。
 
我本科就读于复旦新闻系,毕业后留在本系,算是科班出身。我的博士是在做传播的社会学研究。我这一辈子的职业生涯都直接和新闻有关的。
 
从自我利益的辩解角度来看,我当然相信新闻是有学的。否则很难在过去30多年中,寻找自己在职业和学理上的合法性。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每一次新闻教育所获得的进步,非常快地又退回去?
 
40年前,当时中国大学里相当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系科,其起点和学术基础,包括学术成果,并不比新闻学科高出很多。比如当时的哲学系(当时叫马列主义哲学系)、经济学,视野都比较狭窄。当时中国还没有管理学系,法律系还没恢复。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一些学科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获得了一些学术上、学理上相对独立的地位,开始有自己的逻辑,而这种情形没有在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中出现?这是比较关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新闻教育自一开始就在寻求生存合法性,主要是两个阶段,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是现在。复旦新闻系1926年开始招生,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新闻教育的合法性并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查阅30年代、40年代复旦新闻系的课程,包括陈望道先生当系主任提出的“好学力行”,非常好地概括了新闻这门学科,即学理和实践的融合。
 
我想简单说几个看法,一是,新闻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绝不仅是一个技能教育。对技能而言,不需要中国最好的学府提供四年课程。人文教育不仅是告诉你如何写导语、背出“5个W”,而且要意识到新闻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正常的公共能源。现在都在说数据是能源,我觉得数据是能源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新闻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能源之一。没有它,国家的正常运行会出问题。
复旦1926年开始招生,仅3个学生,差不多经过100年,中国新闻教育有没有成为人文教育?有没有成为公共服务的教育?如果“无学”,“术”能不能教好?“术”有无价值?现在的新闻教育,术和学可能都是被诟病的。我能够体谅实务界同行对新闻院系学生资质的一些看法,有些事情可能还是要多做自我批评。
 
最近几年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朋友或朋友孩子问我“张老师,要不要学新闻?”这样的问题,这让我非常窘迫,左脑和右脑经常打架,这也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分裂的问题,作为新闻学院的教授,到底教什么?我觉得最缺的是,新闻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新闻作为一种人文教育。刚才胡泳提到为什么我们羡慕法律系,羡慕经济系,因为作为学科的基石他们已经有了,而我们的基石每隔一个阶段就会动摇,且非常轻易地就动摇了。
 
最后的问题是,其他学科的学者轻易进入到新闻和传播领域,研究我们的问题,而我们自己连守土都觉得艰难。我一直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获奖经济学者研究的问题,都应该是传播学者和新闻学者研究的,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印度裔美籍学者阿马蒂亚·森对大饥荒与信息流通的研究、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对不完善契约的研究,这些问题跟新闻、传播,跟信息有直接关联的。为什么没有成为新闻、传播教育及研究的必然土壤?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意识,目前新闻教育的困境是难以改变的。
 
杜骏飞
 
新闻学院有没有合法性,有没有它的学科地位,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衡量。第一个侧面是,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批判,不管是MA还是MS,哥大是一个特别好的证明,它的新闻师资,绝大部分都是重量级的专业新闻人,很多是类似于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这样的级别,他们给学生带来的培育有目共睹,成效卓著,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曾在那儿学习新闻,一个这样的新闻学院,它没有所谓合法性的问题,人们也不用质疑这一点。
 
关于“学”与“术”。我们且不说传播学,就新闻学来说,到底是“有术无学”还是“有术有学”?我觉得提出新闻“有术无学”说法的人,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此人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或者停留在既往的思维;第二种可能是他的思考处在操作层面上,即使是新闻职业人士,也可能并没有真正带入过学术思考,无论是社会科学的,还是批判的,或是阐释学意义上的;第三种可能性是他所见到的新闻学研究是徒有虚名的。在这些意义上说,如果有人一定说没有“学”,那一定是他不知道或没有能够探触到。
 
另外,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地位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闻传播有没有地位?我自己有过一个比喻,我认为现在进入一个弥漫传播的时代,新闻包括传媒,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空气般的存在。刚刚过去的疫情时期,大家也明显地感觉到,如果没有专业的媒体,没有专业的新闻,几乎是无法呼吸的,不是吗?所以基于这个隐喻,否认新闻传播的意义,那就是没有良心;考虑到这个隐喻的成立,再去否认新闻传播研究的意义,那就是没有头脑。所以我很难想象,有人在今天还会坚持说新闻“有术无学”。
 
我认为以应用型为理由,来质疑研究生化的教育,进而质疑培养高层次复合型新闻人才教改目标,这个逻辑是相当混乱的。
 
哥大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也是强应用型的,但是你能否认它是高层次复合型的吗?在美国,在一些欧洲国家,MA、MS基本上是专业教育,甚至就是高阶的职业养成,并不是学术研究的代名词。
1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新闻传播教育向何处去”的文章,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呼吁,学术硕士还是要与专业硕士相分别,而且专业硕士应该是研究生教育的重点。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只同意刚才你这个说法当中有一点是合理的:要重视最基础的本科教育。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都还是重视本科教育的。重视本科教育是不是就要为每一个学科开办本科专业呢?我答案也是否定的。本科教育不代表把每一个新闻传播学这类的专业教育都纳入到本科教育当中,尤其一二年级的通识教育时期。哥伦比亚大学不是,哈佛不是,斯坦福也不是,普林斯顿更不是了。所以大部分的一流大学,其做法刚好相反,是以通识教育而非专业教育为本科教育的基础,这是我刚才说的那番含义的逻辑所在。
 
(原载《新闻大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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