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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推迟小学放学时间,让学生做完作业再回家。这个建议在我所在的一个教授群里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认为,小学生就是应该玩;也有人说,考试制度不改革,取消家庭作业,就连家长都不答应。

这注定是一个所有人都有话想说、但说出来的话很可能针锋相对的议题。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人们公认“工作最辛苦的人是中小学生”,他们沉重的书包里装的不仅仅是学校的课本,还包括难以数计的各种家庭作业。可是,是否有人认真地估量过家庭作业的价值?与沉溺于玩耍相比,沉溺在家庭作业中是更好的选择吗?

美国有上百项研究都表明,家庭作业对于提高学习成绩往最好说也只具有适中的效果。它对高中生以及对于像数学这样的科目最有效。对小学生来说,家庭作业的学习价值十分微小。它在纪律和责任心方面的影响是未经证实的。而且,即使是高中生,家庭作业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并非不言自明:是更多的家庭作业造就了更好的学生呢,还是更好的学生因为喜欢做作业而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上面?

在价值不明的情况下,为什么整个社会要把家庭作业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也许是因为我们对孩子们腾出时间来要干的其他事情太看轻了。他们可以接触大自然,开展体育锻炼,和同伴培养友谊;当然,他们也可以玩各种游戏,“积极”地放松他们的头脑。玩游戏的孩子得到的是难度不断增加的挑战,这和他们在学校里因作业越来越难引发的畏难心理截然不同。

难道说,与读书相比,玩游戏是一种在认知上更加有益的活动?美国作家史蒂文·约翰逊曾经作过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几百年前人们首先发明了电子游戏,而书籍反成为儿童市场上姗姗来迟的文化产品,文化批评家们可能会这样说:

“读书会慢慢造成感觉的迟缓。长久以来的游戏传统令孩子们与鲜活的、三维的影音世界产生互动,在其中尽情遨游,并经由复杂的肢体活动对其加以控制,书籍却与之迥异,不过是印在纸上的一串串沉闷无趣的字符而已……而且读书悲剧性地把读者隔离开来。游戏在年轻人及其同伴之间架设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可以一同建构和探索世界,而读书却逼使孩子隐退到一个僻静之处,关门自守而断绝他/她和其他孩子的来往……

“但书籍最危险的特质或许在于,它们总是顺从一条固化的、线性的道路。读者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叙事,只能坐在那里被动地听别人讲故事……这就造成了如下风险:一种被动性会被广泛植入我们的孩子,令其感到自身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阅读不是一个主动的、富于参与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惟命是从的过程。”

当然,约翰逊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并不是完全可笑的,因为它道出了一个真理:读书与玩游戏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方式。读书的时候,书的内容是第一位的,因为通过读书学到的是显性(explicit)的知识。而当你玩游戏时,首要的价值是游戏怎样促你思考,即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这构成了杜威所说的“附带学习”(collateral learning),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显性学习逊色。

杜威认为学生的经验是教育的核心,学生不仅直接从显性课程中学习,而且也从所参与的活动中学习,他把后者称为附带学习(也有人译为伴随学习或间接学习)。杜威说,也许对教育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人只学习他正在学的东西。其实,除了人们经由专门学习有意获得的知识,还存在一种无意学到的知识,它包括通过交往、评价等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理想、情感、兴趣、意志等。杜威认为,附带学习可能比学校中有关阅读、地理、历史等的学习更重要,因为它可以培养学生面对未来生活最根本的态度。

在豆瓣有一部分群体称自己为“985废物”,上述为豆瓣部分相关小组截图

豆瓣「小镇做题家」小组内某讨论帖部分截图

 

变“聪明”意味着两种能力的同时提高――既掌握那些成形的知识,又具备灵活的解决问题的技能。真正的问题由此变成了如何找到两种能力的平衡点。切勿陷入把显性学习当成惟一的学习方式的误区。中国孩子的玩耍时间比起国外少得多,就是因为显性学习大大压制了附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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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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