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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2021胡门第一课:和北大学生谈元宇宙

传统的“胡门第一课”,主要谈人生问题,因为学生正处于有很多人生困惑的阶段。今年老师征集大家想听什么,意外地发现,呼声最高的是希望老师给讲讲元宇宙,排名第二的是如何自处、自洽以及与自己和解。

时间有限,毕竟不是上课修学分,老师试图把这两个需求串起来讲一下,可以归结为“在元宇宙大潮下如何自处”的问题,希望能引发同学们的思考。 

体验虽然虚幻,但胜过现实的悲惨

1974年,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体验机”(experience machine)的思想实验。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要求读者想象一下,我们有机会将自己插入一个“体验机”, 它可以在我们的大脑中模拟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所有最佳体验。比如,如果你梦想成为小说家,这台机器会使你觉得你在过着伟大的小说家的生活;如果你相信亲密关系,那么在机器里,你将拥有最充实的亲密关系;或者你追求享受,那么,一个充满了物欲满足的奢侈人生,就在机器里等着你。

诺齐克的思想实验前提很简单:假使你能被连接到这样一台“梦幻”机器上,让自身获得模拟的快乐体验——或是任何其他你想要的精神状态,因为体验机可以被编程——你会选择这台“体验机”而不是现实生活吗?

我们现场调查一下,选择机器的同学请举手。(有30%的同学选择机器。有数位同学问:选择机器,是不是就不能选择现实?有一位同学问:进入机器以后,可以在不同的元宇宙中穿梭么?)

诺齐克没有调查,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最终人们会选择真实的体验而不是机器生成的体验。他认为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不”,这是一个事实。他推断,如果进入机器意味着人们从此失去“与现实的接触”,那么人们就不会愿意与“体验机”及其所有愉快的感觉相连接。原因是,他相信人们想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有一个做事情的虚假体验。他还认为,人们仍然渴望一种比任何人造体验机所能提供的更强大的现实。

诺齐克用这个思想实验作为反对享乐主义的论据。享乐主义是这样一种伦理观点,认为生活中的最高利益是寻求最大的快乐。诺齐克指出,“体验机”表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重视的不仅仅是快感。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通过设想一台体验机,然后意识到我们不会使用它,从而了解到,除了体验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对我们很重要。”

选择红色药丸,还是蓝色药丸?这其实也是“体验机”测试

很显然,诺齐克从未见过马克·扎克伯格。

在Facebook时代,哲学教授问学生,他们是否愿意进入体验机——加上一些预警,比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在机器里,他们的亲人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决定而受到不利影响——由此得到的结果与诺齐克的预期大不相同。大部分学生都立即毫无保留地赞成进入体验机中生活,所以哲学课往下该怎么教呢? 

我作为老师,对同学们很同情。我认为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年轻人非常疲惫,甚至有点悲惨。很多回应其实不过是在说,“好吧,只要机器不会让任何人变得更糟,那么它似乎就比现实生活更好”。我认为这背后反映了一种愿望,即年轻人幻想不必处理现在正在处理的一切。

当然不能由此推论,想进入机器的人就一定全盘接受享乐主义。更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不重视除了愉悦的体验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可能只是意味着,在目前生活的重压下,年轻人的身心是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排挤了其他价值。

是的,诺齐克没经历过我们的时代,不知道我们有像微信或王者荣耀这样的“小小体验机”,早已经习惯于机器给我们带来的快感。然而这些东西和实际的体验机之间的巨大区别是,即使通过这些虚拟媒介,仍然有与真实的他人的真实关系发生,而不是纯粹地生活在体验机里。

体验与现实,Ken Laidlaw 绘

而这种区别可能会促使学生重新思考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同学马上想到,虽然我想进入体验机,但我也想同现实保持接触。

但是,体验机对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召唤,是因为大家几乎都会这么想:“如果我的生活真的很悲惨,我仍然会选择进入机器”——也就是说,即使所有这些体验都是假的或者虚幻的,也总比过着悲惨的生活好。

 

机器像人,而人像机器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技术改变我们的程度,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如何与人沟通或联系,而且是人们如何思考。它正在改变意识本身的结构。很多证据表明,随着我们与技术的不断接触,人类的思维正变得越来越像机器,越来越像计算。所以机器与人的影响是双向的。我们正在使技术更加栩栩如生,但同时技术也在使我们更加机器化。

我们心理构成的这种变化,可能是为什么像元宇宙这样的东西,今天会流行起来: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机器的“思考”方式之间没有那么大的脱节,至少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大。也许这使得我们可能称之为“逃避现实”的前景,看起来并不是真正的逃避现实,反而像离开一个现实而进入另一个现实,并且只是一种使生活更美好的正常方式。如果虚拟现实看起来与普通现实没有区别,那么它可能让我们觉得是一种生活的改进。

老师在课上一向讲,技术从来不中立。太多人在这一点上糊涂,比如相信技术中立的人提出的经典说法包括:“枪不杀人,是人杀人”,或者,“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砍人,关键看拿在谁手里”。

枪支的确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用途——比如把它用来做镇纸——但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不是拥枪的原因。枪支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开发的,人们一般是按照这一目的来使用它。

所以,许多时候,技术不只是被我们使用,而是基于它们自己的内部逻辑来调节我们。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老师在课堂上注意到的,学生们注意力跨度的变化是惊人的。在中国的大学里,有学校要求老师利用平台建设自己的网络课程,但要做8分钟左右的微课,因为据说大学生的注意力不会超过10分钟。这到底是大学还是幼儿园呢?你一路辅导补习,拼爹累妈,从重点中小学一路搏进名牌大学,就是为了重进幼儿园吗?大学非他,乃是专门进行“注意力的训练”(education of attention)的场所也。

大学乃注意力训练场所

其他变化还有很多,比如阅读风格:今天的人只浏览,而不是真正的阅读。又比如思考:我们越来越进入一种头脑的懒惰状态。抽象思考的能力确实是人类极其独特的东西。它需要一种不同的、非计算机化的方式来处理信息。但是,随着典型的人类认知方式的改变,这些都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愉悦的体验并非美好的生活

但让我们姑且先不谈认知,回到幸福这个关键问题上。除了功利主义之外的很多道德体系,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都认为幸福是生活的目的。不过对幸福如何理解,就见仁见智了。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相信进入虚拟现实并不是逃避现实,而“只是一种使生活更美好的正常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在谈论重新定义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客观地说,在元宇宙条件下,也不是完全的重新定义,因为那些愿意进入“体验机”的学生想确保,他们不只是一直在体验兴奋的感觉。他们认为需要有高潮和低谷,有成就和挑战。不同的是,只要他们“体验”到了,他们就不在乎这是否是真实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接受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方面,即幸福更像是人的自我繁育(human flourishing),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直感到满足,而是真正努力工作,克服挑战,完成事情。我们需要感觉好像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不论在虚拟空间,还是现实空间。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人可以像花一样繁育

但是,重新定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了,例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现实远比我们的感觉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某人的生活甚至在其死后也会变糟,如果他们的孩子毁掉他们的名誉的话。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生活如何发展是一件完全客观的事情,植根于真实的事件,而不仅仅是我们如何看待一件事情。 

而现在,看待事情变得重要起来。所以,眼下一代人的幸福感,和前人的幸福感,的确非常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反对享乐主义,这是因为,如果愉悦的体验是使生活变得美好的全部因素,那么大多数人的生活看起来是绝对可怕的。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的“反生育主义”的兴起:繁衍后代,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严重的不道德。这其实植根于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享乐主义描述--一个包含更多痛苦而非幸福的生活不值得活下去。它是一种“净的坏”。

反生育主义者认为大多数生命都是这样的,也许他们是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计算实例的话,生活通常包括更多的不快乐而不是幸福。

反生育主义者的幸福语言有其局限(来源:卫报)

所以,关于幸福的语言肯定有局限性,至少与年轻人交谈时是这样。对他们来说,“幸福”并不意味着任何其他东西,而只是一种快乐、轻松或满足的感觉。其实,幸福不仅仅是快乐。大家可能都看过《头脑特工队》,影片主创人员选择了“Joy”而不是“Happiness”作为唯一一种积极情绪的名字十分明智。归根结底,快乐只是幸福的要素之一,幸福可以与其他情绪混在一起,甚至包括悲伤。

在生活中,经历“情绪多样化”或是正反两种情绪都丰富的人,其心理健康状况更佳。我比你们年长太多,与你们相比,我更有可能同时经历看上去十分矛盾的情绪,比如,在快乐中夹杂悲伤,因为意识到快乐总有结束的那一刻。年轻人则更容易沉迷于事物光鲜的表面,比如,年轻时,谁会注意宴会后的杯盘狼藉,戏散场的孤独寂寞?

听上去有点悲凉,但年长者的这种情绪状态好不好呢?不一定坏,除了情绪的复杂度更高以外,年长的人由于知道失去的可能性,通常比年轻人更幸福,情绪上也更加稳定。

还有一个关键,与其纠结于“幸福”这个词,不如让我来告诉你们,在享乐主义版本的幸福之外,真的还有价值观的存在。我们需要钦佩那些为了一些似乎与幸福完全无关的其他好处,而愿意把自己在享乐意义上的幸福放在一边的人。这些追求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忠贞,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这里我们就回到诺齐克的结论:除了体验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对我们关系重大。

 

不要逃避,但相信命运

也许我说得不对,现在大学生似乎正在经历一种独特的困难。其实回顾历史,今天的生活总体上比其他时候要轻松得多。与100年前相比,痛苦要少得多。然而,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说法都无比正确,但它还是无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自我伤害、自杀和精神疾病的统计数据,以及每个人都感到的痛苦和注定的那种失败感。

部分原因是,我认为如果年轻人相信他们有一个未来,就可以处理掉很多痛苦。不少学生有点认为没有。假如他们真的认为生活没有意义,自己没有未来,那么哪怕是小的痛苦,也将更令他们难以承受。这是每个人,不仅是教育工作者,而且是每个与年轻人打交道的人,都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对于如何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好,我没有任何建议。但我确实认为,下一代人的生活,未见得有上一代人好。这让我很难过。所以最后我想说,在关于人性的看法上,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引进一个前科学概念,那就是命运。心理学家朱迪思·里奇·哈里斯引用了一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偏远乡村的妇女的例子,人们询问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她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我希望他成为什么并不要紧,关键取决于他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给大家的忠告是:不要逃避,但相信命运。逃避没有用,今天你以为逃避掉的,将来发现,它们还是会突然横亘在你的面前。相信命运,不是主张宿命论,而是在保持自我繁育的同时,等待属于你的机遇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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