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 

Dream of Paris

在巴黎唤醒表现的诗意✦

雪白的街道、木制的房子、无处不在的小提琴手

1910年，马克·夏加尔从圣彼得堡移居巴黎，发展他的艺术风格。在他刚到巴黎时，立体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式，而法国艺术仍然被“19世纪的物质主义观”所支配。然而夏加尔并非赤手空拳单闯艺术之都，来自白俄罗斯的他，有成熟的色彩天赋，对情感怀着新鲜的、不知羞耻的反应，喜欢诗歌和音乐，富于幽默感。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丰富的斯拉夫民间传说、犹太的哈西德精神、梦回萦绕的故乡维捷布斯克，还有心爱的女人贝拉。

即便他后来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家，夏加尔的视觉图像仓库永远不会超出他童年的风景，其中有雪白的街道、木制的房子和无处不在的小提琴手。童年的场景在画家的脑海中如此不可磨灭，并带有如此强烈的情感，以至于它们只能通过强迫性地重复相同的隐秘符号和意象来间接地释放出来。

多年以后，57岁的夏加尔客居美国，发表了一封题为《致我的城市维特布斯克》的公开信，证实了这一点：“我没有和你生活在一起，但我没有一幅画不带有你的精神和思考。”

夏加尔在维特布斯克的生活场景大多是在巴黎时画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画家的梦。画作蕴含的渴望和失落的基调，以及超脱和抽象的外观，使得阿波利奈尔为这些品质所深深震撼，发出了“超现实！”的惊叹。夏加尔的“动物/人类混合体和空中幻影”日后对超现实主义发挥了形成性影响。

然而，夏加尔并不希望他的作品与任何流派或运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他的个人符号语言仅对他自己是有意义的。虽说他一开始对立体主义做了短时间的实验，但他并不真正喜欢“在三角形桌上填满方形的梨子”。他觉得立体主义过度限制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只是将物体解构后重组，而他希望寻找更自由的表达方式，一种可以呈现内心真实的方式。夏加尔从立体主义那里学会了分解，但他分解的不是物体的结构，而是经验的记忆，他说：“我是将占据我内心的形象加以收集并画出来。”此时，他开始认为艺术是“从内部的存在向外涌现，从看到的物体产生精神的流露”，这与立体主义的创作方式恰好相反。

 I and the Village 

 Marc Chagall，1911

夏加尔根据情感和诗意的联想，而不是根据绘画逻辑的规则来构造他的图画。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詹姆斯·斯威尼写道：“这就是夏加尔对当代艺术的贡献：重新唤醒了一种表现的诗意，一方面避免了事实性的插图，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非形象性的抽象。”法国诗人和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说：“仅凭他一人之力，隐喻就在现代绘画中取得了胜利的回归。”

夏加尔的图像库，包括巨大的花束、忧郁的小丑、飞翔的恋人、神奇的动物、圣经中的先知和屋顶上的小提琴手，所有这些梦幻般的主题常常被置于一种“奇特的表现性并列”之中。尽管我们也会厌倦他过度重复的主题，以及他的太过平民化和多愁善感，但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的确达到了现代艺术中很少尝试的视觉隐喻的水平。

今天看夏加尔的作品，很多时候是颜色吸引和捕获了我们的注意力。夏加尔的这种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他依靠最简单的色彩运用就能给人以爆炸性运动的生动印象。艺术史学家雷蒙德·科尼亚赞叹说，“色彩是画面中活生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是被动的平淡，也不像后添的平庸。它们雕刻并激活了形状的体积……它们沉浸在幻想和发明中，增加了新的视角和渐变的、混合的色调……夏加尔的色彩甚至不试图模仿自然，而是暗示运动、平面和节奏”。

在他的一生中，他用色彩创造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完全是基于“他个人的看法”，所以毕加索才会如此评论夏加尔：“从马蒂斯以后，他是唯一真正懂得色彩的人。”

VOL.2 

Dark Europe 

焦虑倾注于欧洲的黑暗中✦

狂乱的头发、堕落的天使、以及云中的母亲和孩子

夏加尔被称作“欧洲第一代现代派的最后幸存者”，他曾说过：“很多人都说我的画是诗的、幻想的、迷误的。其实相反，我的绘画是写实的……”

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近百万犹太人流离失所，并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界定大多数东欧犹太人村镇生活的的残余部分。传统犹太社会的消逝给夏加尔这样的艺术家留下了强大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再能被有形的现实所满足。相反，这种文化成为一种情感和智力的来源，只存在于画家的想象中。

作为一个艺术家，夏加尔既是现代主义巴黎的产物，也是东欧犹太村镇的产物，是城市和农村、新和旧的混合体。这就是他最好的作品充满同情心和梦幻的原因。这也是夏加尔之所以成为夏加尔的原因。然而在这同情心和梦幻之后，马克·夏加尔一生经历了残酷的旅程，它是在战争、革命、反犹主义和大屠杀中展开的。他的作品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形势和气候。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个人色彩和特质，同时也传达了他对人类生存的讽刺剧、喜剧和悲剧的情感和审美反应。

30年代，夏加尔笔下的形象开始纷乱——留着胡子、拿着犹太法典的老人，相互拥抱的恋人，拉小提琴的牛，黑暗中的蜡烛，天空中的祖父钟，狂乱的头发，堕落的天使，以及云中的母亲和孩子。天使是血红色的，女人大多赤身裸体，男人要么睡着了，要么蒙着面，或是在哭泣。可怕的恐惧开始与异想天开相抗衡，没有人知道哪个会胜出。

 The Falling Angel 

 Marc Chagall，1923-47

夏加尔自己后来说：“大约两千年来，有一种能量储备养活了我们，支持了我们，充满了我们的生活，但在上个世纪，这种储备出现了裂缝，其组成部分开始瓦解。上帝、观点、颜色、圣经、形状、线条、传统、所谓的人文、爱、奉献、家庭、学校、教育、先知和基督本人。也许，我也曾在我的时代怀疑过吗？我把画倒过来画，将人斩首，把他们解剖，让碎片散落在空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另一种视角、另一种画面构成和另一种形式主义。 ”

当他在维捷布斯克画那个祖父钟和那条河时，他是在通过失去时间的经验来画时间的河流。这不完全是现代艺术，但作为二十世纪的废墟，它铭刻了我们的过去。在一首诗中，夏加尔问道：“我应该画大地、天空、我的心吗？城市在燃烧，我的兄弟在逃亡？我的眼睛在流泪。我应该跑到哪，飞向谁？”

VOL.3  

Love Is Everything? 

爱给人以翅膀，但不知会被吹向何方✦

拥抱、爱抚、在空中漂浮

夏加尔深爱的家乡维捷布斯克，24万人口中只有118人在二战后幸存。大地如此沉重，但夏加尔仍然想要飞翔。他在回忆故乡时写道：“我能看到，我被刻在了男孩的心里，但他仍然在‘飞’，他仍然在努力起飞，他的脑子里有‘风’。”

在他的画里，“恋人们互相寻找，拥抱，爱抚，在空中漂浮，在花环中相遇，伸展，俯冲，就像他们生动的白日梦中的悠扬的段落。杂技演员在茎的末端以异国花朵的优雅姿态扭曲自己；花和叶子到处都是”。

最为著名的作品，是艺术家画了一系列的飞行画来庆祝他和贝拉的爱情。两人不是“好像”在飞，而是在图解何为浪漫，即感觉比空气更轻，被托举，被提升，从天空掠过，浮现在俄罗斯村庄或埃菲尔铁塔之上。

夏加尔的爱情画是对人类飞行最生动的想象之一。这对情侣像小蝌蚪一样遨游，像强风中的风筝一样扯动。与下面的城镇相比，飞翔者很庞大。他们脚下地面的曲线反映了他们的空中视角。他们无视地心引力，仿佛爱情在接吻时将他俩抛入空中；他们有时牵着手，有时沐浴在月光下，被生命的力量神奇地从地面抬起，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生活中所有的世俗事物突然显得灰暗而不相关。

 Over the Town 

 Marc Chagall，1918

对于马克·夏加尔的艺术，熟悉贝拉·罗森菲尔德是很重要的：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位大师的许多作品中，她是他的灯塔、缪斯女神、模特和忠诚的妻子。艺术史学家估计，在夏加尔的画作中，可以看到她的形象超过两千幅。

1909年，马克初次遇到贝拉时她还只是个女孩，6年后，在巴黎追求了几年的艺术生涯，马克回到家乡与贝拉成婚。当时她写到一种感觉，夏加尔在他的画中如此美丽地描绘了这种感觉。“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要起飞了。你也是单腿站立，仿佛这个小房间再也容纳不下你了。你腾空而起，直达天花板。你的头转向我，把我的头转向你……我们飞过花田、百叶窗式的房子、屋顶、院子、教堂。”

此后，艺术家把飞行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摆脱地球引力的自由，给人以爱。

然而，重力的束缚毕竟无法轻易逃脱，仔细看这些飞行画，马克和贝拉既主动又被动。有时两人就像皱巴巴的、飘动的纸片，被风吹到这里，又吹到那里。他们感到有力量，又完全无助。这对夫妇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也承受了很多困难、贫穷、误解和偏执。马克在他的艺术中寻求安慰，而贝拉则分散时间，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写作和表演梦想而选择照顾他，并不得不经常独自抚养他们的女儿（当得知心爱的妻子生下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时，他非常生气，有四天之久都没有去医院看母女俩）。贝拉成为马克的评论家、经纪人、翻译和社交大使，当然也是他的模特。直到流亡纽约的最后几年里，贝拉才用意第绪语写下自己的回忆录《燃烧的光芒》，讲述她在维捷布斯克的童年。1944年，她死于喉咙感染，因为战时缺乏青霉素而不治。

她毕竟是在马克身上浪费了她的生命吗？当然，夏加尔是一个伟人，他找到了一个相信他、照顾他并在他的力量被削弱时能借力给他的女人，可这个女人自己对创造性生活的需求他几乎没有注意到，更不用说加以支持。《燃烧的光芒》将贝拉和对维捷布斯克的回忆与夏加尔许多以蜡烛和烛台为主题的画作联系起来，其中有光芒四射的，也有未点燃的。

夏加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流亡者；先是选择，后来是为环境所迫。他很容易认同流浪犹太人的形象，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反犹太世界中寻找慰藉。人们对夏加尔的印象——屋顶上绿脸提琴手的色彩斑斓和新娘与花束的浪漫场景——只是他故事的一部分。他在1946年抱怨说，“今天人们称我为童话和幻想的画家”。而正是这些“童话和幻想”让他在后人的心目中经久不衰。可见，我们永远需要幻想，但却大多不懂得幻想背后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