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的时代到来了-胡泳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一种新的信息流动空间的出现

　　关于《众声喧哗》这本书，首先要从两个我在写书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故事谈起。

　　2006年，我在央视财经频道打造的一档全新真人秀节目任总编辑，第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节目组中。

　　《赢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2006年推出的一档创业选拔节目，在全国范围内对创业者进行海选，经过层层考核脱颖而出的5名优胜者，最终将获得由风险投资商提供的创业资本。

　　2006年8月3日零时05分，《赢在中国》一名入围3000名的选手在栏目雅虎官方网站（http://win.cn.yahoo.com）留下“生命中最后的博客”后失去联系。这位来自新疆的选手名叫谭曼生，他在这篇题为《一个赢在中国选手的没落》的博客中说：

　　“今天是8月2日，农历的七月初九，牛郎与织女在前晚已经相会过了。而此际的我坐在陌生的城市，坐在陌生的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写我可能是人生最后的博客。因为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捱到明天，我的人生的火焰将在今夜的黎明前坠灭。我的口袋里在缴了10块钱的网费之后还只有9块钱了，我想在走向黎明前用它来做自己最后的早餐。”

　　这篇博客立刻引起了众多关注，栏目组联合湖南（谭的家乡）、新疆（谭此前工作所在地）和陕西（谭上网写博客的地方）媒体以及一些网友开始联合寻人行动，以挽救一个可能绝望的生命。

　　经历了60多个小时的苦苦期待与寻找，8月5日18时29分，谭曼生终于在《赢在中国》官方网站现身，他在题为“谢谢！谢谢！！谢谢！！！”的博客中说：“面对死亡，我不知道怎么去感谢关心我的人！面对活者，面对劫后余生，我要向你们鞠躬致谢！”

　　《华商报》记者在事后采访中追问谭曼生写博客的情形时，他的回答饶有兴味：“博客是写给自己的，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看。”

　　第二个故事，来自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就读博士时，系主任张鸣教授同院长李景治教授的一场“笔墨官司”。2007年3月12日，张鸣在新浪博客上称，因两次触怒院长李景治也许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3月13日，他补充说，之所以把自己的事在博客上登出来，“不是申冤，也不是想炒作”，只是想说明“现在的大学，其行政化和衙门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3月14日，他发表“我为什么和领导结下梁子”，称大学与官场没有区别。

　　从3月16日到3月20日，国际关系学院网站在显著位置刊登四封公开信，回应张鸣言论。其中说，“我们坚决反对张鸣教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任何单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肆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先河。”张鸣教授“到处说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实际上由于他在网络和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和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的跟帖，学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不少无辜的老师才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张鸣教授才是真正侵害别人的人”。

　　3月16日，张鸣被撤职。3月30日，张鸣在致“各位网友”的信中说：“‘张鸣事件’已经落幕，希望大家不要纠缠此事本身，把视线放远一点，参加‘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的讨论，分析其病状、危害，找出解决之道。”

　　谭曼生把写给自己的东西贴在一个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公共网站上，接着对人们看到了以后的反应和行动持完全惊讶的态度；“张鸣事件”中，一个当事人把单位的具体事件放在公共大平台上进行讨论，就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问题向公众寻找解决问题的资源，而另一个当事人则利用学院的官方网站来回应，这典型地说明了在互联网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混淆与交叉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一种新的信息流动空间的出现，在我们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改写我们的生活体验。

　　博客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由此，我开始思考博客的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双重特性问题。自2005年，博客开始在中国兴起。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看，博客日志是最接近万维网原初的读/写设想的网络工具,它也是使网络出版真正得以实现的第一种工具。博客日志构成了网页/BBS/电子邮件的一种组合体，既可用作单向也可用作双向的传播，博客读者的互动程度也可因其意愿而定。他们可以只是阅读帖子，也可以探索链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分析和意见连同额外的信息发给原帖的作者，还可以同这个作者以及更多的读者展开对话。博客日志的编辑过程在博客之间发生，它是公开的、实时的，经由链接、评论和引用联系为一体。

　　一位资深博主说：“个性和有趣的链接是博客日志成为好的读物的两个条件。”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Blogger写作软件的发明者之一，认为“博客的概念包含三点：经常性、简洁性和个性”。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个性对博客的重要性。博客日志提供了一种流动的和鲜活的自我表现形式，从而给博客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妇女记录她们初为人母的心情，癌症患者和得了其他不治之症的人叙述自己与病魔斗争的经历，通过对自己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的日常记录，博主们给自己的生活阶段和生命周期赋予了形式与意义。

　　由此来看，博客作为日志，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媒体。这在实证研究上也被证实。大部分私人日记都相当孤立，也只有很少的人阅读，但它们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博客日志的主体。赫林等人2004年的抽样调查发现，70.4%的博客日志是私人日记形式的，“作者在其中报告他们的生活以及内心的想法和感情”。

　　调查还发现，样本中平均每篇博客日志只有0.3条评论，1/3的博客日志没有任何链接。这和人们通常认定的博客圈的互联性和对话性都相反。赫林等人指出：“常见的叙述夸大了博客链接、互动和关注外部事件的程度，低估了博客日志作为一种个性化、私密化的个人表达形式的重要性。”

　　2003年10月，网络咨询公司Perseus的另一项调查发现，“典型的博客日志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书写的，一个月更新两次，向她的朋友和同学报告她生活中的种种”。调查还指出，92.4％的博客日志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创建的。女性比男性更喜欢写日志，在托管日志中，女性作者的比例为56％，男性为44％。不过，对博客的性别差异尚未取得定论，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研究者调查的博客人群不同。

　　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工作委员会博客研究组在2006年9月发布《中国博客调查报告2006》，其中发现：从网民建博客的目的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网民（83.5％）建博客是为了“记录自己的心情”，从这个角度看，博客的“私人日记”身份更为明显；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超过60％的用户同时提到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虽然是个人日志，照理说大多数人应该不会愿意与他人分享，而更愿意个人保存，而调查却显示：只有17.8％的用户表示“不希望太多的人看自己的博客”，而“非常关注点击量”的博客则达到了30％。由此来看，博客的内容虽然是个人生活与心路的记录，但是从记录的目的看，更多的是在传播个人的观点，而不是纯粹地为记录而记录。

　　总的来说，尽管反馈机制是存在的，但博客对自己的读者所知甚少。他们只能通过三种办法了解读者：阅读对帖子的评论，检查谁登录了自己的博客，检查引用情况。然而，一个人写博客时间的长短，与其是否了解谁在读他的博客之间不存在关系。换言之，即使是那些写了很长时间博客的人，也照样不清楚自己的读者。对博客作者而言，存在着核心读者和边缘读者的区分。他们通常熟悉自己的核心读者，但这些人只占读者总体的很小一部分，然而，作者却往往会从这一小部分读者的角度来考虑更广泛的读者。这在隐私方面具有重大含义，即作者很可能在和亲密朋友交流的时候，忘记了很多圈外的人，因此看到了他们不应该看到的内容。

　　与此同时，博客上出现一个愈来愈常见的现象：许多人在个人日志中批评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所看不惯的人或事，或抨击某些自己亲身遭遇的不公不义的体制。

　　2005年5月至9月，湖北黄石民警吴幼明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诸多讲述他作为基层民警亲身经历的文章，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网上用真名公开公安机关领导给基层民警下达罚款任务的警察”。他的《死去的人下不了户口，活着的人上不了户口》被《南方周末》部分转载；2007年3月，他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更发出题为《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的公开信。

　　媒体称其为“另类警察”，吴幼明自称为“叛徒警察”。3月16日晚，吴在博客中公布，当天上午他已被黄石市公安局正式辞退。整个过程中，吴强调的话有两点：一是这是一场个人与体制之争；二是他和领导并没有私人恩怨，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讲真话”。“全国有180万民警，最少有90万在基层，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我说出的事实吗？我为我说了真话而自豪。”

　　无独有偶，张鸣在他的博客中称：“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院长，而是一个体制……我实在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一个博士生导师，一个没有读过正规大学的普通民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博客实名揭露所在单位的弊端，并坚持他们讨论的是普遍性问题而非局部性问题。博客的公共性质于此暴露无遗。

　　我们看到，博客提供信息的方式是其他媒体做不到的。例如，博客抢先报道传统媒体没有报道的事情，使新闻得到持续的关注，提供其他信息源的链接，并展开深入而有见地的评论和分析。博主们承认自己并不客观，其所做的一切是传统媒体的守门人无法加以过滤和审查的。

　　许多人阅读博客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或不喜欢传统媒体。他们并不完全回避传统媒体，但对那些充满偏见的、肤浅的新闻反感至极。他们把博客当作传统媒体的替代物，因为他们认为博客能够刊发传统媒体忽略或掩饰的东西，而对媒体报道的东西，博客可以提供批判性的审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博客的定义要看它不是什么，而不只是看它是什么：它不是传统媒体。我们清晰地看到，博客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媒体，它具有公共性。博客可以动员公民集结在一个事业下，引发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例如，在华南虎事件中，“拍虎英雄周正龙”的行为被网民揭穿，众多博客的矛头由“正龙造假”直指“官员护假”，网络打假风起云涌，官员“网络化生存”的时代开始来临。

　　“共有媒体”：从公众角度对媒体的定义

　　十分明显，博客提供了一个与传统形式极为不同的表达的论坛。它是个人化的，但它同时又能到达广大的受众。它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有专业化的守门人把关，而是依赖于个人用户在一个持续的基础上产生内容。它能够形成很强的自我感，这是在线日记的书写特性所决定的；然而，所书写的信息又是公开的，能够在大范围内传播，这使得博客又可以成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

　　博客显示了一种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矛盾性组合，因而，它挑战了我们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传统理解。新的媒介技术使个人拥有了把个性化的体验向广大公众传播的力量，在其不断以各种形式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私人空间变成了公共性的，而部分公共空间又被私人化了。

　　这些事例反映出新媒体的某种根本特性：由于数字媒体兼具印刷、视听媒体的功能，并且还能发挥人际传播的功能（这却是过去印刷、视听等大众媒体做不到的），它构成了一种单向交流和多向交流同时发生的媒体。传统上人们会把公共交流和私人交流区分开来：你可以在酒吧间里说些你永远也不会在电视上说的话。然而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私人之间传递讯息的通道，而且也是一个公共空间。打个比方，客厅和卧室现在似乎并为一处了。

　　在以博客为代表的新媒体中，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法律层面上，私人的界限都尚未清晰地建立起来，新的公共规范也尚未形成，致使个人在遇到公私纠缠的情况时，采取的是一种模糊的态度和随机应变的方法。这种模糊性和随机性构成了本书研究问题的起点，即网络空间是公域还是私域、公域与私域又该如何界定的问题。

　　在这种新的信息流动空间中，公众不仅没有形体，甚至也没有空间位置；与此同时，“私人的”也变得模糊难辨，一方面个人隐私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另一方面，新媒体又成为人们重构自我的工具。我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它具有超文本、多媒体与互动性三大特征，具体种类包括电子邮件列表、讨论组、聊天、博客、播客、维基系统、社会性软件与虚拟社区、协同出版、XML联合、对等传播、视频分享、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等。

　　在旧的媒体系统中，媒体是一种国家和公司所有物，个人没有办法参与到媒体中。让媒体从幕后走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区别公众与受众的不同。受众是被动的；而公众则富于参与性。我们需要一种从公众角度对媒体的定义。

　　“共有媒体”正是这样一种从公众角度对媒体的定义。我们不应该再把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成不同的角色来谈论，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作依照新规则彼此互动的参与者。超文本、多媒体与互动性三大特征都要从这三方面来理解。

　　超文本能制造出不同文本间的联系，比事物间联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联系；网络多媒体的娱乐价值不能仅用网民们的所看所听来衡量，也要把握他们在网上从事的活动，观察这些活动对发展网民自己的个人叙事有哪些直接影响。而网络互动性所造成的个人自主性是一种实际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书斋里的哲学概念。首先，个人可以不必经他人允许或与他人合作而自行独立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表达，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大幅度减少对20世纪的商业性大众媒体的依赖。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可以同他人结成松散的联系以从事更多的活动，这种联系不必是正式组织中的那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但它绝非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随着相距遥远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合作越来越普遍，共同开展网络事业的想法有了良好的实践可能，个人自己能够选择的项目范围也大幅增加了。

　　如果过去的媒体消费者被假定为被动的，共有媒体的消费者是主动的。如果过去的消费者是可以预期的，停留在媒体机构指定他们停留的地方，共有媒体的消费者是迁移性的，对电视和其他主流媒体的忠诚度日益下降。如果过去的消费者是彼此分开的个人，共有媒体的消费者具有更多的社交关系；如果过去的消费者是寂静和不可见的，共有媒体的消费者现在公开发出了很多声音。

　　网络上的公共领域是否可能

　　在“共有媒体”这一新概念下，本书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共有媒体对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的影响；在共有媒体中，公与私的区分如何充满了流动性和多变性；共有媒体在帮助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的重大作用。

　　本书使用公民共和主义框架，来分析在新的共有媒体中，传统的公私两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如何在社会变化和政治辩驳的双重压力下被重构。所谓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就是把公共生活的核心看作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的”也就是“政治的”。但此一框架下的政治含义指的并不是国家的行政管理，而是意味着一个讨论、争辩、协商、集体决策并一致行动的世界。公共领域首先是一个参与性的自我决定、审慎选择和自觉合作的领域，所有这些都是在同等的人中间进行的，其逻辑同市场和国家都判然有别。阿伦特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都是循着这样的理路提出来的。他们划出了一个公民的活跃地带，就像“公共的”（也就是政治的）不能被仅仅限于国家一样，在国家以外的社会生活也不能简单地被归属于“私人的”，还存在第三种中间性的空间。

　　我们关于单纯的、统一的公共领域的习惯认识，以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理念，如典型的公众舆论、人人称许的共同善和鲜明的公私区分，全部都变得过时了。公共生活被“重新封建化”，但不是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而是打破了旧有的单一性，不同的“亚领域”的混合，组成了“一幅大小有异、互叠互联的公共领域的复杂的镶嵌图”。互联网以其超链接的联系和多个既重叠又互联的论坛，构成了这种新的结构的完美典范。这种情形又被新旧媒体间的交叉参照和互相丰富所补充。

　　那么，在共有媒体中，这些不同的“亚领域”，是会继续碎片化，还是会走向统一？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共同利益是不是能够形成，一直是值得存疑的问题，而从现在的情形来看，互联网似乎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互联网鼓励异议，然而这些异议很难达成共识。

　　笔者强调，在观察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时，我们应该将其同受到结构性局限的大众媒体的公共领域相比较。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世界人口的可观部分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成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共有媒体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批评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有人指出在互联网的爆炸成长中，获得注意力将和在大众媒体语境下一样困难。因此，如同大众媒体，金钱最终也会决定谁在网上能被听到。有人担心个人从定制化的窗口中观看世界，政治话语和行动因此丧失了共同的基础，而这种碎片化最终会导致群体极化。还有人从分析网络特性中发现，只有少数网站被大量链接，互联网、万维网、博客圈，都遵循同样的规律，互联网在复制大众媒体的模式，虽然增加了更多的声音，但在结构上并没有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此种观点被率先开展这类研究的阿尔伯托－拉齐奥?巴拉巴西表达得最为清楚：“我们的网络图绘计划的最引人入胜的结果是，网上完全缺少民主、公平和平等的价值。”有人担心网络造就了一代暴民，使得“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民意表达的空间，现在却成为暴虐滋生的温床；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建设性意见传达的窗口，现在却成为一部分人发泄的通道”。

　　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过于混乱或者过于集中，以至于在民主对话方面很难比大众媒体做得更好。网络拓扑学的确显示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册子作者”或者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肥皂箱上演讲的想法的虚幻，因为你固然可以讲，但有没有人听是另外一回事。网络不平等性的发现确实让很多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作用产生怀疑，但必须指出的是，怀疑者使用了错误的基线。在复杂的、大型的民主政体中，从来就不可能出现每个人都可以说话、每个人又都能被听到的状况。拿来比较的基线应该是传统大众媒体的单向结构。如果说网络公共领域能够吸纳更多的观点，能够颠覆少数人的话语霸权，能够提供难以收买的意见平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网络公共领域在结构上对大众媒体主导的公共领域具有优越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爱好者》2012年12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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