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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互联网重构现代中国

20年,互联网重构现代中国

 

2014042710:01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天潘

 

在互联网中,主体已经是民众(网民),议题设置的权利在民众之中。在这个体制话语失势的过程中,解构与新的建构在同时进行,解构的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社会话语,而建构的则是自下而上的网络舆论场。

 

1994年的4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这成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始点。如今,20年过去了,互联网在中国已经几乎无所不在,成为改变中国的重要因素,像一台力量巨大的驱动器,推动着中国走向现代,与世界融为一体,互联网彻底地改变了中国。

  尽管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互联网进入中国的这20年,其意义之大,是任何语言都难以穷尽的,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任何一个角度,都有无数值得去探讨的话题。本文将从社会学的一个维度,去分析互联网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治理所带来的意义。

  互联网带来的后喻时代

  1996年,一个叫马克·德瑞的人在形容20世纪末赛博文化(泛指一切由电脑、网络技术带来的,或与电脑网络相关的当代文化及文化产品)兴起的速度时,运用了“第二宇宙速度”作比喻。这是个很形象的比喻。写了《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在描述美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时也曾说:“互联网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沟通媒介穿透率:在美国,收音机广播花了30年才涵盖6000万人;电视在15年内达到了这种传散水准;全球信息网发展之后,互联网只花了3年就达到了。”而在2000年,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代表作《流动的现代性》中,从理论上为这个被互联网彻底改变的世界,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当前的社会已由过往的固态、厚重与稳定状态转为液态、轻盈与多变的特质,‘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

  正如国内鲍曼研究者与翻译者郑莉总结的,在鲍曼看来,“流动的”(liquid,液体的)一词,不仅因为液体所具有的渗出、涌流等易变与快速移动特性更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现实,而且还因为它暗示了时空关系的重大转变。这种时空关系的变化推动了现代性从沉重的、固态的(solid)现代性到轻快的、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鲍曼将这一转变过程称为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深远影响的新的起点。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谁运动和行动得更快,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更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或社会形态:后喻文化,然后进入了后喻时代。所谓后喻时代,指的是在当今高科技时代的某种条件下,晚辈(或学生)由于掌握了一定的新知识新技能,给前辈(或教师)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时代。文化反哺是后喻时代的最基本特征。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时代。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这主要发生在农业时代;“并喻文化”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由此进入了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期。“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米德在文章中如是总结道。

  这种倒置,就首先直白地体现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老一辈由于后天的生存经验,获得了尊重,年轻的人都得接受老辈所遗留下来的经验规律。而现在,在这个信息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的来源已然摆脱代际之间线性的承接,而是多元化的知识获取,年轻人因为学习与接受能力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技能。老一辈较之则往往落后,因此在信息权威上完全沦陷了。现在年龄越小技术能力越强,话语主导性也越高了。

  在互联网中,已然呈现权威倒置现象,这从社会层面体现出来,象征权威的政府在信息化方面一直都显得步履蹒跚,要紧赶慢赶才能跟上公众的脚步。因此,作为互联网体系下的政府—这个庞大的机器,必然要被拖累到这种倒置之中。这是时代的现实权力与话语权的自然接力,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进步。

  在网络这个流动性最强的时空里,政府更像是鲍曼所说的“沉重的、固态的”“福特主义工厂”,体现了早期现代性的沉重、庞大、静止、固态的特征。于是,政府在灵动与轻快的互联网中,从教导、教育民众,变成了被教育的对象,成为互联网的后进生。这为社会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互联网中,主体已经是民众(网民),议题设置的权利在民众之中。在这个体制话语失势的过程中,解构与新的建构在同时进行,解构的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社会话语,而建构的则是自下而上的网络舆论场。这一点在中国的互联网中尤为明显,这些年的网络反腐,通过网络爆料、微博举报等,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倒逼着政府的作为与改革。通过互联网这样的解构、建构,民众在后喻着政府,推动着其前行。

  现在整个世界,从文化到政治再到社会,这样结构倒置的嬗变都在发生着。互联网的核心精髓是自由、开放、灵动、变化、创新,这是互联网的生命力来源,这一点与体制下的科层制,是截然相反的。在流动中,权威在互联网中也是极为不稳定的,所以就不要去追求前现代社会的这个凝固属性特征。因此,体制也不必焦虑,虚心学习,跟上时代脚步,顺势而为即可。

  互联网塑造新型社会格局

  这种互联网中自下而上的话语权新形态,在更深远的意义上,还塑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格局。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他解释,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组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根植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教授李强等认为,传统社会结构中各社会要素上下、垂直的结构形态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结构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形态进行分层,而是重新依据兴趣、爱好等方式进行重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变为扁平化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这也在说明着,一个互联网的自由、开放、平等的市民社会的实质形成,而且还在日益成长,在重塑着社会,任凭力量也无法阻止。这一切,都来源于互联网带来的公民自我赋权。卡斯特如此概述:“网络文化是由人类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统治信仰组成的,由崛起于自由、公开的技术创新执行,深植于以重塑社会为目标的虚拟网络之中,并由金钱驱使的企业家在新经济的运行之中使之物质化。”最后不断地竞争、扩散,快速地更新技术,实现了技术赋权。

  通过互联网之上的各种媒体形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提出了“新媒介赋权”,她认为:“互联网是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人在技术赋权下更是以肯定性的姿态入场,强调人的反省、反思、自决、担当、行动及自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多元主体间权力博弈的过程,注重合法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解构与重构。”她也引用了戴瑞克的一句话:“人类目前正进入第三个媒介时代:即赛伯文化的时代,网络的智能环境带来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心智时代。”

  师曾志进一步解释:“网络里形成的是新的社会关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一种权力再造或者权力解构的过程。这种新的权利的产生和新的社会关系的现状,也在意味着它在推动新的社会发展的方向,就是民主化的趋势。这种民主化的趋势可以看到主要是新媒介赋予了三方面的权利,第一,我们获得信息的权利;第二,获得了可以表达的权利;第三是获得了行动的权利。”

  当然,这种技术赋权,也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曲径通幽。常被誉为在中国进行数字化普及的第一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在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缩紧时,互联网以其有效性和灵活性,成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国而言,这种工具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技术赋权,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中的市民社会,然后在线下切实影响了中国社会。于是,线上的中国与线下的中国,组成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人的解放与不确定的美好

  以互联网技术或产品来说,从BBS到博客,再到微博,再到微信,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更有意思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技术产品是什么。博客第一人徐静蕾、微博女王姚晨,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才发现,不管当时多么风光,她们也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之处。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精彩是什么,永远有新的期待,而谁一旦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成为弄潮儿,而如果跟不上网络潮流,只会被社会淘汰。

  在技术与产品之外,这些产品的使用者即人,一切皆有可能的美好,也被互联网激活了。因为互联网,在任何一种逼仄的社会形态下,都可以为多元化社会提供一个存在与生长的基础。也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充分的人的解放。信息的流动促进了人的解放,有更多的信息,才有更多的可能。信息的自由,保障了人的流动与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信息平等了,自由共享了的时候,人才能有真正的解放。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随着互联网的与世界通联,被打开了,视野与见识,发生了全面的进化,与世界一体化了。

  被互联网解放的人们,就如流动的水流一样,进入了快速变化的洪流中。稳定、一成不变之类所制造的安全感,成为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流动的现代社会的死对头。卡斯特在2002年接受中国一家媒体采访时说过:“工业革命把店主与工匠们编入大组织、大工厂。信息时代恰好相反:打碎大组织,重组为网络,个人在其中流动,一辈子不断换工作,接新活儿。今天你可能是一个银行的经理,下个月你会代表现在的银行到另一家银行做咨询。明年你去别的城市帮这两家银行建分所。后年你开自己的咨询公司,为先前建立的客户网服务……总之,能把握住不确定性,在工作及家庭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活会充满兴奋与创新。把握不住的人则将生活在一个恐怖的世界里,因为一切都不可理解,不可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相反,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塑造更为神圣的东西:即开放、自由、平等,人们终于可以在互联网上,寻求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被禁锢的社会位置之外的全新的东西。

  互联网中的中国,打破了中心,解构了权威,倒置了话语权,建构了新秩序,促进了人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流通,重构了一个现代中国,尽管我们也面临更多的风险、危机与不确定性,人们一贯追求的稳定感、归属感等被激荡冲刷,但正如写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美国政治哲学学者马歇尔·伯曼说的:“在这个世界上,稳定只能意味着熵,意味着缓慢死亡,而我们的进步感和成长感是我们确信自己活着的惟一方式。”只有未知和不确定性,才是我们能够唯一被知晓和确定的存在,这样的状态,正如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的那个未知与不确定的明天,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更美好的?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http://media.sohu.com/20140427/n3988695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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