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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4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朱伟

2014-08-21 09:45 

一本杂志要不断地往前走，只许增长不许下滑并不容易。它有赖于团队中始终能有一种追赶的力量在层层推动，这种追赶的力量必须来自新的因素，只有新的因素才能成为新的生产力。

“一本杂志与他倡导的生活”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广告语。概括出这句话的是苗炜，时间大约是1999年。那时候周刊已经基本立足，从生存压力中走出来后，需要讨论出一个营销口号。苗炜善于绕出这样的句子，当时就觉得这个口号特别能概括我们的想法，尤其是这个男性的“他”。“他”意味着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在我们创刊两年后，曾有一位广西读者这样比较准确地描述过——

嗯。首先肯定是位颇有阳刚之气的男性——这份杂志没有脂粉气。

是位年轻的男子。爱漂亮的汽车和男用化妆品。不过他不是大款，他关心老百姓的房子、票子，还有上厕所，倒垃圾。

那么他是平民？也不像是，他可不俗，他的“街谈巷议”更像客厅里的沙龙。他熟悉品牌，熟悉夜生活，熟悉卡通，熟悉所有前卫的消费。总之，他羡慕财富与地位。

他当然拥有一张或几张高学历的文凭。他那么开心地侃侃而谈“数字化生存”，这可不是人人都懂的学问。对，他一定留过学（美国）。你看，他懂得世界上那么多事情里的事情，他说话时常爱夹带着几个英文单词。他让哺育过他的，双手长满老茧的父老乡亲在陌生惶惑中混杂着自豪和欣喜。

他有时故作调皮：在圆桌上他和朋友讨论马桶盖问题。现如今作兴在貌似平淡的语言里蘸一点幽默之水来作比王朔更庄重一些的文字游戏。

他有时故作深沉：在玩了一上午电脑后，再作一长夜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严肃思考。

他思维敏捷，才华横溢，他求知世界，关心地球凉热；他用大量精确的小数点、百分比来丈量大中国前进的足迹以及和世界的距离。

他直率、充满朝气。他没有世故者让人疑惑的面孔，也没有假道学一本正经的口气。他好奇，最欣赏个性差异。他最厌烦“我是你大姐”那类已不年轻的略作教导和套近乎的人群的陈规旧矩。

至于他对年轻姑娘的态度嘛……他没说。可是这还用说吗？正因为不少有品位的女孩儿对他雅皮士的派头动了心，他才会这样神气。

这封来信当时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现在做800期回顾，当阎琪帮我从留存的资料中重新找到它，读着就想起在净土胡同初创的往事，只觉得亲切。它所描写的这个人，倒是极像1995年我们聚在一起最初的这个群体：方向明，苗炜，舒可文，刘怀昭，胡泳，王锋……，其中的很多特征来自苗炜。

办杂志，首先就要讨论定位，所谓定位，其实是一种气质，这气质必然是做杂志的人自己所拥有所追求的，是你用你这种气质去吸引、聚拢读者的过程。那么，杂志是主编气质的体现吗？我觉得不应该是。如果是主编一人的气质，杂志就不能构成一个丰厚的气场，所以，主编的工作不过是寻找一个可以凝聚气质的坐标而已。我初创《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这个坐标就暗暗建立在苗炜身上——他北师大中文系毕业，一个本质上的文学青年，向往花花世界，不愿被任何束缚所累，他代表着文革后生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追求就是我的坐标，他们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目标读者群。

我的工作是要对这个群体的追求作出敏锐的反应。

究竟办一本什么样的生活周刊，在我1995年8月开始接任这个杂志当执行主编前，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思考过了。三联书店在1993年筹备《三联生活周刊》创刊时，就将其定位于“比《读书》杂志的读者群略低，能够构成较宽的影响辐射，《生活》、《读书》、《新知》将来能形成一个读者的梯级，《新知》高端一点，《生活》低端一点，《读书》居中。”这是当时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的设想。作为《三联生活周刊》创刊时的具体设计者，董秀玉希望的生活周刊，是能在新闻、文化与生活之间找到一种关系，找到一座有自己特色的桥梁。在这种关系中，新闻与文化是两个前提——不以新闻为前提，就不需要周刊这样的节奏了，也不可能有大的商业前景。而如果没有文化的前提，又不能体现三联书店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出版社的背景，就会等同于其他新闻媒体。在我接手这本刊物前，从钱刚到徐友渔、朱学勤再到杨浪，董秀玉其实一直在苦苦地试这两者的主次关系。她对生活周刊的期望值很高，因为生活周刊是她做强三联书店的一个极重要的棋子。

等到我上任时候，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这种关系似乎已经明晰了：新闻只作为前提，更看重文化对新闻的表述，从中来体现生活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回想1995年我刚开始走进净土胡同的时候，是充满雄心大志的。我当时逢朋友就说，每一个新时代到来前，总需要有人为这个时代讨论一些新的生活规则，推动新的生活规则的建立。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的时候，欧洲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他们的讨论，在反思中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这概念当然有点自大，但它确实容易鼓起自己的意气，从效果确定论，也从一开始就把《三联生活周刊》摆到了一个大视野中。当时确定我们要讨论的方向是——重新讨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本杂志与他倡导的生活”，应该是在这种关系反思中所确立的生活。

但真要进入到操作，必须因人而宜，这就是坐标的选择——在人才选择可能性有限的前提下作出判断。当时钱刚、杨浪时代留下的能写稿的只有5个人：方向明原是《中国青年报》的经济记者，张晓莉是他的助手；苗炜、刘君梅和王锋分别是钱刚时代培养的体育、社会与文化记者。这5个人，以方向明为主是明确的，因为其他人当时连独立操作封面故事的能力都不足。但如果不改变方向明的方向，他就还会走传统新闻的老路——我接手编的第一本周刊——试刊的1995年第五期封面做的就是邓斌集资案。这种重大案件的深度其实是走不通的：方向明当时自以为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我们也曾寄望它能一下子成为畅销刊，洛阳纸贵。但事实却是，因为案件未审结，核心材料并不能证实，不能证实的材料就不能正式发表，于是，最后删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空洞的架子。

那时《三联生活周刊》是国内第一个使用芬兰进口的轻涂纸的，纸从天津报关入口，用卡车运到北京，第一个印刷周刊的是新华彩印厂。轻涂纸软而薄，躺在床上卷着便于阅读，但每期64页，薄薄的一本当时投资方定价却要8.8元，而已有周刊，如《瞭望周刊》、《深圳风采周刊》都只卖2元多，销售压力很大。应该说我是在一种巨大的压力下，寻找这本刊物生存的可能性。我曾想利用编辑部以外的资源，但当意识到这些资源实际无法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写作时，就只能转身从已有的资源中寻找——一方面逼迫方向明试各种题材，逼迫他从新闻转向关注生活，于是他写了《你带什么表》、《你在哪个收入阶层》、《房改17年：住房还是梦》。但磨合半年后，发现他的特长还在关注经济大势与企业，1996年他真正构成影响力的是封面是讨论VCD企业商战的《争霸天下还是“民族抗战”》。

于是从身边，先发现了刘怀昭的敏锐批判能力，她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短发，嘴唇上翘，充满逆反、不屑又随时挑战的派头，是《北京青年报》的黄利介绍来的。她在我接手编的第一本周刊——试刊的1995年第五期就做了两篇有深度的文章，一篇介绍当时美国的爆炸杀手卡辛斯基的抗拒工业社会宣言，另一篇介绍被抗抑郁药普洛载克影响的世界。我所引那位广西读者来信中所说，在生活圆桌上讨论马桶，实际讨论的是男人如厕后究竟应不应该将掀起的马桶盖再放下来，涉及对女性尊重与否问题，也是她写的。随后又发现，我把在家里穿着宽大的衣服、懒散惯了、原来给刘索拉写歌词，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的舒可文拉到周刊，其重要性不在文学性，恰也在其思想力，她当时还在中科院经济管理学院当哲学教师，一周到郊区去上一次哲学课。而思想能力对于一本刊物而言，当然是最重要的基础。这是周刊最早建立的智能资源，应该说，周刊是在明确这智能资源后，才真正起步的——在舒可文与刘怀昭的影响下，苗炜、王锋、刘君梅也可以形成一个讨论的氛围了。而在美国，有了李陀女儿娜斯的支持，那时娜斯思路敏捷，她源源不断地给我发稿，我记得她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CK广告趣味的讨论，第二篇文章就是介绍昆汀·塔伦蒂诺。王小波在周刊帮我开专栏，则是另一种思想支持了，他1996年3月底开始开专栏，开了一年多，一共帮我写了24篇专栏文章。

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真正开始找到自己特色封面故事是苗炜写洛杉矶奥运会的《奥运会：更快更富更残酷》，讨论奥运会的商业化，使他自己的视野超越了体育。随后，舒可文的思想与刘君梅对时尚的判断结合，做了《比基尼50年》。苗炜、刘君梅、王锋，这才在方向明周围，有了丰富他的可能性，《三联生活周刊》也才能走出传统新闻周刊的框架。这年年底，第一年的邮发征订，我们就拿到了8千多个订户，在当时条件下，这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第一步。

从1996到2014，19年。应该说，《三联生活周刊》成长的每一步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推动的。主编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发现每一个人可能存在的推动力。

胡泳与高昱是刘怀昭之后，很重要的两个推动人。胡泳是沈昌文先生介绍给我的，他原是《中国日报》的经济记者，英语很好。他刚到周刊是先带着张晓莉做经济报道，我记得在周刊发的第一篇报道是调查北京的高级会所。但他敏锐意识到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1996年11月就做了介绍微软的《环球第一商战》的封面，1997年一开年又写成了一篇一万多字《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的长文，随后就翻译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现在回想，胡泳实际是《三联生活周刊》第一阶段品牌影响力的真正主角，我的失误可能在没能把《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安排成封面，且未能在出书前就首发《数字化生存》。但其实，我在1996年年底就让胡泳在周刊上开了“数字化生存”的专栏，1997年胡泳又一人写了一本《数字化时代的英雄》的增刊，第一次把盖茨、乔布斯、葛洛夫等15位美国数字化时代的领袖系统介绍给读者。胡泳给予《三联生活周刊》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00年他离开周刊要去美国，他当时所写的封面《未来与现实赛跑》、《硅纪元》、《PC的太阳落山了》、《中关村元年》、《思科＞微软？》等，都充满了前瞻性。

高昱则是作为新闻学院的毕业生，自己找到我办公室的，他当时有两个选择：去《光明日报》还是到还在创业阶段的周刊，他最终选择了周刊。我当时喜欢高昱，就喜欢他事事追问的能力。我还记得曾单独带他开车去太原，在路上我们谈得很深，晚上同住招待所的一间房间，我在黑暗中一直控制着不让自己入睡，生怕先发出鼾声。他的突破始于1998年2月做的封面《谁来审判张金柱》，在一片张金柱应杀声中，可贵在质疑了以符号定罪。法治，这正是我们所要倡导的生活。《谁来审判张金柱》还有另一层意义，是有关思维方式的——如何来看待一个事件的复杂性，这其实也是一本杂志所要倡导的生活。我们总是喜欢给一个事件寻找一个结论，却意识不到，站在这结论的另一端，完全可能是相反的结论。所以，当时我提出，我们观察一个事件，需要寻找结论可能截然相反的A点与B点，通过它们的彼此关系，来思考其深刻性。高昱后来在2000年还写过一个思考法治的重要封面《沉默与坦白》，是思考“你有权表示沉默”在中国面临的困境的。

高昱当时所承担的一个很重要任务是“思考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悖论”，这是当初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1998年北京平安大街改造，他做了《改造北京》，思考了城市发展与保护的悖论，而1999年我支持他去天津调查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企业如何在中国落户，跨国企业中的人际关系、工会组织，也是当时一般媒体不会去关注的角度。高昱的推动力一直持续到2001年我们从半月刊转为周刊后，2001年他做的两个重要封面，一是与小于合作的对河南艾滋村的调查报告《血祸》，二是记录一起矿难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2000年胡泳离开后，苗炜与他的三个同学吴晓东、邹剑宇、庄山与高昱一起，形成了编辑部的中坚。邹剑宇在胡泳之后继续对互联网的关注，他到周刊后写得最好的文章是《注意张朝阳经济》。到2001年，王志东、张朝阳、丁磊这些最早的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已经走到了转折点，他又与高昱合作，做了一个《偶像的黄昏》的封面。吴晓东做的第一个重要封面则是《自由是否真的来临》，是在亚洲最后一个殖民地——澳门归还中国时所做，引题是“殖民帝国的崩溃”。在这个封面故事的导言中，他不仅看到了“殖民帝国崩溃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哪个原来殖民地的民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而且看到了殖民帝国崩溃后，“无形的殖民时代遗产仍在扩大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上的不平等”。之后他开始对地产产生兴趣，从《新住宅运动》直到正式转为周刊的2001年第一期与舒可文、高昱合作做《居住改变中国》。“居住改变中国”当时成为开发商们最热的话题，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居住到底怎么改变中国，在开发商主导的这种改变进程中，究竟应关注什么，反思什么？这个封面推出后的这十几年，我们关注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这个疑问的不断持续与深入。

然后，2001年改周刊前，我就引进了李鸿谷与金焱。李鸿谷是我邀请他专门从武汉来北京的，他原来是王锋的同事，在《长江日报》工作。金焱是从黑龙江某报社毛遂自荐到周刊的。应该说，李鸿谷主管社会部、金焱成为主将，对周刊原有以苗炜、吴晓东、邹剑宇加高昱为中心的模式，是构成了冲突的。但我明白，这一步必须走，因为靠原有的模式，解决不了一本周刊的需求，无论是容量还是新闻的含金量。一本刊物如果要发展，就一定要不断地突破甚至颠覆原有的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当然希望二者可以融合，希望李鸿谷与金焱能带出一支依靠新闻突破能力，更深入社会肌理的队伍，以深度报道促进原有团队更新。但他们当时关注的热点——黑社会、毒贩、投毒案，显然又与周刊原来的关注不符，似乎在新闻与文化二者的比重上，又回到了以新闻为主，原来的关注——数字化生存、法治困境、居住改变中国，可都是大问题啊。但不可回避的是，半月刊时代原有的操作，是习惯于话题性的宏大叙事，是观点大于内容，是第一手的原创性采访资源不足，要成为一个有话语权又有影响力的周刊，显然基础薄弱。于是，在两种操作方式的争论与我自己的左右思量中，我最终站在了李鸿谷一边，选择李鸿谷带领的团队为主要发展方向，苗炜的团队屈居辅助位置，这就有了2001—2002的反贪影响力提升期。

李鸿谷与金焱、朱文轶是赶上了刘丽英在中纪委任上反腐公开的好日子，这才使得他们能连续突破一个个纪检委的关系，在一年内就做出了从李纪周到广西贪官网到王雪冰，再到李真、河北贪官网，一系列反贪的封面故事，而且都是重量级信息突破。因为这个影响力提升期，李鸿谷对于周刊的重要性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这个提升期到《杨斌的政治经济》出了问题，受到批评而遏止，当反贪不能再成为抓手时，李鸿谷与金焱在2003、2004曾有一段找不到突破自己方向的迷惘，《三联生活周刊》也就出现了一段沉闷期。而一个优秀记者要是持续找不到新的兴奋点，可能就会选择离开，于是金焱选择去美国读书了，李鸿谷却在拓展自己格局的前提下，突破了自己。

一个人对自己原有能力的突破，必须建立在拓展自己视野的基础上，李鸿谷的优点恰在于此。2004年他做了一个封面《凡人赵忠祥》，当赵忠祥希望借助一个媒体叙说他与饶颖关系时，他精心设计了上百个问题，那个采访过程也就成为了探讨采访技巧的精彩案例。而我对他刮目相看的，则是为改革开放25周年纪念而作的《邓小平的1979：和平崛起元年》。从体裁说，这实际是读书笔记——通过大量阅读来形成再叙述，但因为带着问题，阅读就变成思索的过程。我一直很鼓励用读书笔记这种方式，在自己视界不够的时候，可借用他人的视窗，来达到交出自己答卷的目的。这个封面意味着我们真正有了可讨论时政的能力，也让我看到了重读历史可能成为推动周刊影响力的一个方向。

不能不说是这本以邓小平为封面的创刊300期纪念刊的销售业绩推动了我在2004年底决定加大《三联生活周刊》的篇幅，把封面故事变成封面专题，加大其比重。是这个决定给《三联生活周刊》带来了革命性影响，才使它真正走出生存焦灼，走向了发展的快速道。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外——2004年《三联生活周刊》还在延续转为周刊后的第四年亏损，亏40万元，2005年的利润已经接近了400万元，到2007年利润已经超过千万，2010年突破了2000万元，以后每两年增长1000万元，名符其实成了一本大刊。

从传统的新闻性周刊转向“综合性周刊”，“综合性周刊”是我自己的冠名，它不仅指其内容除热点报道外，还包含了理财、健康、时尚、收藏等多种实用性内容，而是指在封面专题的题材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2005年起，我选择了逆向操作方式，把封面专题做成了篇幅越来越长的畅销书模式，这表面看是完全逆期刊编辑规范的——杂志贵在“杂”，封面专题做到几十页，甚至上百页，表面看是破坏了这个“杂”，不像杂志了。其实也不尽然，我是文学编辑出身，早就看到《收获》、《十月》、《当代》这些大型文学刊物的生命力远优于一般性文学刊物了；再说，随着互联网在不断降低信息传播台阶，我凭直觉感到，我们可能只有逆反，不断提高台阶，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

于是，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系列报道的第一期《沉睡的中国》以30多页篇幅起步，到第二期做淞沪会战，已经做到了70多页篇幅，10多万字内容，完全是一本畅销书了。封面专题太重了，之后曾不断听到这样质疑的声音，但市场反映的现实却是：越是厚重的封面，销售效果却越好。从2005至2009这四年，抗战系列报道尝到甜头后，我就每年都设计一个系列报道，作为年度影响力推动的基础。2006年“到西藏去”，系统深入梳理了西藏的人文地理；2007年的迎接奥运会，系统做了奥运历史知识普及；2008年抗震救灾与北京奥运会，抗震救灾系列报道的第一本《生命高于一切》和北京奥运系列报道的第一本《有朋来不亦乐乎》第一次取消了所有栏目，尝试了做整本专刊。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又再做“重访”系列，通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当年进城史的回顾，来叙述60年前那次政权变迁。最后在国庆前夕推出两本以整本篇幅做的专刊《中国》与《人民》。《中国》梳理出代表一个世纪历史进程的25个文本，采访当事人后代或研究者；《人民》采访25个有代表性的人民代表，将专刊这种形式操作到了极致。

这种操作依靠的是人才能量的提升，或者换个角度说，是以这样的操作逼迫了人才升级。

“综合性的周刊”更重要的是能提供各种各样不断能吸引读者注意力，对读者形成启发，进而影响他们生活的有价值信息，这就需要发现各种各样人才。我一直以为，一本杂志的容量，在于它能拥有多少个各自独立操作、能区别于他人的个体，这种个体越多，各自提供的差异性越大，对读者的吸引力才越大。因此，认识每一个个体的特征与发掘他们的可能性，给他们提供土壤与平台，才是主编最重要的职责。

2005年的抗战系列报道培养出了蔡伟、李菁与王恺。当初选择他们三人为主体，完全是从“重访历史”的结构设想考虑。蔡伟是从海军转业到的周刊，不仅精通军事，且对历史充满好奇，我希望他在系列报道中完成从抗战怎样爆发到战争态势如何不断转折的全过程叙述，每期都由他陈述背景。利用他的军事历史专长，我后来给他专设了一个“军事地理”栏目，他去踏访孟良崮的地形，攻克锦州的位置，曾写出很专业很精彩的文章，可惜这个栏目后来没能坚持荒废了，随后这个人才就流失了。李菁当时已经对历史名人命运钩沉极感兴趣，她的任务是寻找当事人或有关当事人的后代，回顾当年细节。通过这个系列报道，她进入了民国著名将领的后代圈，因此诞生了一个“口述”栏目，成了品牌。而2006年她通过做周恩来与陈赓，又进入了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圈，2009年的重访开国元勋系列，她的每一篇专访都为这个系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恺是从一本财经杂志到周刊的，刚到周刊时让他做财经报道，没见什么特长。因为他是学历史的才让他参与“重访”，我要求他到故纸堆里去阅读当时的报纸，寻找当年的真实氛围与细节，从中发现了他对细节孜孜以求的特长。但之后他一直作为配角使用，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他去了北川，写出一篇很厚重的现场，也还没发现他特殊的推动力价值。2009年他死缠着要做越剧《红楼梦》，我支持了他。那期刊物销售其实并不好，因为关心越剧的人不多。但我发现他的采访几乎穷尽了当年《红楼梦》创作班子的所有成员，我发现了他的心气，心气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当然是最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做茶始于2006年，是吴琪挑头做的《茶叶极限》，最早做茶王恺并未参与。随后2009与2010年李鸿谷连续两年做茶，王恺都参与了，最后我发觉，还是他对茶最有感觉，能走进茶人的兴趣点，而不是对茶叶产区做社会调查。于是2012年底，我就把王恺放到文化部，赋予他可按兴趣自由报选题的特权。2013年给他一个季度的时间，在采访费用上倾斜，让他和摄影记者蔡小川合作，独立做一个《茶之道》的封面。这种授予独立操作的模式其实之前已经试过多次，比如鼓励李伟独立去写“百年文化人物”系列，他就先后写成了《鲁迅之疑》与《胡适与自由主义》；比如鼓励做国际报道的蒲实去考察伊朗的社会现实，她连着去了两趟伊朗，写成了《伊朗：被曲解的文明》，再支持她去观察美国大选，支持同样做国际报道的徐菁菁去观察俄罗斯大选，回来就分别做成了《选战与政治派对》和《超级总统诞生记》。

应该说，周刊的每一年发展都与扶植一个个个性的作用有关。王小峰2003年入职后，就有了《流行偶像周杰伦》，有了《何日君再来》，他与孟静合作，就有了《一个超级偶像的诞生》、《选秀的终结》、《别闹了春晚》，他一直是尖刻的文化批判的眼光。是王小峰引荐了从美国回来的“土摩托”袁越，作为一个学生物的科学主义者及一个流行音乐迷，他的潜力挖掘是从写“生命八卦”专栏、做流行音乐态势介绍，发展到支持他去一些常人不易去的地方做“旅游与地理”栏目，而他从自然生态考察发展到做政治生态考察，到2012年起就可以独立完成封面专题《入埃及记》、《行走土耳其》与《骄傲的印度》，变成“土摩托看天下”的大品牌了。

对鲁伊、邢海洋、谢九、王星、朱步冲的重新发掘，也都给周刊争取了新的形态。前三位入职时间都很早：鲁伊是一个科学记者，本来是配菜的角色，2006年曾鼓励她做了一个很专业的介绍数学领域的封面《庞家莱猜想的数学江湖》，做得很好，她很有成就感，我也觉得“新知”也是周刊可开拓的方向。之后她开始转向对健康的关注，做了《宣战甲肝——一个国家的救赎》、《糖尿病第二大国的逆转试验》、《肉蛋奶的新营养学》等。2009年周刊开始一年做一个国际一流大学的考察，形成大学思考系列，她和陈赛是主要操作者。在大学系列中她写得最好的是2011年海德堡大学中的那篇《寻找马克斯·韦伯》。然后，从健康延展到对素食的关注，2011年春节她又带着陈赛、曹玲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封面《盛世之素》，她到天目山找笋、陈赛到云南找松茸松露、曹玲到山西找面食的过程启发了后来央视做《舌尖上的中国》。

邢海洋与谢九，是我珍惜的两个做经济的人才，邢海洋在北大学的是地理专业，到周刊前在一家证券咨询公司工作，是个杂交人才。他1997年就进了周刊，后来去了一趟美国，没顾上拿文凭又回来了，之后就安心在周刊写理财专栏。谢九是2004年才从一本财经杂志转到周刊的，刚开始开一个股市分析的专栏，后来我希望他转向宏观经济分析，与邢海洋理财趋势分析形成互补，就成了周刊的两个专家，只要做讨论经济的封面就必须用到他们。

王星与朱步冲也算是储藏的人才，王星被编辑部称为外语活词典，她精通多门外语，因此善于到一些犄角旮旯找材料，一些冷僻的题目找到她都能如愿以偿。2001年她先生到法国工作，我顺水推舟让她在巴黎当了五六年“驻法国记者”，这让她积累了很多欧洲资源。真正启用她是2010年春节让她做一本葡萄酒专刊，她认真跑遍了法国的葡萄酒产区，因为这本专刊体现的专业性，她获得了罗讷河谷颁发的葡萄酒骑士勋章，也就成了周刊的葡萄酒专家。光做葡萄酒是不够的，于是讨论欧洲地域历史背景时都用她；光做欧洲也是不够的，于是又让她与朱步冲配合，开拓一个认识自我的封面专题系列。朱步冲是北大历史系硕士，到周刊后曾有相当一段时间连发稿都困难，属后发制人者。他真正显现出独特的潜力是在那部《大国的崛起》纪录片后做的封面《崛起遗漏的故事：大国的成本》。2010年上海世博会，他写了一个主文，苗炜、舒可文、鲁伊、王星和陈赛，每人写一个工业革命时代代表性产品的关键词，每人写3万字，做成了极有影响力的《理想国》，之后几乎所有历史题材的封面他都会成为主力。

周刊的丰富性，是由这些各式各样的人才所保证的，主编的工作除了发现，还需要调度——使得他们能饶有兴趣地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这才能超越枯燥的工作的苦役。当然，珍惜他们，给他们尽量宽松的环境是更重要的——有才华的人一定不愿被管束，而这恰恰与周刊每周必须准时发稿的流程有冲突。最终，你只能在这些人所能完成的稿件的现实之中，去争取交付给读者的最大质量值。

一本杂志要不断地往前走，只许增长不许下滑并不容易。它有赖于团队中始终能有一种追赶的力量在层层推动，这种追赶的力量必须来自新的因素，只有新的因素才能成为新的生产力。而每一期刊物的最后完成，其实总是被各种各样因素左右的结果，尤其是在中国现实土壤上成长的杂志，各种左右的因素尤烈——舆论导向的要求，零售市场的压力，广告的影响，自身能力不足的困境，种种种种。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这种种之中，尽最大的努力，带领这个团队，保证其整体质量。我主编了796期，心力交瘁，不容易。

应该说，《三联生活周刊》自2012年起才真正感受到一个自媒体时代的冲击力，似乎不断有越来越多、越来越紧迫的纸媒将要被电媒替代的舆论在包围我们。但我至今仍认为，无论纸媒、电媒，在激烈竞争中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还在于人：你所拥有的人才的质量与数量，他们所能产生的价值。自媒体时代将逼迫传统媒体重新考虑组织结构，考虑传播方式，这是必然的，因为传统媒体中人本身都已是自媒体了。这可能正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讨论的——我们都正在面对数字化理解的深入——所有人每天都在信息交互中推动信息繁荣、膨胀、爆炸、裂变与整合，在多元混杂之中，如何在纸媒与电媒，自媒体与共媒体之间找到深刻的彼此关系，大约，唯此才能在不随波逐流中坚持我们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三联生活周刊》的800期到了一个转折点。对一个人而言，19年可能在他一生中构成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其中浸透了太多的喜怒哀乐。而对一本杂志的成长而言，19年则可能只是它漫长发展中的一小节开创段，今后的路还很长，所以，《三联生活周刊》的800期必须酝酿它新的变化，必将有一批新人来将它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保证它持久不断的进步。

让我们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