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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革命并非“边缘革命”

总第261 秦晓鹰/ 

 

    从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互联网的热情支持者和探索者的角度来看,这场革命所依靠的并不是科斯所说的边缘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第五次“边缘革命”了。

不久前,在中国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有人认为以中国为主导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开启。还有人大胆放言,互联网在中国近七亿人口中的推广与应用,将会引发中国的“第五次边缘革命”!

科斯的“边缘革命”

据笔者所知,边缘革命的观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百岁经济学家科斯在其晚年与助手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中提出来的。

有人说,老科斯晚年写的这本《变革中国》完全可以与亨利基辛格几年前的一部著作《论中国》媲美。我劝持这种说法的人还是慎言为好。就其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政治权力演变的剖析而言,老科斯还是比基辛格略逊一筹。笔者以为,真正值得一读,并且可以启迪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已的,还是这两个美国人的学术观点。而就其阐述观点的鲜明、简洁、有力而言,老科斯很有特点并颇为老辣。在这方面他的最新也是最后的理论贡献,就应该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改以来出现巨大变化之原动力的探讨,即“边缘革命”的创造性论点。

科斯认为 ,30多年来,除了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之外,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改革以及改革的推动力。这种独立的改革形式是由几种可称之为社会“草根”发起的。这种在政府主导之外的由民间“草根”等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科斯将其统统称为“边缘革命”。简单地说,凡由“边缘力量”引发的改革,不为官方所允许或受到主流冷落,但最终结为正果,为社会所接受的,就是“边缘革命”。

科斯所说的中国的四场“边缘革命”,对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第一场”就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场”是包括社队企业在内的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第三场”则是城市个体经济,被京城老百姓半讥讽半羡慕地称为“练摊儿”的私营工商业的顽强崛起。“第四场”所谓的“革命”就是最终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甚至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的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出现与壮大。

科斯认为,这些在他看来属于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带来的是制度变化与制度创新。他甚至认为,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表明“边缘力量”终于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脊梁。

不知是出于论述的方便,还是由于对中国实际状况的一知半解引起的偏颇,科斯并没有对他的“边缘革命”给予严格的定义,而是非常笼统地把导致“边缘革命”的所谓“边缘力量”与中国官方认可的改革做了断然切割,甚至认为它们最初并不被主流的改革所允许,直到后来才逐步汇入了主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科斯完全是主观臆断和凭空想像。

是“革命”,但不是“边缘革命”

就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前夕,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电。在这短短的400字的贺电里,他提出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是世界潮流,世界也因为互联网而成了守望相助的地球村。在互联网揭示的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意识到自已与全人类的休戚与共,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关系,无论对方是大是小,是富还是穷,也无论相关各方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实际存在的利益共同体之中。

这就说明,除了互联网本身可以形成巨大的服务型的互联网经济外,中国执政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给具有厚重传统色彩的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在这个时代出现直面世界文明的挑战、选择,以及相互融合中的剧烈“化学”反应。至于由此带来的经济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体制上根本性变化,恐怕都是人们至今难以想象的。

从引起中国新巨变的角度来判断,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推广和广泛应用,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但从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互联网的热情支持者和探索者的角度来看,这场革命所依靠的并不是科斯所说的边缘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第五次“边缘革命”了。    

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的改革没有来自官方的的阻力。相反,在过去的30多年中,这种由各种因素构成的阻力、干扰以及困扰,不但始终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一段时间内还曾对改革形成了空前的压力。特别是那种“以革命的名义”、以资本主义威胁、以和平演变的危险来对人们加以恐吓的时候,这种阻力甚至到了有可能逆转改革的程度。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尽管有这些来自官方的人为的制度的阻力,但都不能抵消在中国的决策层和权力部门中存在的支持改革与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这是社会生产力在国家的上层建筑中的必然反映,说白了,就是公众的呼声渴望与疾苦在官员当中应有的COPY

习中央掌控国家以来,十分注意发挥中共群众路线这一特殊实政经验的作用,这使权力部门与公众的沟通更为有效,同时也使今天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受到更大的制约。有了这样的前提,互联网给中国普通人带来的幸福感还会远、还会少吗?互联网引发的社会革命,还能简单地称之为第五次“边缘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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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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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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