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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周:改稿动力学

2015-03-08 21:58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陶舜

 

导语:问题不在于“改稿”本身,而在于谁有权力(利)改稿、符不符合程序、改得妥不妥当。


经济观察网 陶舜/ 上周,中国正式进入两会时间,这是“任性”的一周,像反腐这样的正剧已经相当“任性”,没想到花絮也很“任性”。

周六,新华社一天有两篇文章上了社交媒体头条,第一篇是《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第二篇是《傅莹偶遇记》,后者在发布后不久在“新华社发布”客户端撤稿。这两篇文章的走红,又让基本的传媒话题(常识)成了公共话题。

没想到,再次吸引大众注意力的传媒事件竟然是这样两篇文章。其所弥漫的追星气质,给人一种很low的感觉,且不说两会现场各种新闻人物云集,便是平日,写出此类神文亦非媒体正事儿。

两篇文章的走红,部分得益于标题制作,“席地而坐”、“亲手改稿”,都很有戏剧性和违和感,而“偶遇记”之类乃长期以来的新华体,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这样一篇古老写法的就更有违和感了——尽管文章表面上用了“女神”、“duang”等新词,在思维和逻辑层面仍是新华体。引起人们吐槽、商榷甚至反讽,也就可以理解了。

采访对象和记者对稿件内容有所沟通,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人们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专业错讹和事实争讼。改稿是件劳心劳力的事情,在繁忙的两会临上车前还摆Pose陪脑残粉合影,也真心不容易。如果采写不到真正的新闻,年初引起广泛讨论的《惊惶庞麦郎》一文,假如发表之前请受访者过目一下,那些让人不舒服的细节描写恐怕就能避免一些。

陈道明的改稿能走红,原因有三个:1、“席地而坐、亲手”改稿,有戏剧性;2、全文只涉及一些最基本的措辞修改,对一件轻如鸿毛的事情给予了严重关注,让人看出了现实的荒谬;3、陈道明的改稿是可说的。

在中国,记者改稿的动力一般来自于采访对象和采编体系的要求,而优秀的记者还有严格的自我要求。通常改稿源于外力(记者之外、采编系统之外)的推动。媒体应该怎样改稿?曾担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的传媒学者钱钢,专门介绍过自己亲历的《纽约客》“Fact Check”(事实核查),在关于一篇人物报道中,他作为众多被采访者之一,接受了半小时的事实核查,核查员对事实和细节穷追不舍,以求精准。

但能承担如此成本的媒体并不多,而且在电子传播时代,据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观察,新闻的生产方式,过去是“过滤,然后发布”,现在开始向“发布,然后过滤”转移。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在21世纪,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林,好坏参半,优劣共存”(胡泳:《众声喧哗》P119-120)。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在社交媒体上,一切都是浮云,来得快,去得也快。新闻早就进入了碎片化时代,让碎片与碎片之间多些交锋,未必不是好事情。更何况两篇神文的轰动,并不是因为改稿或撤稿本身,而是其背后的那套思维逻辑,在社交媒体时代引发了围观和起哄。

改稿动力学,最初纯粹为了更专业,而今,因网络竞争的剧烈又变得粗放、甚至缺失。从时间序列看,改稿不仅发生在成稿之后,有时在新闻发生的一刻就发生了。李克强总理今年对政府工作报告同样也有“改稿”,“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话在会场内外都被广泛点赞和解读,它就是李克强总理“亲手”改的稿。改得好吗?改得好!但“改稿”真的就只是花絮,没有成为主角。可见问题不在于“改稿”本身,而在于谁有权力(利)改稿、符不符合程序、改得妥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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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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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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