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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技术丧失了自由,技术日益为少数人所控制,成为一种外化于我们大家的东西。
 
作为一种技术设备,电话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相当多的技术都无法企及的。如同对钟表、纸笔、厨具和自来水一样,人们对电话的依赖性很大,它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然而,对于19世纪70年代的普通人来说,电话却是一种“高技术”,神秘怪诞,难以索解。经过很多人不懈的努力,它才由令人望而生畏的高科技产品转变为人类交往的日常工具。20世纪90年代的电脑网络,也走过同样的历程。
 
电话公司从来都站在高技术的前沿。其他公司的研究开发人员可能会赢得新市场,AT&T的贝尔实验室赢得的则是诺贝尔奖金。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造就了一大批新行业。它以“每天一项新专利”闻名于世,甚至还在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作出了重大发现。
194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晶体管
 
纵观AT&T 70年的历史,与其说它是一家公司,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无所不在,与美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它自身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执掌权柄的是一群工程师、技术员和研究者。
 
贝尔系统在技术上无与伦比的领先地位给予这批人深深的权力欲和满足感。他们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用来改进电话网络,看着这只“蜘蛛”由小到大地织网,直至覆盖全世界。电话系统仿佛一座伟大的技术神庙,他们是其中的大祭司,是极少数精英分子。他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即便其他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事实上,正因为其他人不清楚这一点,他们感到自己更加有力。
 
永远不要低估这种技术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所带来的刺激感。“技术权力”不是每个人都追求的:对许多人来说,它没有任何吸引力。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命的全部。知识就是力量,因此必须将其贮藏起来。任何领域的专家都不愿让普通人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并且以折辱普通人为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讲述电脑发展史时曾说:“科学家曾经下意识地想保持电脑的神秘性,就好像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僧侣,刻意维护自己独尊的地位,或像当时的某些人,要独自把持古怪的宗教仪式一样。”
 
中世纪的僧侣形象
 
如果我们说电脑的使用为“僧侣”所把持,这并不意味着电脑专家的行为与其他行业的专家有什么不同。医生、律师和建筑工程师的表现也大同小异。但电脑的地位十分特殊,因为今天我们到处都要同电脑打交道,这使得电脑专家们在政府部门、公司企业等所有大机构中都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他们成了信息的控制者。公众与计算机专家之间很早就存在令人担忧的裂痕。今天,伴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这一裂痕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
 
修补这一裂痕的理由很充足:就像西谚所说,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只由将军们来决定;计算机也太重要了,不能完全由“僧侣”所把持。医生们已被告知,他们并不拥有病人的身体;计算机专家们也应该明白,他们的地位并不能够一直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神圣。
 
把技术专家放在历史的进程中来考察,也许能让我们明白得更透彻。人类学家说,从前,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体的,但今天,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自己制造工具,逐步锻炼使用工具的技能,而现在,人们周围的东西很少是他们亲手制造的,他们也不可能拥有制造这些东西的能力。成千上万的人都拥有电视机,但有多少人懂得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呢?更不用说亲手制造一台了。他们对这类事情也不感兴趣,因为在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和技能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看上电视。与此相似,谁知道汽车、飞机、微芯片甚至投币电话是如何工作的呢?普通人不需要掌握这些本领,因为自有“专家”来操持一切。
早期形态的社会:制造与使用为一体
 
我们都是专家的仆从;我们清楚现代技术离开了专家就玩不转。当一切运转正常时,我们尽情享受技术设备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如果某一部设备出了故障,我们就喜欢上了为我们排忧解难的工程师,虽然我们的爱是一种奴隶对主人的爱。
 
如果愿意,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拆卸他的电视机、汽车甚至电脑,将其在地板上还原为基本部件。但他却很难将零件重新组装为整机,因为那要借助某种抽象的东西——一种关于零部件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识——才能完成。
 
 “知识”的含义很模糊。我们常说自己知道怎样操作电视,但电视机本身的工作原理我们也许一无所知。过去,人们是不必严格区分这两类“知识”的;原始人知道怎样使用弓箭,这一知识的获得源于他们亲手制造了弓箭。现代人却不然,他们必须学习“科学知识”,即某种不依赖于单个使用者的客观理论。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研究抽象的拉力和张力等的相互关系,而不是通过亲手制造弓箭,来了解弓箭的使用原理。
 
知识如此演化的结果,使我们开始对技术怀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自由,花样翻新的技术发明使人类的能力空前扩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因技术丧失了自由,技术日益为少数人所控制,成为一种外化于我们大家的东西。前几年美国兴起的“自己动手”运动绝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还因为自己动手制作能给人们带来莫大的乐趣,更因为它将人们从“专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得以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
 
底特律东南部的“埃利奥特山工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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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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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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