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强度取决于私营部门战略与公共部门政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推动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时，竞争力就会提高。

 

“新莫干山会议·2017”定于2017年9月15-17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主题为“科技创新与社会变革”。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出席并发言。

 

关于创新，胡泳认为，实际上现在整个世界上的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分界线，而以前通常的分界线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1年，马云在杭州举行全球网商大会，请了有名的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现场同他进行了连线。弗里德曼当时谈的不是他最有名的书《世界是平的》，而是另一本著作《那就是曾经的我们》。他以这本书为引子，讲到中国未来遇到发展的问题可能会跟美国很类似。这个类似性很大的程度就在于说，想象力和创新决定未来。弗里德曼认为，可以由此把全球的国家分成高想象力国家和低想象力国家。

 

创意是真正的价值来源，然而如果用创意、创新和想象力来划分国家的话，可以发现弗里德曼自己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他主张世界是平的，但如果我们把国家分成有的有高的想象力、有的有更好的创新强度，而另外一些则没有或较少，那么可以发现这个世界可能归根结底还是不平的。在不平的状态下，需要关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问题。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看到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中国如果按照波特（Michael E. Porter）的国家发展阶段理论来理解的话，前面一定是生产要素导向，然后会进入到投资导向，第三个导向叫创新导向，第四个导向叫财富导向。前两个导向的阶段，可以说在中国已行将结束。而在财富积累尚未完全完成的情况下，中国遭遇经济放缓，各方面的态势，尤其是想象力竞争的新态势，会逼迫我们不得不转为创新导向。胡泳认为，这个创新导向，一方面有赖于创业的核心引擎，也就是企业或者有创造力的个体；另一方面，企业和个体能力的发挥是建立在良好的公共制度、良好的国家政策基础上，需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两者的互相作用越强，可能国家的创新强度就会越高。

 

胡泳表示，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可以把它理解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有些相当大的突破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包括个体经济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没有底层的突破，改革开放不会走到今天。互联网也是如此，最主要的突破全部都来自于民间。然而，中国之所以变成全球的互联网大国，取得能够跟美国抗衡的互联网地位，毫无疑问，也是因为我国早期的“先发展、后规范”的政策给了互联网以足够多的生长空间。

 

某个国家的竞争力，其成功与失败与否，一定看它创新的有无或者创新的多寡，但这又跟制度环境相关。胡泳强调，必须呼唤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创新制度。只有有了这种包容性创新制度，才可能克服榨取性的体系、榨取性的机构和榨取性的社会，真正发挥创新的力量，最后让国家和人民都能获得更好的福祉。

 

文章发表于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