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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栩然
东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弱者——弱女子、穷书生，一切被社会伦理束缚的灵魂，即便来自贾府那样的背景，最后也是大雪落个干净。他们从市井红尘走来，身躯卑弱，眉眼至情。相反，西方的悲剧中，不论是俄狄浦斯、哈姆雷特还是麦克白，都算得上那个时代阶级和能力上的强者。如果说东西方悲剧是命运舞台的两幕，那么主人公的选取就是造成差异的第一步。
东方悲剧重点渲染一个“惨”。主人公作为凡尘小人物，安分守己，对生活满怀热望。然而他们遭遇蒙受的，往往是冤屈、误解、嘲弄、构陷和谩骂。这一类如生活本身的情节极易引起人的同情和共鸣。翻译一下就是“我热诚单良，以为自己能混个龙套，没想到是炮灰”，正所谓“天道无情”。
西方悲剧也强调“惨”，但两者惨得不同。东方悲剧往往是一个弱者在不公境遇中满含悲愤的疾喊，西方悲剧则更强调一个强者面对命运的狼狈无力。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深陷在狗血中挣扎，这种狗血已经远超一般人的生活困境，而是由一连串巧合、阴谋、牺牲与鲜血写就，正如人心一样诡谲叵测。“我立帝称王，然而在命运里不过是被肆意耍弄的小丑”，正所谓“命运无常”。
面对命运，表面上，东方人任其作为，除了高声哭喊痛骂，不做任何努力。西方人不甘示弱，被“权势”或“复仇”的动力所驱使，一心想改写结局；可最后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抗争，都只是把自己推向更加万劫不复的境地；所有此生背负不动的苦痛和怒放般的欢喜，落在“命该如此”的一捧荒唐里。
然而他们的结局所折射出的思想却正好与抗争的过程相反。西方悲剧深信，人人都有“宿命”，它不由人力所改，甚至在作家写下之前就已注定，然后是不可避免地滑落，就像命运引力。即便是北欧诸神，也终将迎来陨落的黄昏。
可在我们的文化里，人的呼唤，天自会听见。炎日酷暑会因一个女子的冤屈成六月飞雪，枝上春色会因一人的悲泣成满地落红。至情至性的人，可以感天动地。一个人从心底怦然而生的信念，山重水复、世俗伦常、黄泉碧落亦不能阻，正如死亡不能阻止杜丽娘和柳梦梅相见，烈日饥渴也不能停下夸父的脚步。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我们总有诗人、词人、痴人，愿意提笔续一个结尾。故人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而来——于是花在此时落，月在此时圆。于是人长久，不负美婵娟。
于是蝴蝶在那个诸神陨落的凄艳黄昏张开翅膀，然后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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