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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处在向高度互联的转型中,正由垂直化变成水平化。我们越来越多地离开一个依靠垂直指挥和控制来创造价值的世界,而走入一个横向地同他人联系与合作来创造价值的世界。社会由此变得更具流动性、更加不可预测,自由发展、无拘无束。
 
2011 年 9 月,在第八届网商大会上,应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邀请,《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就世界的变化和个人的发展问题与网商分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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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记者,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前,他在美国已经是公认的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世界是平的》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取代冷战的国际体系,因而被视为全球化的基本读物。
 
弗里德曼谈到,他与朋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曼德尔巴姆合著了一本新书《那就是曾经的我们》,书中讲到的美国发生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是要和中国网商谈论的话题,因为中国和美国将面临相似的境况。
 
弗里德曼认为,在《世界是平的》问世之后,世界又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社交媒体的出现,令社会变得更加高度联系、相互依赖,美国出现的问题会传导到中国,反之亦然。
 
 
弗里德曼说,世界互联程度越高,变革就越快,对创新的要求就越高。未来,全世界将不能再简单地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而是分为高想象力国家(HIEs,high-imagination-enabling countries)和低想象力国家(LIEs, low-imagination-enabling countries)。
 
“如果我有一个创意火花,我可以在台湾找设计,通过杭州阿里巴巴找厂商来贴牌生产,由一个网站来设计企业 LOGO,真正的增值恰在最初的创意之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高创新的国家,要么是低创新的国家。
 
2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化时代里,个人首先要理解这个世界。由此,个体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高想象力的个人,另一类是低想象力的个人。如何区分高低想象力,弗里德曼列举了三种思考方式:
 
——像移民那样思考。移民一旦到达一个新的国家,在一个新环境里,要想找到工作,需要比所有本地人都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发现自己的位置。
 
1984 年,联合国决定把纽约自由女神像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这座塑像是“人类精神的杰作”,“鼓励思考、辩论和抗争,成为自由、和平、人权、废除奴隶制以及民主和机遇的强有力的象征”。在很多移民的眼里,自由女神像代表着梦想和新的机遇。人们为什么移民?为什么寻求社会流动?说穿了是要找到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所在。
 
 
从另外一方面看,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有一个说滥了的比喻,即年轻人是互联网的原住民,而年长者是互联网的新移民。而新移民要想在原住民的场地上生存,就得学习原住民的所有技能。
 
而所有面向互联网转型企业的员工都是互联网新移民,因为受制于原来企业的范式,他们很少能够适应新现实。用户交互、社区推广、多次迭代、用户体验、导流、建立社群……对于这些,任何一个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年轻人都比传统企业的经验人士更熟练。对于转型企业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小学生一样学习,勇于行动,也敢于失败。
 
移民思维的关键是创新,不断试错,保持灵活性,直到发现自己独特的路径。在这个发现之旅中,走进死胡同、不得不走回头路、在岔路上左右徘徊,几乎都是注定的。但你要相信,每一条路都是祝福,所有的路都能带你回家。
 
 
——像工匠那样思考。在中世纪,当生产还没有大规模化的时候,无论是做马鞍、鞋、钱包还是烛台,工匠都会在产品上刻下自己名字的缩写。它表明这个东西是我生产的,灌注了我全部的精力,因而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能够吸引到最忠实的用户。
 
面对互联网人士谈论像工匠一样思考,本身有一点讽刺,因为互联网公司信奉的一个东西叫做速度。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在求快的世界里,像太极拳这样的以慢制快的功夫还能否存在呢?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经理人,他们充满斗志,提出自己的引领目标,并把这样的引领目标分解到月度。然而,你难免会心生担忧,在不顾一切的增长当中,是不是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
 
常常可以看到企业 KPI 至上。KPI 是个好东西,有效的 KPI 是重要的信号,有助于表明企业是否按计划运作和实现发展。例如,我们都知道,衡量利润、收入和成本有助于了解业务是增长了、萎缩了,或仅仅保持业绩。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可以揭示重要趋势(如改变成本或收入模式)。
 
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传统指标尽管很有价值,却都是回顾性的指标,只能让人们了解过去,而无法揭示企业的未来。主要基于财务报表管理业务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可能会成功地运营一家公司 ; 然而,如果没有前瞻性指标来告知,他们只能通过后视镜管理他们的整条生命线。
 
 
所以,企业需要前瞻性的 KPI,可以提供有关趋势、问题和前方路障的更多信息。同时,企业也需要把想法真正做深和做透的精神。这也是一种互联网精神 :找到用户的痛点,像疯子一样,把这个痛点彻底解决,然后才可能达到某种引爆或者引领的效果。
 
——像侍者那样思考。弗里德曼举例说,他与合作写书的大学教授一起吃饭。餐厅侍者跟他们的交流非常愉快,而且决定额外送一份水果。弗里德曼很慷慨地给了他很多小费,因为觉得这位侍者让用户把自己所有已经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都代为实现了。
 
这个额外举动取决于两点 :第一,这个服务员对是否赠送水果篮拥有决定权 ;第二,这个现场行为表明这个服务员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他能在自己的领地里决定跟用户所发生的行为。
 
弗里德曼很感慨地说,一个服务员完全可以像一个企业家一样思考问题。而这又跟你所服务的用户密切相关。
 
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领地是你的,你的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让用户在这里舒服,用户舒服了以后,给你再多小费也心甘情愿,而且下次一定会再来。
 
像侍者一样思考,最终是为了获得用户和留住用户。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有没有好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能否在这样的经济当中成功。
 
3
 
最后,弗里德曼为个人的发展总结说,我们的世界处在向高度互联的转型中,下一个工作不是你去找到的,而是你去创造的。所以,必须不断创造,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在创新中实现想法。
 
弗里德曼说 :“普通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般般的人只能获得一般般的回报。”这句话说得非常残酷。
 
我们不断谈论国家全球化、企业全球化,其实很少有人意识到,个人也在全球化。
 
个人全球化时代里最大的变化是,所有东西都在向水平化方向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离开一个依靠垂直指挥和控制来创造价值的世界,而走入一个横向地同他人联系与合作来创造价值的世界。世界正由垂直化变成水平化,我们处于一个巨变的前夜。
 
 
由此,弗里德曼陷入一个深刻的悖论中:所谓“地球是平的”,在信息时代只是一种理想。全球的竞争将来会以智力和想象力为分界线。这可能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又一次大转型。就个人而言,无论工作、生活或休闲,我们曾经主要靠组织来联络——企业、专业协会、俱乐部社团和旅游公司。然而,我们现在的联络,正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人活动、网上联系与自发的网下会晤以及与熟人、朋友的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偶然碰面。甚至一场和陌生人的偶遇,也可能决定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你的世界越来越多地独立于机构,而越来越多地受益于你的个人联系。社会由此变得更具流动性、更加不可预测,自由发展、无拘无束。
 
我们由此看到,当今一个深刻的矛盾,是企业的进化速度赶不上人的进化速度。唯一的办法,是把企业改造成我们希望的那些人的聚集地。
 
注:本文载于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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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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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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