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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为自己创造一切
 
 
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
 
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说:“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因为他有能力根据他自己所采取的目的来使自己完善化;他因此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Animal rationable)而自己把自己造成为一个理性的动物。”(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康德 《实用人类学》
 
在这里,康德论及人的自由和理性两大本质属性。
 
我在讨论人格尊严时,引用过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的一句话:“理性存在者被称为人格。”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人性这个概念是指在人格理念的导引下,人的自然禀赋得到历史性的完善和发展的状态,它与动物性相对,所以是“人格中的人性”。而感性是人类不完善的人格的一种限制——不仅在认识活动中限制了知性,也在实践活动中限制了理性,使其沦为激情的奴隶。
西塞罗
 
康德的想法其来有自。西塞罗可能是第一个研究与讨论“尊严”的西方哲学家。在古罗马独裁者苏拉的时期,尊贵、尊严(dignitas)主要用于表示权力机关的尊严,但是西塞罗给这个政治术语添加了另外两种相互关联的意义,分别是:
 
*关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尊严,它与个人身份紧密相连,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自然人,而只是为少数人(如执政官等)所享有。
 
*关于个体的尊严,“个体”也就是社会成员,它具有类的属性,所以可以从与动物相对的理性这一含义上进行理解。
 
在《论义务》中,西塞罗说:人类由于理性而比动物优越,“它们除了感性的愉悦之外没有思维……但人的心灵却通过学习和沉思得到培养。”感性是较为低劣的部分,“感性的愉悦和人的尊严极不相配,我们应当鄙视和抛弃它”。由此,西塞罗主张善的生活是一种理性支配感性的秩序。
西塞罗 《论义务》
 
西塞罗如此礼赞人: “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动物,被赋予了远见和敏锐的智力,它复杂、敏锐、具有记忆力、充满理性和谨慎,创造他的至髙无上的神给了他某种突出的地位;因为如此多的生物中,他是唯一分享理性和思想的。” (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在此意义上,任何人的尊严都与他或她的社会地位或身份无关;因为这种尊严仅仅只是生而为人的一个结果。
西塞罗 《论共和国 论法律》
 
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尊严可以扩张适用到所有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在尊严问题上康德受到西塞罗的直接影响,但康德的尊严观显然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在年轻时,康德所受的是虔敬派基督教的传统教育。根据教义,仅仅是人类的成员而非动物,才拥有与上帝的相似处。
 
理性支配感性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却是在斯多亚派(其在古罗马的最大传人乃是西塞罗)的传播下,对基督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奥古斯丁说:“当灵魂的这些冲动由理性掌管,一个人就可以说是有序的。”随着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的融合,“人格”一词作为人与上帝的共名,逐渐与“人是上帝的肖像”的观念结合起来。西方教会逐渐把理性看作人与上帝相似的特征。
《创世纪》中提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因而认为“人是上帝的肖像”
 
最早正式提出“人格尊严”概念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米兰多拉的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他曾发表著名的演讲《论人的尊严》(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指出上帝是将动物作为完全受因果律所决定、并因此完全没有自由意志的造物而创造的;与此相反,上帝将第一个人看作是拥有无限制的自由意志的造物并创造了他,所以这第一个人以及他的所有后代都能够决定一切与他们有关的事物。
在《论人的尊严》第三章中,上帝对亚当说“其他一切生灵的本性,都被限制和约束在我们所规定的法则范围之内,而你,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本性之界限。……我们使你既不属于天国,也不属于尘世,既非可朽,亦非不朽,如此通过自由的意志与尊严,你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想要的样子。”
 
普芬多夫(Samuel A.Pufendorf)进一步认为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拥有最高的尊严,因为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有拥有一个心灵,而这个心灵同动物不同,它是能朝着获取知识和自由意志的引导而敞开的。
 
建基于这些思想之上,康德成为启蒙运动中人格尊严概念的集大成者。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人类学中。康德人类学的出发点是“根据他(人)的类,把他作为具有天赋理性的地球生物来认识”,“研究的是人作为自由行动的生物由自身作出的东西,或能够和应该作出的东西”(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页)。所谓自由行动,是指人因为赋有理性而能自由地选择目的并采取相应的手段使之得以实现的这样一种行动。
 
因此,“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并不是在个体那里,而只能在类里得到完整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分析说:“整个康德哲学的真正核心、出发点和基础是社会性的人。”(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7页)
李泽厚 《批判哲学的批判》
 
第三次对人的解放
 
“人,能够把那些知识和技巧用于其上的最重要对象就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康德以此作为《实用人类学》的宣言。
 
张瑞敏深受康德影响,但他将康德放在企业管理的语境中来应用。他认为:“过去企业有两种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经济人’意味着,人要严格管理,多干多给钱,少干少给钱,不好好干则开除。后来通过霍桑试验、马斯洛人的五种需求等理论演进,揭开管理人性化的历程,从‘经济人’过渡到‘社会人’。这里面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日本企业,像丰田制就是将人视为了社会人,通过精神激励和团队合作调动工人积极工作。”
杰弗瑞·莱克在《The Toyota Way》中提出了丰田模式的十四项管理原则,其中第六条“工作的标准化是持续改善与授权员工的基础”是指丰田公司实行授权型官僚制度,员工在标准化工作之下可以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但是日本企业的问题在哪里?在于其仍然秉持非常严格的科层制管理,只不过将科层制管理加上了团队。每个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身价值。机会平等不是上级主管安排做什么,而是企业提供机会使每个人都有自我发展的机遇。丰田制与福特制相比有进步,但在本质上仍然“换汤不换药”:
 
“传统管理模式的价值主张强调工具理性,体现为X理论和Y理论,X理论主张人性本恶,Y理论主张人性本善——分别对应‘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X理论和‘经济人’假设催生福特模式,Y理论和‘社会人’假设催生丰田模式。我认为,目前这两种模式都有问题。无论是‘经济人’思维下的效率优先,还是‘社会人’思维下的精益制造,都局限于管理的主客体对立的工具理性。”
 
“经济人”也好,“社会人”也罢,企业里从来没有“自主人”的概念,员工都是执行者。海尔创新性地提出“自主人” 假设,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发展,形成“人单合一”模式,彻底摆脱企业组织的枷锁,令员工将创造自己的价值与创造用户价值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张瑞敏相信,这样做就解决了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一书中担心的问题,即价值理性逐渐沦为工具理性。 “人单合一”模式中用户价值和员工自身价值的合一,就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结合起来。本来价值理性是主导,工具理性是手段,现在等于把目的和手段结合起来。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然而,要实现“自主人”假设,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企业能不能够为自主的个体创造一个自由的天地?“经济人”和“社会人”要想转化为“自主人”,企业必须掀起一场颠覆自身的革命:首先,从科层制转变成自组织,将企业领导权让渡给员工,打造开放创业生态,形成无数个自创业、自组织、自驱动的“三自”驱动的小微企业;其次,对资本控制大破大立,将企业付薪转变为用户付薪。传统的薪酬制度,是代理机制、股权以及薪资体系,然而海尔采用全新的“用户付薪”制度,员工创造出的为用户增值的部分可以分享,否则就没有薪酬。
 
这样,“人单合一”实际上创造了继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人”、“社会人”之外的第三种人即“自主人”,实现了管理大师德鲁克所预言的“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张瑞敏将此称作工作领域“第三次对人的解放”。
 
第一次人的解放,始于文艺复兴而终于工业革命,它是一个从“我”到“无我”的过程。十四世纪通过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欧洲文艺复兴,人们第一次看到“我”的存在。“我”积极投入生产,所以,工业革命也率先兴起于欧洲先进国家。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却使人再次被置于专制与压迫的组织和资本的枷锁中。工业革命,不仅生产了用于消费的机器(例如福特汽车),而且还生产了类似机器的人(如《摩登时代》里的工人)。由于这时的人已成为了没有自主性的机器的附属品,他们在“无我”的情况下接受管理,泰勒的科学管理、福特的流水线以及韦伯的科层制由是大行其道。
图为福特T型车流水线组装现场,每位工人只负责一道固定工序
 
人性化管理运动开启了第二次解放人的运动,它是一个从“无我”到“有我”的过程。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暂时的、一定程度的释放,但此时的“我”还不是具有主体意识的我。人还不是责权利的完全主体,也不是创新的主体,因为具有创造性的、富于主见的、具备自由精神的人们还是被置于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化、规则化的科层体系内,“戴着镣铐跳舞”。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 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 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 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次解放人的运动的要旨是从“有我”到“自我”。企业中的人,从来都是为了完成企业的经济目标而存在,但是经过第三次解放,才是为自身的价值体现而存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无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都属于某种性质的功利主义,其内在不能理解效用和意义之分,不能区分“为了”(in order to)和“本着”(for the sake of)而采取的行动。本着某种东西做某事,就是使这件事与某种价值标准相关而获得意义,这种价值标准的确立是既独立于所做的事情又独立于其结果的。显然,它与在行动中展示于他人面前的那个“谁”的概念相连。一个行动者在展示他是“谁”时是小心翼翼的,但最终的结果却并不一定能如他所愿,而是要由他人根据一个评价标准来界定。这些他人在一系列平等的关系中结合在一起,就是企业作为自由人与理性人的联合体的最佳体现。
 
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伟大
 
从“人人当好螺丝钉”年代过来的张瑞敏,经常说:“你怎么知道他一定当螺丝钉呢?他怎么不可以自己去成为一台永动机呢?”
 
把大企业变成创业平台,变成无边界平台和网络化组织,这是张瑞敏破解“大企业病”难题的应对之策。这其中有一个枢纽——自主人,“人单合一”借此抓住了人性的本质。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人单合一”的可复制性都缘于,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每个人都希望实现自身的尊严。
 
张瑞敏自信地说:“大企业转型,全世界都在探索,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都摸不着这块石头。我们虽然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我摸到了石头,这个石头就是让每个人自主,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张瑞敏。首先,相信他们都会比你好;第二,把所有权力都给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伟大,只不过是你没有给他这个土壤。”
张瑞敏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让海尔员工“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
 
全世界的很多大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民主、平等,而海尔的实践,力图把每个人变成一个创业主体,一个自主人,由此我们可以在企业中谈论尊严了。
 
企业在社会中,如果企业中的人得到解放,对一个社会的潜能的发挥,其影响之巨大自不待言。通过一家跨国企业的孜孜追求和大胆实践,我们也得以窥视,人作为一个类,虽然由于自私自利而彼此不和、从而造成了巨大牺牲和浪费,仍然有可能“通过社会中的劳动、社会交往中的纪律(社会的、政治的、法的制度)、包括科学和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的进步,而把自己创造成为一个日益接近有高度道德意识的、幸福的和永久和平相处的世界公民组织”(杨祖陶《康德哲学体系问题》)。这是康德的理想,作为人,值得以类的世代延续的无穷努力而为之奋斗并充分实现它。
 
注:本文载于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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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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