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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危机时刻的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上)

新冠肺炎中,公共卫生监控对隐私权的侵犯可谓触目惊心。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的平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有三个原则应当遵循
 
监控的黄金时代
 
2015年12月2日,已婚夫妇赛义德·法鲁克(Syed Farook)和塔什芬·马利克(Tashfeen Malik)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的一家社会服务中心发动恐怖袭击,造成14人死亡、22人受伤。两名袭击者随后在与警察的枪战中丧生,死前销毁了他们的个人电话。但法鲁克留下了他为之工作的县公共卫生局发给他的工作电话,一部运行iOS 9操作系统的iPhone 5C,不过已用四位密码锁定,并且,根据苹果的设置,在尝试10次密码失败以后,手机将自动清除所有数据。2016年2月,当国家安全局无法解锁设备时,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开发一个手机操作系统的新版本,将其安装并运行于手机的随机存取存储器中,以禁用某些安全功能,从而可以打开手机,查看恐怖活动的线索。
这一要求为苹果公司所拒绝,它声称自己奉行从不破坏其产品安全功能的政策。联邦调查局成功申请到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谢里·皮姆(Sherri Pym)的一纸法院命令,强令苹果公司创建并提供所需的软件。
 
苹果公司再次宣布反对该命令,理由是创建后门会对广大苹果用户构成安全隐患。苹果的加密系统不只是保护一台设备;它保护每一部手机。国家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法律大战一触即发。就在此一关键时刻,联邦调查局宣布他们找到了能够协助解锁iPhone的第三方,因此撤回了原请求。
根据 TechCrunch 2019年4月2日报道,库克坚决反对FBI提出的建立留有后门的新系统的要求,甚至不惜赌上整个公司。
 
双方在这场战斗中利益重大。执法部门显然持有打击犯罪和制止恐怖袭击的充足理由,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2016年4月谈到美国应始终平衡隐私与公共安全,而加密技术却破坏了这种平衡。“强加密的逻辑意味着所有人的生命,包括执法者,都将很快受到影响,”他说。“在我看来,根据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价值观,绝对的隐私以及那些认为政府应该把手从民众的手机上拿开的想法没有任何意义。”
 
问题的焦点是政府是否可以要求科技公司制造带有后门的加密设备。本质上这是矛盾的:如果一个设备留有后门,则它就没有加密性。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问题不是“隐私与安全之争……而是隐私并安全与安全之争”。不妨理解为:前一个安全指的是个人的数字安全,后一个安全是国家安全。
 
 
库克相信:“我们现在生活在监控的黄金时代。我们所有人留下的数字足迹到处都是。”也因此,这件事并非个例,而关乎“科技民主”:“这不是一起单独的个例事件,它将影响未来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科技界……这样一个会影响到上亿人的决定不该由任何一个人说了算,不论是法官还是FBI。它是需要被讨论的,被所有人共同决定的。”
 
这是一场典型的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之争。美国政府相信自己代表公共利益;苹果公司义正辞严地捍卫个人隐私。而库克的话表明,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而判定公共利益止于何处、个人隐私又始自哪里,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利益课题。
 
这场有关安全性和隐私性的公开斗争未开局即告终,给各方留下了太多困惑,人们从来没有得到关于安全性还是隐私性优先的答案。平衡二者的焦点始终在于:代价有多大?公众必须放弃什么?
同样的矛盾局面在四年后又一次上演。针对2019年年底发生的佛罗里达州海军航空站枪击事件,美国司法部长William Barr要求苹果解锁嫌疑人的手机并提供后门,苹果以“美国人无需在削弱加密和解决调查中做出选择”的说法予以了拒绝。
 
在现实中,国家安全与企业利润的双重要求,已然妨碍了更大的隐私保护。“隐私”这个东西,在消费者常以其换取方便的今天,听上去不像是什么了不起的需要坚决捍卫的价值。其实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隐私乃是自由的核心,通常会支持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拥有它意味着你可以自由选择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或者谁可以看到你的个人信息,或者不受妨碍地与朋友和同事交流,以及决定谁有权监视你的行为并记录你的生活,又是根据什么理由。
 
这些全部都是十分重大的课题,它们是不可能长期悬而未决的。果不其然,2020年一开始,这些问题又杀回来了,借着“危机”的名义。
 
数据密集型的公共卫生监控
 
庚子开年,前所未闻的新冠病毒蔓延五大洲。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肺炎疫情的全球风险提升至“非常高”,这是该组织对于风险评估水平的最高等级。
 
当传染病以如此之大的规模暴发时,及时访问数据通常很关键。首先,重要的是要知道谁与感染者紧密接触或乘坐同一班飞机或火车。其次,也要了解谁和谁居于同一个住所中,这些人又身处哪个社区。再次,检查手机定位信息和数字地图从而了解人群在城市中的旅行踪迹以及全国的迁徙情况,以追踪疾病的潜在传播路径,可能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公共卫生监控是一种数据密集型(data-intensive)实践,必然引发个人隐私问题。
 
根据《南方都市报》,超七千武汉返乡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在分析个人隐私受到多大影响之前,首先需要界定何为隐私。隐私,像大多数抽象概念一样,对不同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它可以意味着隐居——隐身一个不必害怕他人窥视的地方。此种意义上的隐私指向一种不受他人打扰、侵犯、为难的私人空间的欲求,此一私人的空间感也包括身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奸构成了对个人隐私权的最大侵害之一。与此同时,隐私也意味着一种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披露时间和方式的能力。最后,隐私还是一种个人免受不正当的外部干扰作出有关自身的根本性决定(例如堕胎)的权利,此种隐私权建立在美国最高法院布兰代斯大法官(Louis Brandeis)的“独处权”(right to be left alone)概念上。
 
若用这三种隐私权来观照,新冠肺炎中,公共卫生监控对隐私权的侵犯可谓触目惊心。我们以《新华每日电讯》2月26日在“我的战‘疫’口述”专栏中发出的一篇题为《如果没有那位警官,北京顺义的那个夜晚,更让这个鄂籍“北漂”彻骨寒》的采访为例。
 
一位26岁的自由职业者徐畅(化名),湖北籍,春节未回老家,而是和丈夫一起,去他老家徐州乡下过年。接下来,两口子复工回京经历了一系列“奇遇”:
 
2月16日下午,在徐州市区进丈夫家小区时,工作人员见是湖北户籍,让徐畅发短信给电信,查询了最近14天的行程,确认一直在徐州才放进门。——此为电信疫情大数据,由工信部统筹三大运营商提供关于用户行程的短信查询服务,用户可查询本人在前14天去过哪些地方(停留超过4个小时)。虽然查询自己的信息不违反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应法规,但是,很明显查询结果需要拿给社区人员浏览确认。
 
2月16日晚10点,夫妇二人回到位于北京顺义的租住小区。社区工作人员查验身份证,说徐畅是湖北人,不得进小区。徐畅解释说,整个春节期间都在徐州,根本没回过湖北,并把下午在徐州时的电信查询结果给他们看,上面清楚显示徐畅最近14天一直在徐州。然而,工作人员仍坚持只看户籍,不认短信。——三大运营商表示,电信疫情大数据平台开放一周,累计查询即已超五千万人次;手机用户在被问及有关行程问题时,可用平台短信自证。然而,现实冰冷,这些大数据的效力不敌户籍“死限”。
 
徐畅夫妇系通过自如租住公寓,此时只好寻求自如管家的帮助。管家和社区沟通无果。管家告诉徐畅说,现在全顺义的小区都这样,湖北人哪都进不了。——多地爆出部分小区不允许返程租客进入的情况,有的社区甚至对有武汉接触史的家庭贴封条,封住住户家门。私人空间在此消失无踪。
徐畅和顺义仁和派出所的凌晨通话记录。
 
此时,两人已在小区外站了两个小时。夜里12点的北京很冷,两人无奈决定先去找家酒店住下,不然感冒发烧就麻烦了。打电话给若干个顺义酒店,询问收不收春节未回过老家的湖北人,答案都是拒收。深夜里,徐畅夫妇站在街头无处可去,打小区所在镇的值班室电话、打12345市长热线都被拒绝和推诿,不知道还能向谁求助,最终决定打车去火车站,坐最早的一班高铁再回徐州。准备打车时,不甘心的徐畅又拨了一次110,这次转到了顺义仁和派出所,寒冬夜晚里,惟一“暖心”的人出现了。接电话的男警官热情帮助联系落脚的酒店,可是再次全部遭拒。——疫情暴发后,不仅一些地方的酒店、宾馆拒绝武汉人、湖北人入住,个别地方还对入境的湖北人员、车辆“一律劝返”。泄露、传播武汉及湖北返乡人员个人信息的情况反复发生,歧视湖北人的声音也大量出现。有些人一边喊着“武汉加油”,一边拿武汉人当“瘟神”。
 
徐畅夫妇不想再麻烦警察,就告诉他说,已经决定去火车站了。凌晨5点南站开门,两人坐上7点第一班北京去徐州的火车。在路上,他们接到顺义食药监督管理局的电话,称听取民警反馈之后,可以帮他们协调回小区,或安排进相应的隔离点。此前,徐畅租住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就算你进了小区,我们也会把你轰出来。”——多位湖北籍网民发帖称,自己过去几个月没回过老家,但因为“身份证是420开头”,社区、基层干部就以“大数据报告”为依据,要求强制集中隔离。有机场限制湖北籍乘客登机;有企业解雇湖北籍员工;有商场入口设安保查身份证,禁止湖北籍市民进入……一张湖北身份证,让各地各处避之不及,普通人享受的正常自由都因一个号码而丧失殆尽,身份证滥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民间调侃:“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病毒能通过身份证号传染?”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空间性的隐私、信息性的隐私、决策性的隐私,这些隐私权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例如,人们控制自身信息如何获取和使用的权利与自主和自由的体验是深深联系在一起的。失去了对自身信息的控制,失去了自己免受干扰的私人空间,人们又怎么可能作出独立自主的重要决定?
 
 
注:本文载于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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