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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流行病同时肆虐,一种是新冠疫情,另一种是“信息流行病”。
 
信息一直被视为影响民众的力量。这种影响人类行为的信息力量常被滥用以便散布错误信息或虚假新闻。但是,随着社交媒体和便利技术的出现,虚假新闻在生产和快速传播方面已经与新闻展开激烈竞争,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出现时尤其如此,因为危机时刻人们尝试获取更多的信息,也急需安放信任。不仅各国忙于应付各种虚假新闻,甚至就连国际组织也对此感到担忧。
 
 
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
 
2020年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称,新的冠状病毒的暴发与反应,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该词系information(信息)与epidemic(流行病)组合而成,特指“信息过多——有些准确而有些不准确——这使得人们在需要时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来源和可靠的指南”。[1]
 
这个词并非世界卫生组织首创,它肇始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旧同类——SARS病毒引起的疫情暴发,发明者是美国一个智库Intellibridge Corp的CEO大卫·罗斯科夫(David J. Rothkopf)。2003年5月11日,罗斯科夫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
 
SARS的故事不是一种流行病而是两种,第二种流行病基本不为媒体所注意,但其影响却远大于疾病本身。这是因为,造成SARS从一个糟糕的中国区域性健康危机转变为一场全球经济和社会溃变的,不是病毒传染病,而是“信息流行病”。……
 
我所说的“信息流行病”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2]
 
在新冠疫情中,假新闻和伪科学混杂于真实新闻和科学之中,信息大杂烩增加了不确定性并引发了恐慌。新冠肺炎或可称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冠状病毒的暴发与以前的病毒暴发区分开。虽然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寨卡病毒都引发了全球恐慌,但社交媒体尤其加剧了人们对冠状病毒的担忧。它使虚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荣,创造了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焦虑和种族主义。
一则“韩国飞青岛航班机票价格暴涨,大量韩国人涌入青岛避难”的传言引发了民众的高度恐慌。
 
由于这些情形,《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刊文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是历史上第一场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3]罗斯科夫早已指出,信息流行病是由主流媒体、专业媒体和互联网站以及“非正式”媒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发的复杂现象。所谓“非正式”媒体包括无线电话、短信、寻呼机、传真机和电子邮件,它们和“正式”媒体一样,都传递了事实、谣言、解释和宣传的某种组合。其所涉及的信息消费者,从官员到公民,查看整个信息图景的能力各异,对所拥有信息的处理程度亦不相同,在依照信息采取行动之前进行验证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在理解或控制快速变化的信息方面几乎是个白丁。
 
把时钟快速拨到2020年,新的数字交流平台与2003年迥异。互联网在短短的一代时间内改变了我们制作和体验几乎所有媒体的方式。如今,消费媒体的行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形式:社交数据层,讲述了我们喜欢什么,观看什么,关注谁和关注什么以及在这样做时的位置。
 
 
新冠疫情中,我们在微信群里关心远方亲人的一颦一笑;在抖音上观看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视频;在微博上传递绝望和善良的故事;在朋友圈为逝去的“吹哨人”举行“国葬”。
 
尽管社交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疾病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不断流传的有关事实真相的个人轶事和报告,也迫使政府发布有关这场危机的更准确的信息。
 
除了寻求认知,社交媒体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集体宣泄的空间。1月20日晚,钟南山医生在中央电视台上说,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恐慌。恐慌的最大源头是在社交媒体上眼看着危机逐渐扩大。社交媒体切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恐惧,并将恐惧扩大到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水平。
 
 
虚假信息与阴谋论
 
世界卫生组织显然意识到社交媒体在疫情信息传播中的巨大能量。在2月2日发布的“形势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称自己的技术风险交流团队和社交媒体团队一直在密切合作,追踪和回应有关传说和谣言。日内瓦总部、六个区域办事处以及合作伙伴每天24小时工作,查明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的常见谣言,例如虚假的预防措施或治疗方法。随即,世界卫生组织利用其社交媒体通道(包括微博、Twitter、Facebook、Instagram、领英、Pinterest等)和网站基于证据驳斥查明的谣言,并提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公共卫生信息和建议。[4]
2月15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发言中强调对抗疫情的同时,国际社会还需要同虚假信息和谣言做斗争。
 
这家国际组织甚至派专人前往硅谷,以敦促科技公司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与冠状病毒的假新闻作斗争。
 
2月13日,BBC报道说,来自该组织的代表——数字业务解决方案经理安德鲁·帕蒂森(Andrew Pattison)到达硅谷,同科技公司讨论虚假信息的传播问题。参加会面的公司包括Facebook、谷歌、苹果、Airbnb、Uber、Lyft和Salesforce。此前,帕蒂森也造访了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5]
 
帕蒂森表示,虚假信息“传播的速度比病毒要快”。关于这种病毒是如何起源和传播的,或者有什么偏方可以治愈,这类消息席卷了整个网络。当用户在亚马逊上搜索冠状病毒一词时,就会出现口罩和维生素C的促销清单。事实上维生素C已被列为冠状病毒的假药之一。由此,帕蒂森强调有必要向搜索冠状病毒的用户提供科学信息,并过滤假新闻。
虽然“板蓝根可预防新冠肺炎”的传言已被国家卫建委否认,但并不妨碍板蓝根在美国中草药店脱销。
 
帕蒂森没有提到的是,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出身的人的种族主义言论和行为在社交媒体上激增。SARS疫情中,种族主义和歧视就曾现身,而这次多了一个新的重大变数:社交媒体。
 
借助社交媒体,种族主义模因(meme)的社会传播风险急剧加大。在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令人难过的事情:东亚面孔长相的人们被口头咒骂,吐口水,赶下公交工具,逐出咖啡馆,阻止进入商店,甚至遭到暴力袭击。亚裔被迫打出“我不是病毒”的抗议口号。在法国,亚裔社区在推特上创造了#JeNeSuisPasUnVirus主题标签,以回应该地一系列出于种族动机的攻击。
 
在危机时期,恐惧助长歧视。以往流行病的人类学和历史记载,都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在流行病期间,规避和污名化外来群体是集体应对的常见行为。对少数民族和其他“外来者”的集体歧视,本有可能深藏于一个社会之中,借危机到来趁机获得“合法化”。
包括美国共和党领袖Kevin McCarthy在内的许多人坚持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冠状病毒”。
 
例如,1853年美国黄热病流行,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被指为罪魁祸首,是其恶劣的卫生习惯导致了一场公共健康危机。[6]在1916年纽约市小儿麻痹症大暴发中,意大利移民被指控将这种流行病带到了美国。[7]
 
互联网模因现象与疾病流行共享一种形容——病毒式传播——也许并非巧合。追求眼球效应的社交媒体对这次疫情的渲染进一步加剧了已有的恐惧,包括某些人故意加强仇外心理的刻板印象,或是兜售流行谣言。
 
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一段疯传的录像:“一个中国女人沉迷于喝果蝠汤”。尽管该视频已被揭穿系摄于2016年的帕劳,但在网上仍屡被当做中国人“令人恶心”的饮食习惯造成新冠病毒流行的铁证,因其符合西方受众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叙事想象。[8]
 
 
像“蝙蝠汤”一类的视频是虚假信息的典型示例,它将信息从上下文中提取出来,并以某种真实的方式重新包装,以迎合某些特定的世界观。
 
另一类我们熟悉的虚假信息是阴谋论,如果人们不把病毒的始作俑者认定为少数族裔或者外来移民,那么令人担忧的传染病暴发很有可能是因为外国政府在作祟。疾病流行期间阴谋论的盛行肇始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古老、深刻而令人不安的根源。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尽管该病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在西班牙发现了最早的病例,但仍有美国军方人士认为是德国人故意将流感传播作为战争武器。[9]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肆虐,因为正值中美贸易战激烈交锋之际,坊间不无“这是美国人发动的生化战争,想要迟滞中国的发展”的论调。[10]在光谱的另一端,在许多专家指出冠状病毒不可能是人为制造之后,美国仍有议员坚持散布说,冠状病毒的持续传播与疾病震中武汉的一家中国国家实验室有关。[11]
 
 
从历史上看,一些国家惯于采用阴谋论来分散对自己失败的注意力或避免批评,阴谋论本身也可以作为国与国之间博弈的信息战武器。传播有关疾病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就是一些政府精心谋划的宣传策略之一。例如,苏联在1980年代的宣传声称,美国构成了艾滋病毒在非洲蔓延的原因。[12]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只有一小群疯子才会相信阴谋论,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指数级传播能力、群体极化的普遍存在、机器人和水军的网络渗透,阴谋论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听众。
 
2016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有关9/11的阴谋论,而超过40%的人支持有关外星人造访、全球变暖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的阴谋论。调查人员称,“我们发现了明确的证据,证明美国是一个阴谋论文化盛行的社会”。[13]
《美国新闻周刊》在2014年称,美国的阴谋论已经跨过了一个门槛以致于完全扭曲了可能进行的任何理性讨论。
 
由此可见,疾病和对大规模传染的恐惧可以被“武器化”,用以加强反移民偏见和仇外心理,推动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并展开地缘政治竞争。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内容动力学并非新冠肺炎所独有,它们会出现在任何未来危机的暴发当中。
 
然而就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言,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会威胁公众的健康,因为它们破坏了对基础科学的信心,质疑了卫生专业人员的动机,使卫生活动政治化,并为应对疾病挑战创造了问题。
 
恐慌时期,互联网平台可以做什么
 
随着各国政府被迫应对冠状病毒的暴发,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现在面临压力,以确保其平台不会引起恐慌或造成伤害。《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未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疫情开始蔓延到中国以外的三周时间内,大约有200万条推文兜售了关于冠状病毒的阴谋论。[14]不实信息如潮涌来,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平台能否筑好防范之堤的疑虑。
 
那么,这些平台都是怎么做的呢?
 
人们的目光首先盯向Facebook。在危机时期,对于全球数十亿人来说,它有可能是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调查显示,44%的美国人将Facebook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15]Facebook在做什么,以确保它可以提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准确而及时的信息?
 
Facebook的做法分成几个层面:
 
首先,将人们连接到准确的信息和有用的资源。在Facebook上搜索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信息的任何人,都将在其搜索结果的顶部显示一个教育弹窗,将其连接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众多专业卫生组织。
 
其次,通过删除“虚假声称或阴谋论”来限制有关冠状病毒的不实信息的传播。它也会阻止利用当前形势的广告——例如,有些公司声称其产品可以治愈疾病。这是对Facebook此前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与仅仅是减少违规内容分发的首选做法有所不同。
 
第三,利用现有的第三方事实核查网络来揭穿假新闻。当事实核查网络将某些信息评定为假时,平台会限制其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传播,并向人们显示来自事实核查合作伙伴的准确信息。此外,平台还会向已经共享或试图共享虚假内容的人发送通知,提醒他们该内容被核查了。
在Marketplace上,脸书也将采取类似政策。
 
其他平台也在积极行动。
 
在Google搜索引擎上搜索冠状病毒的人会看到权威新闻和安全提示,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也被推到相关查询的搜索结果的顶部。Google旗下的YouTube表示,其算法将优先考虑更可靠的信源。YouTube的发言人称,YouTube正在大力投资以提高网站上的权威性内容,同时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例如确保搜索新闻的人首先看到权威性的结果。
 
当Twitter用户搜索冠状病毒时,会出现一个名为“了解事实”的大标题,连接到疾病控制中心。公司尤其在扩展亚太地区的使用功能,以便当一个人搜索主题标签时,可以立即从正确的来源获得权威的健康信息。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中,腾讯新闻做了较真查证平台,对新冠病毒肺炎实时辟谣。百度App首页上线“抗击肺炎”频道,最受关注的版块为疫情地图、周边疫情、疫情辟谣。TikTok删除有目的的误导性视频,并在声明中表示“不会允许可能对我们的社区或广大公众造成伤害的错误信息”。
 
腾讯新闻较真查证平台。
 
腾讯医典紧急上线“武汉新冠肺炎患者专区”,汇聚全国各地专业医生,为患者提供线上咨询,依照病情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指引。同时,该专区还囊括了普通民众居家预防、疑似患者应对就医、伴发基础疾病的病情管理等定制化科普内容,帮助更多普通用户科学防护,减少盲目恐慌。腾讯医典和百度健康都开发了相应的新冠肺炎自测工具,百度健康除了“问医生”免费咨询渠道,还上线了新冠肺炎防护手册、心理援助平台、0元公益保险等,并同北京医学会一起运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线上医生咨询平台。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eb 2, 2020).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Situation Report -13,”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02-sitrep-13-ncov-v3.pdf.
 
[2] Rothkopf, David J. (May 11, 2003). “When the Buzz Bites Back.” The Washington Post, B01.
 
[3] Hao, Karen & Basu, Tanya (Feb 12, 2020). “The Coronavirus Is the First True Social-Media ‘Infodemic’.” MIT Technology Review,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5184/the-coronavirus-is-the-first-true-social-media-infodemic/.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eb 2, 2020).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Situation Report -13,”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02-sitrep-13-ncov-v3.pdf.
 
[5] Thomas, Zoe (Feb 13, 2020). “WHO says fake coronavirus claims causing ‘infodemic’.”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1497800.
 
[6] McKiven Jr., Henry M. (Dec. 2007)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 Natural Disaster: The Yellow Fever Epidemic of 1853.”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4: 734–42. http://archive.oah.org/special-issues/katrina/McKiven407b.html?link_id=mit_fever.
 
[7] Kraut, Alan M. (2010).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the Pandemic.”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5, Suppl 3: 123–13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62341/.
 
[8] BBC Monitoring (Jan 30, 2020). “China 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 spreads online about origin and scale.”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logs-trending-51271037.
 
[9] Kraut, Alan M. (2010).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the Pandemic.”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5, Suppl 3: 123–13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62341/.
 
[10] BBC Monitoring (Feb 2, 2020). “Coronavirus: Russian media hint at US conspiracy.”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1413870.
 
[11] Firozi, Paulina (Feb 17, 2020). “Tom Cotton keeps repeating a coronavirus conspiracy theory that was already debunked.” The Washington Post.
 
[12] Selvage, Douglas & Nehring, Christopher (July 22, 2019). “Operation ‘Denver’: KGB and Stasi Disinformation regarding AIDS.” Sources and Methods, Wilson Center.
 
[13] Chapman University (Oct 12, 2016). “What do Americans fear? Chapman University's 3rd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Fears released.” EurekAlert,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10/cu-wda101216.php.
 
[14] Romm, Tony (Feb 29, 2020). “Millions of tweets peddled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t coronavirus in other countries, an unpublished U.S. report says.” The Washington Post.
 
[15] Gottfried, Jeffery & Shearer, Elisa (May 26, 2016).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
 
注:文章来源于腾云,载于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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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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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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