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如何纾解大规模信息恐慌？（上）

 

“信息流行病”不是意在说服人们相信一件错误的事情，而是要发布许多不实信息，给人们造成无法了解真相的感觉，从而开辟出一种权力真空，这样做会促进某些人的利益。

 

疫情“拐点”到来，信息须无障碍流动

 

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2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告诉参加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外交政策和安全专家，令世卫组织感到鼓舞的是，目前在中国境外还没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大规模社区传播。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反击流行病的时候同时要反击“信息流行病”，各国政府、公司和新闻机构应与世卫组织合作，发出适当程度的警报，但不要煽动歇斯底里的情绪。[1]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全球已有超过8万人感染，蔓延范围达40多国，死亡近2800例。感染者虽然仍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但韩国、日本、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都已经发展到较为严重的局面。[2]

 

2月26日，疫情出现了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拐点”——在中国境外确认感染病例数字首度超过中国国内。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世界各国做好迎接疫情的准备；美国则直接警告说，疫情全球大暴发已“难以避免”，只是迟早问题；南极洲为惟一净土。[3]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疾病流行和大流行的区别在于范围，前者疫情扩散范围较小，后者通常是指传染病在多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流行。WHO宣布这个定性前，全球确诊感染病例激增，跃至两周前的13倍，中国以外各国疫情继续恶化。欧美股市闻讯惊惶悸动，大盘全面下滑。[4]

 

1918–20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死亡率。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Pandemic词条

 

从疾病流行到大流行的“拐点”显示，病毒和我们跑的是马拉松，不是短距离冲刺。各方都要做好“抗疫”的长期准备，在此一过程中，信息的无障碍流动显得尤为重要。

 

 

若干学术研究从不同层面佐证了重大疾病流行期间保持正常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在东英吉利大学（UEA, East Anglia University）2月14日发布的一项研究中，专家们认为，假新闻会令疾病的暴发更加迅猛。[5]专家说，这项研究和此前的另外一项研究[6]是针对流感、猴痘和诺如病毒进行的，但也适用于COVID 19。

 

这里所说的“假新闻”包括错误信息和在社交媒体上的不正确建议。东英吉利大学的科学家在分析错误信息的传播如何影响疾病扩散时说，任何阻止人们分享假新闻的成功努力都可以挽救生命。

 

研究者之一、UEA医学教授保罗·亨特（Paul Hunter）表示：“错误信息意味着错误的建议会很快传播出去，并且可能改变人类的行为，让他们冒更大的风险。”一个新冠肺炎中可以佐证的例子是，2月15日，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一女子疑因出门购买号称可以治疗肺炎的双黄连，反而因此患上新冠肺炎。[7]

 

亨特教授等人的模型考虑了人们的真实行为，不同疾病的传播路径、潜伏期和康复时间，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和实时共享的速度和频率等。由于假新闻往往是建立在阴谋论之上的，他们还考虑了对权威的较低信任与人们相信阴谋的倾向之间的相关度，以及人们如何在网上“信息气泡”（information bubble）中互动。亨特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更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不良建议而不是来自可靠信息源的良好建议”。

 

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一项针对Facebook上关于寨卡病毒的帖子的研究表明，最受欢迎的健康内容是那些最不准确的帖子。换言之，在社交媒体上，传播阴谋论或错误信息的帖子最流行。

 

 

在社交媒体构成许多美国人重要新闻来源的今天，威斯康星州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2016年5-6月关于由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感染的不准确信息，在受欢迎程度上，令有关该疾病的更权威的信息相形见绌。

 

由此可以看出，重大疾病暴发往往成为更多有害信息传播的温床。研究员玛加·莎玛（Megha Sharma）博士说：“最令人困扰的是那些提供错误信息或张扬阴谋论的网站或视频，试图把焦点完全从真正的问题上移开。” [8]

 

研究人员在《美国感染控制杂志》上报告说，Facebook上200个最受欢迎的帖子和视频中，有81％包含有关寨卡病毒的有用或可信信息。大多数有用的帖子来自新闻机构，而22个有用的视频归功于疾控中心。虽然如此，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传播阴谋论或错误信息的人最受欢迎。例如，共享最多的可信和有用的帖子是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布会的视频，被观看了4.3万次，并被964个Facebook帐户共享。然而，最受欢迎的传播错误信息、声称寨卡病毒是一种“欺诈性医疗骗局”的帖子，被浏览了53万次，被1.9万多人分享。[9]

 

与社交媒体相比，新闻机构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2019年2月，美国麻省剑桥一家实验室三位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认定，媒体报道增多对疫情防控有正面作用。[10]研究者相信，了解媒体对疾病传播的影响，可以帮助改善流行病的预测并发现预防措施，以减缓疾病的传播。研究根据新闻中有关疾病（如SARS, Ebola or H1N1）报道的真实数据进行建模。这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模型，其中疾病通过个体之间的局部相互作用而传播，传播的可能性受媒体报道的影响。研究假设媒体的关注会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例如洗手和遵守隔离习惯），从而降低疾病发作。用该疾病传播模型对美国华盛顿特区一个典型的流感季进行模拟的结果显示，若媒体的报道量每周增加十倍，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

 

纾解大规模信息恐慌需数管齐下

 

这些研究说明，纾解大规模信息恐慌，需要数管齐下。

 

▌重视互联网平台的把关人作用

 

假新闻快速进犯的威胁说明了在健康恐慌期间，用于快速组织和创建社区的强大社交网络工具，很容易成为有问题的回声室。无论是出于恶意、恐惧还是误解，用户都可以轻易地实时共享和强化错误信息，这使得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医疗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变得更形复杂。

 

完全不受约束的内容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健康和医学领域，人们共享的帖子、照片和视频会影响患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寻求和获得急需的护理的决定。

 

互联网平台责无旁贷，需要让针对阴谋内容的事实检查和算法降级在此发挥作用，切实充当好把关人。这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共享事物的能力，已经消除了过去在广泛传播之前对信息予以甄别和把关的做法，这使得没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用阴谋论或其他虚假信息来填补空白。

 

一度，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都不承认自己是媒介公司，用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话来说，这些科技巨头坚决反对充当所谓“真理的仲裁者”，[11]从而决定用户可以在网上说些什么。它们认为自己只是技术平台——没有传统新闻责任的中立平台。

 

 

然而，在假新闻和宣传的反复传播中，有关这些平台作为出版商的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已经不断升级。它们无法再将自己视为一张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表达的白板。当传统上充当把关人角色的新闻媒介面临着不确定的经济未来，互联网平台——通过吞噬媒介市场而极大地造就了这一不确定性——对人们获取怎样的内容负有特殊责任。

 

▌保障新闻媒体的正常信息供应

 

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有关突发危机的传闻多是通过口口相传、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等传播的，而且流传时间比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正式发布的时间早得多。

 

如果正式的媒体掌握着最强大的资源去调查真相，但它们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在信息制造、传播链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如果完全拒绝传闻类信息，他们又该从何处获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用什么方式宣泄他们的情绪、宣示他们的诉求呢？此时，人们一定会选择，与其相信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正式新闻报道，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谣言，导致“新闻像谣言，谣言像新闻”的怪象出现。

 

 

新冠肺炎危机凸显了严肃媒体的价值，应该借此契机，呼吁放松对媒体的控制，支持更有力的调查报道，推广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严格规范，对各级地方政府加以约束，采取措施防止那些被媒体负面报道激怒的地方官员和其他机构以报复、恐吓、打压等手段对付记者和检举人。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策的情况下，呼吁出台新闻法，禁止行政部门对媒体实施控制和干预，在法律上赋予媒体以基本的监督权利。

 

▌在社交媒体上，用优质信息淹没虚假信息

 

东英吉利大学研究人员也研究了打击假新闻的策略，例如用正确的信息来淹没不实信息，并通过更好的教育使人们对不实信息“免疫”。

 

“我们发现，只需将传播中的有害建议的数量减少10%，从50%降至40%，即可减轻不良建议对疾病暴发结果的影响。”

 

“若让20%的人群不再分享或相信有害的建议，或使他们对虚假新闻‘免疫’，也会有相同的积极效果。”

 

而威斯康星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不准确信息的流行，“很大程度上与信息的呈现方式有关”。她补充说，带有错误信息的帖子通常比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帖子更“肆无忌惮”。

 

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找到一种显示更准确的相关健康信息的方法，但这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在说“这很复杂，我们还不知道答案”的一方与说“我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的另一方之间的任何竞赛中，后者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对的，因为后者简单而且吸引人，很容易据其说法采取行动。

 

除了表现方式，时间也是关键。可信且专业的记者仍在检查他们的事实之时，虚假信息已经泛滥成灾：比起核实事实，虚构事实所花的时间要少得多。如此导致的后果是：如果让错误信息占先，则正确信息很难赶上并超过；虚假极易产生，但却很难清除。

 

使用三种方法可以增加与虚假信息对抗的有效性：

 

（1）受众初次暴露于虚假信息时，要及时警告；

 

（2）不断重复对虚假信息的驳斥，因为虚假信息是依靠重复而假扮为真理的；

 

（3）提供具备替代意义的更正，帮助填补理解上的空白，以消除错误的所谓“事实”。

 

具体实践中，预警可能是第一有效的。如果潜在受众已经掌握了正确的信息，那么虚假信息相对于已知信息而言就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不断揭露虚假信息试图操纵受众的事实，而不是与特定的带有操纵性的信息作斗争，可能会更有成效。也即，专注于抵制虚假信息的影响，而不是虚假信息本身。

 

第三，不要将信息流直接引向虚假信息。相反，将信息流指向虚假信息试图攻击的目标，并尝试将受众推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

 

第四，增加具有说服力的信息流，与虚假信息流直接对抗。

 

▌提高公众的网络素养

 

有关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受骗、转而利用自己的社交资本去传播它。某些人可能不相信来自某个机构媒体的说法，但如果大学室友或是姐姐分享一则故事，他们十分可能会上当。

 

此外，很多人不懂得去真正检查信息的可信度，而是在读到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后立即分享。为了引诱你的点击，许多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都惯常采用误导性的或耸人听闻的标题。

 

为了引诱你的点击，许多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都惯常采用误导性的或耸人听闻的标题。

 

所以，提高网络素养很关键的步骤有两条：一是教育人们如何分辨可靠信源；二是帮助人们摸清虚假信息的“套路”。

 

信源种类很多，准确区分至关重要。

 

其一，信源是谁？他/她是怎么知道他们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事的？

 

其二，有无相互独立的多重信源？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在《真相》[12]一书中说：“假如无法获得多重信源，而且证据量不大，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相信信源的叙述——或许具有暗示作用，但无法证实。”信源数量被视为判断报道权威性的一个标志。

 

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在《真相》一书中说：“假如无法获得多重信源，而且证据量不大，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相信信源的叙述——或许具有暗示作用，但无法证实。”

 

其三，信源是不是报道中所叙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是不是利益相关者？

 

其四，是否使用匿名信源？使用匿名信源的时候是否给出援引匿名信源的理由？

 

除了信源以外，也需要练就识别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的其他欺骗手段。比如虚假信息常常采取“消防水带”（fire hose）策略：通过大量的渠道散发大量的信息；快速、持续和重复；要么真假混杂诱人上当、要么彻头彻尾地虚构；从不在乎前后一致。这些策略意在令受众感到震惊、迷惑和不知所措。

 

如此策略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实验心理学文献来证明。比如，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更多来源收到的更多消息将更具说服力。实验心理学文献也告诉我们，第一印象是非常有弹性的：一个人更有可能接受在某个主题上获知的第一信息，然后在面对矛盾的信息时偏向于此信息。此外，重复会导致熟悉，而熟悉会导致接受。如此等等。

 

提高网络素养，就是要掌握虚假信息以上的常用手段，这样才能够精确识别并反击。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可以通过关注多种多样的人和观点，来保护自己免受虚假信息的侵害。依靠少数见解相同的新闻来源，限制了人们可获得的材料范围，并增加了成为骗局或虚假信息受害者的可能性。多方关注的做法虽非万无一失，但却有助于打破“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或是“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

 

结语

 

不论是Sars、埃博拉还是冠状病毒，都令我们认识到沟通是关键。流行病是医学现象，但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信息流行病”。

“信息流行病”不是意在说服人们相信一件错误的事情，而是要发布许多不实信息，给人们造成无法了解真相的感觉，从而开辟出一种权力真空，这样做会促进某些人的利益。

 

为这样的利益而生的“信息流行病”不会像病毒那样致人危险，而是通过用虚假或有害的思想感染公共话语，令公民更加难以确定真相并追究责任。正是因此，每一位合格的数字公民都有责任使自己免受“信息流行病”的侵袭，提高公共话语的质量，并改变造成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传播的环境。这些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因为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

 

参考文献：

 

[1]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2] BBC中文网：《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40多国 死亡近2800例》，2020年2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657441。

 

[3] BBC中文网：《肺炎疫情：美国警告全球暴发“难以避免” 南极洲为唯一净土》，2020年2月2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647826。

 

[4] BBC中文网：《肺炎疫情：世卫组织为新冠定性—全球大流行》，2020年3月1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1843068.

 

[5] Brainard, J., Hunt, P.R. & Hall, I.R. (Feb 14, 2020). “An agent-based model about the effects of fake news on a norovirus outbreak.” Revue d'Épidémiologie et de Santé Publiqu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98762020301474.

 

[6] Brainard, Julii & Hunter, Paul R. (Nov 12, 2019). “Misinformation making a disease outbreak worse: Outcomes compared for influenza, monkeypox, and norovirus.” Simulation.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037549719885021.

 

[7] 澎湃新闻：《郑州一女子疑因步行外出买双黄连感染新冠肺炎》，环球网，2020年2月15日，https://3w.huanqiu.com/a/0c789f/3x2ttVDaAK8?agt=8.

 

[8] Seaman, Andrew M. (Nov 2, 2016). “Accurate Facebook posts about Zika virus were plentiful, not popular.”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zika-facebook/accurate-facebook-posts-about-zika-virus-were-plentiful-not-popular-idUSKBN12X2JH.

 

[9] Sharma, M., Yadav, K., Yadav, N.& Ferdinand, Keith C. (Nov 1, 2016). “Zika virus pandemic—analysis of Facebook as a social media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

 

[10] Kim, L., Fast, S. & Markuzon, N. (Feb 4, 2019). “Incorporating media data into a model of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mission.” PloS One.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0716139.

 

[11] Zuckerberg, Mark (Nov 12, 2016). https://www.facebook.com/zuck/posts/i-want-to-share-some-thoughts-on-facebook-and-the-electionour-goal-is-to-give-ev/10103253901916271/.

 

[12] 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陆佳怡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注：文章来源于腾云，载于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