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胡泳 > 听年轻人的:两代人的烟火中国

听年轻人的:两代人的烟火中国

▲ 10月5日,游客在“网红店”超级文和友内吃饭。 新华社/图
 
生活在二十余年间发生巨大的位移,曾经的边缘生活逐渐向中心移动,学者胡泳称其为“数字位移”——互联网产生了新大陆。
 
位移的巨大震荡产生层层涟漪,重新回应了人们对于“生存”的理解。但数字生活中的比特(计算机信息量单位)不能吃,它究竟是如何解答这种错综复杂的烟火问题?
 
楔子
 
永和豆浆曾在上个世纪末短暂开通过为期3天的“外卖”业务。多亏了这项临时服务,北上广的11人(实为12人,中途退出1人)通过了“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
 
测试提供拨号网络、1500元现金、1500电子货币(网络购物卡)、一卷手纸,但要求测试者72小时内不许离开房间。这场测试在今天看起来像是让我们哑口的历史巧合——这不正是我们经历的2020开端吗?但在1999年9月,这是一次严肃的有电视直播的社会实验。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在网上买不到吃的——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各大电商服务当时均未出现,当当网要到两个月之后的1999年11月才正式上线,且以图书和VCD为主,淘宝、京东、美团、拼多多更晚,要到千禧年甚至2010年之后。测试者当时只能在BBS里盖楼向外界寻求帮助。
 
最后是“永和豆浆”在测试期间于官方网站上挂了一个专门链接,为测试者送食物上门。3天测试结束后,部分人宾馆的房间里堆满了“永和豆浆”的外卖饭盒。但测试结束后,永和豆浆很快关闭了外卖服务。
 
永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像餐饮这种小本经营的买卖,外卖服务所可能出现的耗费和成本,现在都还受不起。”也有购物网站负责人表示,在网上销售方便面、饼干、牙刷牙膏之类的日用品,是毫无意义的。
 
1999年,有媒体在标题上打出结论“目前网上不能生存”。
 
因为当年有个叫尼葛洛庞帝的学者二次访华,他提出“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在国内信息化领域掀起巨浪。
 
在22年前,国人对于“生存”的理解与12名测试者一样,或就是“生存”的本义。网络是没有烟火气的,网络或是“伊妹儿”(指email电子邮件)的商务味道,或是网络聊天室的语闹喧阗。
 
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2016年,一场“72小时无网络生存测试”在上海举行,旨在向17年前的测试致敬。结果出现反转,测试者反馈说:没有网络的日子“度日如年”。
 
生活在二十余年间发生巨大的位移,曾经的边缘生活逐渐向中心移动,学者胡泳称其为“数字位移”——互联网产生了新大陆。
 
位移的巨大震荡产生层层涟漪,重新回应了人们对于“生存”的理解。但数字生活中的比特(计算机信息量单位)不能吃,它究竟是如何解答这种错综复杂的烟火问题?
 
1 “胡闹”
 
2016年,是“陈添记”第二代掌门陈本明想要退休的时间。
 
陈添记是一家专注做鱼皮四十年的广州西关老店。最早当地人做鱼滑,鱼皮都要丢掉,陈本明的父亲、陈添记创始人陈程添觉得浪费,便将鱼皮开发成一道凉拌菜式,后来逐步成了很多老广心中的“老广州味道”。陈本明计划让辛苦培养的侄子接班,但侄子拒绝了,觉得干餐饮太辛苦;女儿因为有稳定的银行工作,不作接班人考虑。陈本明心想大不了闭店退休。
 
但老广不干了,他们不愿意陈添记歇业,索性用实际行动“撑店”:站在窄巷里排100多个号等一份招牌鱼皮;十盒十盒地打包带走;在移居香港后特意赶回来吃一口鱼皮。如此两三个月后,女儿陈映华理解了父亲的责任,于是30岁那年辞职回家学着接手陈添记。
 
鱼皮好吃,但不好做。陈映华光是剥鱼皮,就陆续学了一年。剥鱼皮最讲究完整,一条鱼两张皮,熟练的师傅最快可以一分钟剥制一条鱼,但陈映华做不到,陈父只给她的手艺打7、8分。
 
陈映华志不在此,她想全面提高效率。于是她想办法找到可以剥离鱼皮的机器,结果,厚薄均匀的鱼皮让大家傻了眼:“一刀切”耗损了鱼皮弹性,胶原蛋白流失。陈映华只能作罢,她这才相信爸爸所讲“起鱼皮只能靠人工”的事实。
 
也有成功变革的例子。
 
随着城市发展,上下九、宝华路的居民四散流动,商业中心东移。有老街坊、老顾客搬走后想念脆爽的鱼皮,索性在网上请人跑腿代购一份——光跑腿费就要50块,是鱼皮价格的一倍。
 
陈本明听说这事后没放心上,女儿却留了心思,想上线外卖。没想到遭父亲拒绝——“送餐久不久?葱丝会不会闷黄?酱汁会不会洒出来?送到后食物味道变了怎么办?”
 
数字生活的差距出现在世代之间,在年轻人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外卖,却成了父辈眼里的“胡闹”。
 
陈映华没那么容易放弃,她给父亲点了最喜欢的餐食外卖,试图打动他,但父亲体验后依然没松口。他总说:“好多传统的事是不能改变的,改变了就不是传统的了。”
 
外卖会改变传统吗?陈映华不觉得,她也一样尊重传统。爽鱼皮是现吃现拌的,为了保持原味,她引入锁鲜包装的机器,把葱姜蒜、酱汁、脆花生分别独立包装;为了不让食物之间的温度互相影响,陈映华订制了专门的外卖保温包装……直到她解决了食物在外卖配送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陈父才点头应允,陈添记外卖真正上线。
 
那是2019年底。陈映华还搭上了广州市商务局“老店焕新”活动的顺风车。在广州商务局与美团的共同推动下,陈添记、新兴饭店、惠食佳等十余家“老广州味道”搬到线上,开通外卖“自我造血”,也让“老味道”走出“老城区”、走向新一辈年轻人。
▲ 陈添记总店。 受访者供图
 
上线外卖的意外之喜是,陈添记凭借外卖渡过了新冠难关。堂食停摆又重新恢复营业后的两个月里,陈添记依然有90%的生意来自美团,与同一街巷的其他老店相比,不但开门营业,且全店所有服务员都保留了下来。一家人的生意、伙计们的生计都维持了下来。
 
陈本明目前基本进入退休状态,但陈映华遇到重大决策时仍习惯找父亲商量。她最近的想法是如何能让外地客人也吃到正宗的陈添记爽鱼皮。如果这个设想成功,陈添记将再一次完成变身:从堂食为主,到开通外卖,再到电商化转型。
 
但首先需要解决产品锁鲜升级和物流保鲜的问题。陈映华又开始研究和测试新的机器。陈父不拦着她,针对她把鱼皮销往外地的“野心”,也不做评价,只留下一句“你找到办法再说”,便又晃悠悠出门找老友喝茶去了。
 
2 “菜市场爱好者”
 
每个时代的浪潮都能看到年轻人在潮头起伏隐现的身影,小餐馆是,菜市场也是。
 
2016年,岑泽南还在上大三,假期回家后,像往常一样去菜市场给父母帮忙。这次父母提了一个新要求:把他们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打印张贴出来——用手机支付的人越来越多了,总是递手机给顾客太麻烦。
 
岑泽南很快搞定,还买来蓝牙音箱,建议父母连上手机,让每次的收款都有语音播报,不用再去顾客的手机上“看一眼”了。当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收款音箱”的成熟产品,最低只要几十块钱,但岑父岑母并不知道。
 
这是位于深圳坂田的岗头市场,位于城中村附近,颇具规模。岑的父母是最早一批商户,岑泽南从小在市场长大,100多个铺位,“逛一圈下来,肚子就饱了”。逢周末或假期,岑泽南就去店铺里搭把手,帮着装袋、收钱、送货。
 
慢慢地,收钱的工作也省了,因为市场里的现金越来越少,“如果一大早有人给一张100元,我们都找不开,换2、3家店铺,也换不开。”岑泽南发现,来菜市场的老人都会用手机支付了。
 
但也大约从那时起,随着周围拆迁改造,岗头市场从原本针对附近的酒店、餐厅主营生鲜批发,也转变为一半零售一半批发的业务格局。大学毕业后,岑泽南劝父母别干了,换个轻松一点的事做。2019年,他创业开了一家活动策划公司,比较赚钱,想每个月给父母5000元生活费,让他们别卖菜了。
 
做了20年生鲜生意的父母没听他的。“保守、按部就班”,岑形容父母安于现状,即便看到菜市场生意的变化也没想过做出改变——或许是不知如何改变的无措感,或许是生活惯性,但老一辈的保守固执反而在疫情时刻帮到了岑泽南。2020年初,疫情爆发,线下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岑泽南只好结束创业,再次回到菜市场给父母帮忙。
▲ 岑家的菜市铺子。 受访者供图
 
那段时间的生鲜物资刚到店就被一抢而光,但岑泽南还是做了一件让父母看不明白的事:把菜市场搬上网。
 
他跟姐姐合伙开发线上卖菜渠道,把岗头市场900多种商品搬上了手机。试了16个渠道并对比优劣后,岑泽南最终只留下来一个。为了让货物保持新鲜、不被挤压,他准备了至少7种包装——保鲜膜、袋子、保温箱、各种规格的保鲜盒。
 
父母更不懂了:这么包装是不是太夸张?放在塑料袋里送过去不行吗?他们觉得网上买菜的年轻人真不会过日子。
 
95后的儿子不这么想:“年轻人通常去生鲜超市购物,在那里,食材被包装得很好,颜值高。所以他们在手机上买菜的时候,也希望拿到最新鲜、卖相最好的菜。”
 
岑泽南面对的是最年轻的生鲜消费者:其中一半是多次购买的老客户,每2-3天下一次单,每次40-50元,那是一个小家庭差不多够吃两天的食材。现在岑泽南每月能完成2500单左右,周末下单量是平时的2倍,每月流水比父母掌管的线下生意都要高。2020年底,他终于购入一辆心仪数年的高配皇冠车。
 
菜市场曾是几代人的经典生活场景,而这个习惯正在改变。
 
在豆瓣,有人在2020年8月新建了一个“菜市场爱好者”小组,起因是身边有个菜市场即将被拆迁改造,希望能记录一些菜市场的美好,也希望有人一起来分享身边的菜市场。
 
这也间接给了传统菜市场更多机会。它们也开始“连上网”,让年轻人在手机里就能找得到、买到菜。岑泽南当时唯一留下的卖菜渠道是“菜大全”,这是美团的一个试点项目,线上菜价会根据市场价调整,不允许随意加价。现在,全国范围已有数百个传统菜市场通过“菜大全”实现了手机卖菜及数字化运营。
 
从某种意义上说,岑泽南延续了父母所经营菜市场的生命线,也丰富了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年轻人的菜篮子,在家吃饭这件事因为疫情而变得郑重起来。平时与菜市场鲜有交集的年轻人,也开始感受平淡可亲的寻常烟火,蒸煮焖炖最抚人心。
 
3 生活与生存
 
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活着、数字化生存,是三种概念。而在2020年,历史意外从“生活”回摆到“生存”。
 
卢光文和妻子在武汉顺驰泊林小区里开了家社区便利店,已经将近十年。他回老家时,刚好赶上武汉封城,店里只剩下妻子一人。
 
当时的那座城市,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畏惧感,人们只有一个目标:活下去。
 
店里的东西很快被卖空了,小区居民的每日吃喝便成了头等大事。“我们就自己联系货源,特别是米面油,要从各个微信群里抢货。”卢光文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做了团长,成了维系整个小区物资的中心节点,“那种疯抢状态,只要你弄过来,半天时间就全部抢完了。”
 
卢光文负责远程抢货,妻子负责维持上门自提的秩序。为了弄到更多生活物资,卢光文在社区群内部又拉出一个小团体,“每个人负责抢一样商品、抢多份,然后再内部协调数量。”
 
疫情之前四五百人的社区群,迅速扩张成两个群,总人数上涨到接近一千人,大家都等着团长卢光文组织菜肉蛋奶的配货。但在武汉之外、远程遥控的卢有自己的担心。
 
“最担心疫情在我们小区爆发,如果爆发,我的小店因人流量超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做这个冒着很大的风险,真的。”但他还是选择跟大家一起战斗。
 
小区居民“警告”卢光文:“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安全,我们大家都安全。”
 
当时,社区电商成为各个小区保障蔬菜肉类等食材供应的重要渠道之一,撑起了居民家中的烟火气息。当时尚不能称之为“数字生活”,充其量只是“数字生存”。但生存才是疫情时刻的头等大事——生存一向挑动人们的神经,这也是25年前《数字化生存》译名的由来。
 
去年8月,卢光文又成了美团优选在武汉的第一批团长。疫情期间邻里互助的微信群,现在成了他的“正职”,社区电商也成了便利店增收的重要工具。“上个月,光美团给我的收益就已经有一万多了,远远超过了房租。”
 
社区电商还让卢光文的小店货品更丰富了。“以前便利店不太敢卖蔬菜和肉类,太容易变质。现在用社区电商的方式,每天配货,大家再来取货,我们就不用再担心生鲜保质期的问题。”
 
卢光文发现,除了小区里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也开始成了社区电商的顾客。一开始是帮子女取货,后来听说了这里便宜实惠,主动来学如何用手机下单。“现在我的微信群是几代同堂,老中青都有。整个小区,得有70到80个‘爹爹婆婆’(注:武汉方言,指爷爷奶奶)来我这里买过东西。”
▲ 老卢、妻子和他们的社区超市。 受访者供图
 
2020年卢光文最难忘的一顿饭是与其他团长的疫后首次聚餐。他们为了这顿饭谋划了很久,最后决定,近20个人一起烧烤——“一定要选在户外空旷的地方,大家要坐得分散些,空气流通好一些”。
 
聊天内容也离不开自己的收益以及好的货源等。日子就是这样,每句话里都烟火气撩人。人们在烟火味道中表达对生活最直白的关心和信心。
 
4 “数据透镜”
 
有人笑称:现在的烟火气里闻得到比特味儿。这通俗的表达像是对学者胡泳的致敬,他说过:技术改变商业,而商业改变生活。
 
如果陈添记的陈本明去看美团外卖的后台,他能看到另一个“陈添记”:譬如在最近七天里下单6、7次以上的老顾客,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光顾小店生意。在这个“陈添记”里,所有顾客都只是一串数字,但不妨碍女儿陈映华对他们感到熟悉。
 
岑泽南在手机卖菜的流水比父母的菜市场高,但盘账却比他们快:因为后台的数据清晰明了。这让2020年几乎一整年没睡过懒觉、无休息日的岑泽南略感安慰。
 
有着多年餐饮管理经验的张玉明回忆了30年来的财务报表史:“89年那时候全是报表。不管想统计什么,都得翻账。后来有了计算机,就开始用excel(软件),自己做一个表,然后冻结窗口,自己做公式,还算凑合。现在我(查什么数据)不用再找会计了,直接打开程序自己看了。”
 
张玉明现在是峨嵋酒家北礼士总店的总经理,这是北京数一数二的川菜老字号,始创于1950年。他说的程序是美团餐饮系统,一套从点餐到库房、运营、财务等贯穿前后端管理的系统。它连库房多进了几瓶醋都会“跳红提醒”,张玉明用它来落实“减库存,控数量,保质量”的管理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曾把数据扮演的角色比作“13世纪出现的透镜”,那种被安装在望远镜和显微镜上、既可以观望未至之地也可以窥探细节的透镜。他认为,“数据透镜”使人的行为得到量化记录与透视,这种通过数据解析社会的新形态是革命性的,数据分析与智能算法的应用使人的行为规律得以被洞察和解析。
 
但这一流程中,最基础的步骤是,通过扫码走进比特世界。这个门槛对老人而言,有些高。有些老年人,连扫“健康宝”,都需要服务员在一旁指导。
 
疫情期间的一对母女让张玉明印象深刻,母亲80多岁,女儿都60多了,“母女俩几乎天天上这儿来吃饭,但是她们不会手机点餐,类似这样的老人,服务员会为她们单独点餐。”
 
“服务员更多是教会了老年人结账,而不是点餐。”张玉明指出餐厅数字化的另一股推力来自疫情期间的“消费券”,“有什么结账方式更优惠、更实惠,从哪领券,到时候怎么结账……在这些环节上,服务员教会的老年人最多。因为这个技能比较实在,也比较实用。”一些老人在数字生活中由此迈出一大步。
 
据北京市商务局统计,2020年6月启动的北京消费季累计发放餐饮购物消费券、餐饮外卖消费券和智能产品消费券3900万张,实现销售额135.2亿元。另一份统计显示,40岁以上使用消费券用户分别占比42%,中老年人在用券数量上与年轻人旗鼓相当。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今天?
 
尼葛洛庞帝在上世纪90年代预测,互联网用户构成的社区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人口结构将越来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结构;老祖母也能轻松自如地玩计算机。而同一时期,“数字鸿沟”的概念也被未来学家提出,它被认为是信息时代凸现出来的社会问题。
 
如果不是后疫情时代的自救,我们不会如今天般集体接近数字社会。
 
5 女骑手
 
无论是餐厅开通外卖,还是将菜市场搬上网,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骑手的诞生。这一职业与数字烟火密不可分。
 
2020年,外卖骑手首次以“网约配送员”的官方名称进入国家职业大典,成为数字化劳动大军中的重要一员。人社部《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认为,“网约配送员作为‘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的关键环节,通过配送连接用户和商家,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骑手在河南平顶山不算是个“好工作”,有当地人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外卖骑手月收入一万,另外一个稳定工作月收入五千,99%以上的人会选择后者。老一辈对稳定的工作有执念,骑手尚不被看好,更何况是女骑手。
 
如果不是为了还债,卧病的父母不会同意“冷雨儿”做骑手的选择。
 
“冷雨儿”在30岁那年因创业被骗,背下20余万债务,需要靠打工偿还。为了还债,服务员、销售、工厂、甚至工地的工作都在她考虑范围,但也很快被排除——她有个4岁的女儿需要带。
 
后来有位老同学建议她做美团骑手。在她应聘的站点,带着孩子送餐被默许。于是她每天送完孩子上学便开始接单,下午接到放学的孩子后,母女俩一起送餐。
 
这一年多来,平顶山的女骑手越来越多了,她们互相介绍着那些同样想“独立、自由赚钱”的女性加入骑手行业。冷雨儿所在的站点除她以外又陆续来了10位女骑手,其中有8个是“宝妈”。
 
几个月后,工作渐入轨道,她想把生活记录下来,于是以“冷雨儿”之名开通抖音账号。第一条12秒时长、记录跑单数量和收入、捧着泡面给自己喊加油的短视频,很快获赞破万,成为小热门,粉丝暴涨。
 
评论里对她“美女”的称赞和对她作秀的质疑或许能解释她的突然“走红”。
 
冷雨儿一方面把自己专送骑手的身份和跑单数量截图放出来,一方面继续穿着明黄袋鼠服拍抖音。抖音内容都不长,10秒左右,少有特效,“我拍起来很快,基本上只录一遍,然后配音乐,上传。”截止发稿前,冷雨儿上传的作品不到100条,但粉丝量已有90万,获赞总数超过2100万。
 
4岁的女儿墨宝跟着妈妈一路快跑,最高爬过8层楼;零下5℃的晚上,外卖爆单,墨宝跟着送餐到22点;下雨天,等待中的墨宝用身体为妈妈的座椅挡雨,自己冷得发抖也不吭声。评论里有人表示“不信”,但还是点赞了,因为希望这是真的。
▲ 冷雨儿和女儿墨宝的自拍。 受访者供图
 
月收入大部分被冷雨儿用于还债——每月固定还4000多元,剩下的钱用于日常生活、10平米出租房的房租、给父母的少量生活费、为墨宝攒的学费。
 
有一次,幼儿园通知当月18号前交学费可以送一套夏装校服、每月还能优惠50元学费。当时冷雨儿手头只有200块,等20号发了工资她马上去交学费,老师告诉她:“优惠结束了。”冷雨儿沮丧极了。
 
她把一口热食送到别人手中,但女儿却只能跟着她错开所有的饭点,或用包子充饥,而鸡腿,真的是一种很偶尔的生活奖励。抖音屏幕里,她开着美颜、笑着说话;屏幕外,她每个月都需要染发,自从背上债务后,她的鬓发很快就白了。
 
做骑手快2年了,债务还未还清,但这种还债方式,让她踏实和安心;能有这样一份相对自由的工作,她格外感恩;走出困境后,她梦想在平顶山有间自己的房子。女儿会疼人,有好吃的总要跟妈妈一起吃,她说:“等妈妈老了,我来照顾。”
 
像冷雨儿这样通过骑手岗位实现灵活就业的人在2020年以百万计,外卖平台不但积极吸纳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溢出的人口,还让人们有机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生活——即便女性也不例外。
 
6 男骑手
 
在贫困地区,做骑手也是青壮年贫困户脱贫摘帽的有效途径之一。根据《美团扶贫报告2020》,2013年至2020年8月底,累计有54.5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骑手工作实现就业增收。
 
来自甘肃庆阳的白玮4年前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最初来北京做装修,但收入不定时发放,很快转行做骑手,图它“收入稳定”。于是白玮每天早上7点出门,每个工作日都在CBD高楼的楼梯间爬上爬下,攒下的钱不光把老家的房债还清了,还在河北买了一套新房。
 
甘肃家里都指望着他和他妻子的收入来维持——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家中老人的医药费、老家房子的债务,以及夫妻俩在北京的生活费和房租,都要精打细算。
 
白玮还把在老家做建筑的老乡喊来一起做骑手。为了说服对方,他把收入截图发了过去,“每个月都有一万多”。
▲ 北京国贸,骑手们穿梭在万家团圆的灯火下。 受访者供图
 
来自贵州晴隆的郑金鹏去年决定要回老家照顾生病的父亲,却在老家县城做骑手拿到了十年来最高月收入,最多的一个月赚了8000多元。这在当地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晴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20年11月23日才宣布“摘帽”。能拿到这个收入,是因为赶上了当地发展旅游经济的好时候,“游客引进来”带动了当地的外卖订单。
 
骑手们穿梭在街头巷尾、疾行于烟火气中、身上沾染各家味道、一身风霜为别人的空腹奔波,只希望有朝一日在城中拥有一盏自己的灯火,餐桌上有一份热食。
 
这一年的烟火色是互联网平台把能力转换为能量的故事;是焕然一新的街头老店、是活色生香的数字生活、是四处奔波的外卖骑手,是直面生存话题的数字化进程。
 
许多变化于微末处悄然发生,袅袅烟火在这一年拐了个弯,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
 
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年轻人的呢?
 
从他们给老一辈反向传递知识开始;从他们帮助父辈解决困境开始;从他们在这个时代找到更多属于他们的机会开始;从老一辈的生活跟上互联网的节奏开始。
 
三餐四季八节,上一代人的烟火生活正交给这一代年轻人。
 
(原载《南方周末》1月12日,作者贺勋)



推荐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