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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成为一项更为复杂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不只一个视角来观看。视频由此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精神景象,引我们抵达新的哲学之地,就像旧日的文字书写一样。这将是阅读的未来。
 
从“敬惜字纸”谈起
 
“读写能力”(英文叫做literacy)是传播史中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个有读写能力(literate)的人,顾名思义,就是她必须能读会写,或者像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常说的,要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读书写字这种行为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识字,在现代的语境下,意味着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或是能够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理解和交流意见和看法,从而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会读书,会写字,就等于有文化修养;正因如此,文盲(illiteracy)这个词,在英文里还有“没有文化,无知”的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读写能力”是这么定义的:“读写能力意味着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读写能力包含了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使得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潜力,充分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当中。”由此可见,文盲率在现代社会中是被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解决之道不是别的,正是教育。
因为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100%。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文盲率为6.72%,意味着有8500多万人是文盲。另据统计,至少有2300万,或者多达7200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 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或者写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读书写字既然这样难,毫不奇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字曾经长期是一种特权。有关这种特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悠久的“敬惜字纸”的传统。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到:“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敬惜字纸’的篓子。”在这里,鲁迅说的是一个相沿既久,流传甚广的习俗。
著名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描写他的家乡凤凰古城:
 
我那个小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往。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湾,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提到了沱江边的小白塔。如果你读过《边城》,你会记得,沈从文在《边城》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过一座白塔:
 
《边城》开头: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边城》结尾: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看见白塔就想起翠翠,想起折一把虎耳草梦中飞上了天,想起什么时候会不会有人在月夜为你唱三年又六个月的歌……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
 
沈从文还写到白塔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里的坍塌,翠翠于此经历至亲的死亡和心理空间的崩陷:
 
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
 
白塔在《边城》这部小说里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味。塔,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石等建造成的建筑物。沱江边的白塔,却没有经书、佛陀舍利,没有定光宝珠,没有大和尚降妖服魔的传说,白塔的其中一面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原来白塔是焚烧字纸用的。它叫万名塔,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原为古时的“字纸炉”。虽然边城的故事发生在离凤凰几里远的茶峒,但谁又能说作者在描写《边城》里的那座白塔时,眼前没有浮现沱江边这座从小就熟悉的万名塔。
凤凰古城的万名塔
 
“字纸炉”,又有称“惜字亭”、“化字炉”、“圣迹亭”、“敬字亭”、“敬圣亭”、“文笔亭”的,名称各不相同。除出现在街头坊里外,各地的书院、文庙或较重要的庙宇中也可见它的踪迹。它的型式、大小尽各不同,有的高及数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会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
敬字亭
 
这些专为焚烧字纸而建的亭子,不少都祀有仓颉的神位(传说中的仓颉,是中国字的创造者,惜字之余自然要敬圣)。“仓圣”创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仓颉以前,人类记载事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结绳,发生大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大结;发生小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小结,这些结,用来帮助人类的记忆;另一种是画图画,把发生的事,用图画记录下来。但是这两种方式,都非常不方便,而且容易遗忘。
仓颉像
 
造字是一件太伟大、太奇妙、太崇高的神圣工作,在初民的社会引起巨大震动。《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者也。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人们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自己对仓颉巨大功绩的称颂、感激与崇拜。
 
汉字,并非仓颉一人创造,在他之前与同时,已有别人创造的零星的简单的图形笔画,他予以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加上自己的创造,集大成为众多的汉字。《荀子·解蔽》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创造整理出大批汉字,这是划时代的创举。它结束了原始人结绳记事的历史,将中国文明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仓圣造字,反映了中华民族进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
 
华夏民族一直把仓圣造字引为自豪。如余光中所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听听那冷雨》)
正是为了这种回忆和希望,中华大地到处有字纸炉的踪迹。以台湾为例,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
桃园龙潭圣迹亭
 
龙潭圣迹亭创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台湾传承古风的敬字亭现存共有二十多座,但大多数只有简单的一座炉子而已,不像龙潭圣迹亭是台湾现存敬字亭中规模最大的,包括了建筑群和完整的“圣人形”对称空间的庭园,还有中轴线贯穿“三进”庭园的“朝圣之路”,表现出“小中见大,空灵庄严”的中国庭园艺术,是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自古龙潭便是地道的客家庄,看看这座由客家人所创建的圣迹亭上的对联题字,更可见客家人特别重视文字、教育的古风:“鸟喙笔锋光射斗,龙潭墨浪锦成文”;“文章到十分火候,笔墨走百丈银澜”;“文章炳于霄汉,笔墨化为云烟”;“万丈文光冲北斗,百年圣化炳东瀛”(东瀛指的是台湾);“自古能知化丙者,于今便是识字人”(丙为火,化丙指焚烧字纸,识丁指识字);“文运宏开”;“过化存神”(过化存神的意涵颇深:客家人深信,焚烧后的字纸,片片文字升华化蝶,飞至天上向仓颉致意;而精神长存,滋润人间……)。
 
圣迹亭每年在秋季举行祭典。每年仓颉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诞辰),举行仓颉纪念恩典。当天,秀才以上之人着衣冠,童生着新的衣服,读书人准备牲礼、果品,举行所谓“祭圣人”的仪式,显扬并感谢制字先师仓颉的功绩。之后再将敬字亭内焚烧字纸后留下的灰烬清出,倒入被称为“香亭”的木盒子内 ,随着沿路鼓乐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边,行恭走纸灰入海仪式,称为“行圣迹”或“恭送圣迹”。由此可看出,古人对于字纸、文化的敬惜观念,是远超过现代人所能想象的。在儒家倡导的教育体制薰陶下,鸿学大儒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都知敬惜字纸,“敬字亭”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已故的费孝通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到“敬惜字纸”。他说童年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他说要“敬惜字纸”。虽然自己也曾经笑老祖母迷信,但当自己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
正在写字的费孝通
 
汪曾祺有篇散文《收字纸的老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中,春桃就是个拾字纸的人。电影里春桃不愿总在总布胡同做侍候洋人的差使,便自个儿找了这个以捡拾废纸为生的事儿来做。在北平的胡同中叫喊 “烂字纸换洋取灯儿”的春桃在搁下背着的大纸篓以后,后背心衣服上就赫然露出“敬惜字纸”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很难忘。
电影《春桃》剧照
 
民二十四年,印光大师刊行《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内云:
 
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
 
字纸既如此珍贵,故平时不能亵渎字纸,不可将字纸随地丢弃践踏,不能揩拭污秽,不在经籍书典上随笔涂墨,平时也不能拿来垫坐等,其它如置书于坐椅,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或“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等等行为皆是亵渎之举,皆宜戒之。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教育不普及,广大人民对那些少如凤毛麟角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衷心敬重,而对文字则更是无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据《燕京旧俗志》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文本。《惜字征验录》中有许多如乞儿拾字纸转世富贵,穷书生惜字科甲连绵,乃至瞽者转明,愚者转智等等的感应事实,不胜枚举。
《惜字律》
 
清代山东的戏曲家曾衍东曾画一幅“敬惜字纸”的条屏,上方题诗云:“惜字当从敬字生,敬心不笃惜难成;可知因敬方成惜,岂是寻常爱惜情。”古人对于文字纸张的爱惜程度,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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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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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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