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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加速是一种不同的运动

收入越高、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容易被速度挤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感受到60年代快节奏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焦虑,阿尔文·托夫勒决定花五年时间研究这些变化的内在原因。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圣言妙谛,我们的时代则被命名为信息时代。这个时代很早就在悄悄侵袭工业时代,但这一变化并没有对公众意识产生巨大冲击,直到托夫勒成为这个时代的大祭司。
 
托夫勒相信,大多数社会问题本质上都源于“未来的冲击”。用一句话概括这种冲击,就是“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在成名后,托夫勒建议他的读者,“不要关注我写的细节,而更多关注总体性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 变化的速度与变化的方向有非常不同的含义,有的时候,前者比后者更重要。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美国未来学家(1928-2016),其著作《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被称为未来三部曲。


自从阿尔文·托夫勒发表《未来的冲击》以来,我们世界的许多方面都在经历着加速变化的想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极具影响力和众所公认的描述。托夫勒谈到“永恒性的死亡”,工作、朋友、配偶、房屋、财产以及其他一切能使人类生活稳定的事物都变得不稳定,成为暂时性的,可抛弃且可以互换。增长和变化的指数曲线已成为时代标志。
 
正如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在他的书《更快:万事万物都在加速》Faster: The Acceleration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1999)中写到的:现代人沉迷于时间、速度和效率。我们将越来越多的信息和日益增加的活动压缩到越来越短的时间单位中。我们按照无数种方式管理和安排时间,甚至放松时光也包括在内。我们以越来越高的精度测量时间,并找到节省时间的办法。我们将更多的生产力投入生活,哪怕在管理、协调、衡量和核算时间的过程中,我们被奴役了也在所不惜。我们与时钟赛跑,力图战胜时间,只因为我们生活在速度时代。

 

增加速度和变化率会把人类的意识缩小到当下。我们没有时间把各种碎片拼接在一起,我们感到被匆匆的生活所扫荡。可以说托夫勒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他于是鼓吹“把未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加速变革的哲学得到了宇宙论和进化论的当代诠释的支持。例如,雷蒙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和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都认为,生命和心智的信息复杂性在整个地球历史上都呈指数级增长,这反映了宇宙复杂性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预见这种趋势在未来还将继续。按照这种论证的逻辑,在不远的将来,变化的步伐和复杂性的增长将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典型的人类大脑将无法理解。当其时,我们将经历沃那·文奇(Vernor Vinge)所说的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只有经过技术增强的头脑或人工智能才能理解并紧跟它。
 


在这个意义上,“加速”并不简单地指更多的运动,而是指不同的运动。就像你把一系列图片快速移动,画面就会动起来一样,社会过程的加快如果超越了一定的速度,这些社会过程自身就会发生一定的转化。 所以,对托夫勒“变化速度比变化方向更重要”这一命题,需要作两方面的理解:第一,加速的情形无处不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都难逃它的影响;第二,加速具有改造事物的能力,不只是量的增加,更导致质的改变,具有真正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后果。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财富的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时间紧张感。也就是说,收入越高、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容易被速度挤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即那些驶入快车道的创业者,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不能跟上发展速度,最终将成为路旁遗骸。我们也可以说,每天的速度节奏在模仿投资和创新周期。微芯片的功率每年翻一番;光纤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被劝说升级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和应用程序,以跟上不断发展的狂潮。速度带来速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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