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摘要

“把关人”(gatekeeper)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被引进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术语之一。近四十年来,国内学者多从社会控制角度探讨把关机制及其在互联网时代的调适和实践,而忽略了把关研究传统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即“把关人”实际上是关于“社会现实”和“新闻真实”建构的重要研究模型。本文以“建构现实”为主线,梳理了不同时期的把关理论的嬗变,指出把关理论的两个重大转折:从“把关链条”发展为“把关网络”,从“人工把关”发展为“机器把关”。本文认为,在信息社会语境下,机器把关与现代社会的重构,可能是未来把关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把关人理论、把关人网络、机器把关

把关(gatekeeping)可以广义地理解为通过关口或过滤器对信息加以控制。本质上,把关是对应当收集、评估并最终共享哪些信息进行判断或决策。由于众多实践活动(如新闻、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广告、政治等)都通过交流网散播信息以与其核心受众互动,把关在交流中的应用无所不在。

把关理论基于一个根本的假设:信息会影响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并有助于塑造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然而今天的信息环境迥异从前,必须对把关理论予以重估。珍妮·B.辛格(Jane B. Singer)在2000年和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研究了互联网如何改变报纸的流程,她发现:“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把关人的力量似乎正在减弱。互联网无视‘关口’的整个概念,挑战了新闻工作者(或其他任何人)可以或应该限制通过网络的内容的认识。”各种依赖把关人在信息源和信息的最终接收者之间予以调停的组织和领域,都发现旧有的把关操作要么被视为古怪过时,要么遭遇巨大障碍而难以为继。有些激进者已开始宣称“把关人的死亡”,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模糊了把关人和受众之间的界限,而如若关口不再,把关人何益?

即使不走那么远,也必须承认一个现实:现在信息可以出入多个关口,所以传统把关人在忙着防守大门之时,殊不知已有无数旁门和后门洞开;封闭的堤坝再也无法阻止信息之流决堤而出。这是因为,旧有的把关模式建立在稀缺(scarcity)之上,现在,不仅信息是充裕的,出口和空间都是充裕的。同时,受众反客为主成为“授众”,无论是用户生产内容(UGC),还是众包新闻(crowdsourcing journalism),乃至其他的用户参与行为,无不颠覆了以往的从上到下的信息流通模式,导致传统的控制机制失灵。所有这一切因社交媒体而更加凸显;它赋权用户,加强了信息的普遍渗透,同时帮助重新定义了传统媒体的格局和内容。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不得不对把关概念予以重新想象。但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为什么把关历经多年,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一、大众传播时代:“把关人”经典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在1943年发表的《心理生态学》(Psychological Ecology)中,勒温研究了二战后家庭主妇购买食物的习惯,提出“社会渠道说”,即食物如何经由不同渠道中间商的层层把关,最后进入家庭餐桌。一部分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把这篇文章作为“把关人”研究的起点,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把关人”概念正式提出是在1947年勒温发表的《群体生活的渠道》(Channels of Group Life)。

在勒温的模型中,社会由个人和团体组成。“把关人”是决定渠道开关、令某物能否顺利通过的个人或团体。勒温认为,社会渠道中的每个把关人都会影响事态走向和最终结果,因而把关也是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通过“把关人”理论,勒温揭示了个人行为如何影响社会大环境建构(ecological setting)的过程。如果要改变社会结果,就要找到渠道中的把关人,改变他们的想法。在勒温看来,影响把关人决定的主要因素是个人主观意识(subjective states)和文化价值(cultural values)。其时学术环境受到心理学极大影响,因此,早期把关人理论多从个人行为角度分析心理因素对把关行为的影响。

勒温的“把关人”是基于食物采购现象建构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模型,并非针对某一领域。1950年,勒温的学生戴维·曼宁·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在《“把关人”:一个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中,首次将该理论运用于大众传播领域。在这项个案调查中,怀特以一位名为盖茨的报社编辑为例,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勒温的结论。怀特在文中极富预见性地指出,以编辑为代表的把关人在建构社会现实方面拥有巨大权力:所谓“新闻真实”(news reality)只是报社编辑基于自身文化经历而做的个人判断,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为接下来的把关人研究定下了基调。

首先,主观因素和文化因素成为之后把关人研究的主线。其次,从怀特开始,“把关人”逐渐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派别,并衍生了很多新的传播学理论,比如议程设置、意见领袖等。最后,自怀特以来,大众传播领域的把关人研究,实际探讨了新闻真实的建构过程。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言,新闻和真相不是一回事。“新闻的作用是就某一事件向公众发出信号,而真相的作用是将隐藏的事实置于聚光灯下……只有在社会各种条件呈现为可感可触形态的情况下,真相和新闻才会协调一致……。”因此,新闻事实的建构受到多种力量的制约。但是从总体来讲,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始终强调以客观性、真实性为基本原则进行新闻报道和大众传播。

随着学术环境变化,批判学派兴盛后,社会学取代心理学统治了大众传播领域,“把关人”研究从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社会体制研究方向转变,并与传统社会影响和社会控制研究合流。沃尔特·吉伯(Walter Gieber)探讨了编辑、记者作为中间人所承受的压力。他们并非如怀特所言,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而是承受着来自信源和新闻机构的双重压力。在力量权衡之下,“新闻是记者制造出来的东西”。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指出,作为从属于新闻机构的职业人,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主要是一种组织行为,要服从所属机构的理念和规章制度。

约翰·麦克内利(John T. McNelly)和亚伯拉罕·Z.巴斯(Abraham Z. Bass)注重个人与新闻机构的联动,探讨了把关机制和不同把关人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1959年,麦克内利以国际新闻生产过程为例,提出新闻流模型。他认为,从新闻记者到各类编辑和最终接受者之间存在数个把关人和多重选择环节。每个环节的把关人都会向其他把关人提出意见,影响其他把关人的决定。这些意见独立于原始事件,又都会影响新闻故事的最终呈现样貌。1969年,巴斯发文批评怀特将把关人片面地理解成报社编辑,提出双重行动模式。他将新闻流动过程分为新闻采集和新闻加工两部分,分别对应了记者和编辑两种职业。巴斯认为,真正的把关人应该是直接面对信源、采集原始资料的记者,而不是编辑加工者。他们离真相最近,担负直接建构新闻真实的任务。

布鲁斯·韦斯特利(Bruce H. Westley)和马尔科姆·麦克里恩(Malcolm S. MacLean)的动态把关模型,将焦点从新闻组织内部进一步扩展到大众传播系统。他们认为,每条信息都拥有众多的采集者和传播者。在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受众之间,存在着多种传播渠道。首先,不同的信息发送者拥有不同的媒体渠道。其次,每一条媒体渠道内部拥有自己的传播链条和把关链条。最后,受众也拥有不同的信息接收渠道和偏好。因此,新闻真实是一个经由不同力量动态把关的建构过程。

回顾早期经典理论,我们发现“把关人”主要是一种效果理论。李普曼指出,我们面对的现实环境太过庞大复杂,没有办法做好充分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多样又频繁变化、组合的环境。我们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想办法应对它,重构它。所以,人们往往基于对现实环境的想象——“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来做出决定。“拟态环境”只是现实环境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全部。但它通过影响人的行动,建构了“真实环境”。李普曼说道:“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必须通过‘虚构’(fiction)这一媒介来完成。”换言之,影响人们决定的因素是“片面的”,但它产生的社会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勒温进一步指出,纵观全部社会领域(social field),虽然每个人都在做决定,都在建构社会现实、影响他人,但其中有些人处于社会渠道的关键位置(key position)上——他们就是“把关人”,在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把关人理论从一开始就围绕社会现实的建构而展开:什么因素干预把关人的决定?怎样通过把关人影响社会走向,影响社会现实的建构?

国外的把关理论以研究社会现实和新闻真实的建构为主线。与之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进入中国,把关人作为最早被引进的学术术语之一,国内的研究相关以控制视角为主。国内较早对把关人理论做系统分析的是复旦大学学者黄旦。他认为国外把关理论经历了从个人行为研究向社会控制研究转变的过程。个人、组织和社会体制构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把关人”环节。通过信息筛选,层层把关,它们控制着新闻生产传播过程。根据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社会观念和制度组成了总体网络,牵制着大众媒介的生产。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等因素影响着大众传播系统的整体结构。其次,不同企业和机构的理念不同,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组织行为。同时,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把关人,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职业道德规范约束,也受到组织行为制约。在各种因素合力作用下,媒介更加靠近社会权力中心,而不是受众。独立的媒体记者和新闻理想并不存在。

黄旦并没有探讨把关人在建构新闻真实方面的作用,但是他强调要改变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把关人的习惯,把媒介当成社会组织,从职业、组织和体制三个层次探寻媒介角色的定位。遗憾的是,此后国内的把关人研究一直延续社会控制研究的习惯,较少有围绕建构新闻真实、社会真实而展开的系统讨论。

如果我们延续国外把关理论研究传统,围绕真实性问题来探讨把关人对新闻和社会建构的意义,那么进入网络时代,把关人机制出现了哪些变化呢?按照李普曼的说法,在大众传播时代,只有在各种社会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对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的检验方能“精准到超越党派立场的程度”,从而还事件以真相。大多数时候,由于新闻的先天局限性和社会的无限复杂性,“缺乏对信息源的可靠性予以验证的科学机制”成为新闻媒体的职业特性。那么,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赋予每位公民以辨认和检测新闻的能力,新闻和真相是否就可以协调一致了呢?

二、大众自传播/大众人际传播时代:从“把关人”到“把关网络”

美国媒介社会学家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系统总结了自勒温以来的把关人理论,将把关视为形塑人们的社会现实、也即其对世界的特定看法的过程。1991年,休梅克从决策者角度将“把关”定义为“每天世界上数以十亿计的信息被削减并转化成数百条信息,在特定的日子传达给特定个人的过程”。2001年,休梅克等人延续勒温关于社会现实建构的研究传统,重新定义“把关”为“经新闻媒体传播而建构社会现实的全过程,不仅仅是一系列‘输入’和‘输出’的决定”。2009年,休梅克和蒂姆·沃斯(Tim P. Vos)再次修订该定义:“把关是从无数信息片段中选择和制作人们每天接受的有限信息的过程。”把关不仅决定选择什么信息,还决定信息最终呈现的样子。它是围绕同一个“物质实在”(material reality)建构不同版本“新闻真实”的过程。

根据这一定义,把关人最突出的影响是决定受众认知。经过重重把关,最终抵达受众的“新闻真实”为公众建构了某种“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成为社会真实(social reality)的一部分。以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为例,经过把关最终筛选出的社会议题,被公众赋予重要意义,也成为舆论的形成要件。通过对社会事件的持续报道,新闻媒体为公众建构了一个象征环境(symbolic environment)。新闻不是客观实在的镜像,而是对客观实在的建构,是经加工和创造的“作品”。

信息科学家凯莱恩·巴兹莱-纳昂(Karine Barzilai-Nahon)批评休梅克的上述把关人理论带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色彩。这种新闻专业主义视角,往往突出职业新闻生产者和新闻机构(被称为“把关精英”)的作用,却忽视了广泛存在的把关客体(the gated)的影响。把关人应被视为更大的社区的一部分,该社区由把关客体和把关主体共同组成。辛格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把关人社区不再将信息视为最终产品,而是将其视为用户贡献、参与和个性化的基础,此时,传统把关人理论无法涵盖把关主体与把关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更难以解释共同把关的现象。戴维·德卢利斯(David Deluliis)认为,现代把关理论出现了从“把关过程研究”向“把关人社会真实建构能力研究”的转变,而这一能力,显然既包括把关主体,也包括把关客体。

如果在大众传播时代,把关过程可以显示出较为清晰的把关人链条,那么在大众自传播/大众人际传播时代,这个过程已经迅速生发成一张巨大而密集的网络。 “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是媒介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基于媒介环境变化而提出的一种新传播模式。它描述了互联网时代传播方式变革的基本特征:既具有大众传播特点,又具有自主生成、选择和传播内容的人际传播特点。帕特里克·B.奥沙利文(Patrick B. O'Sullivan)则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新型传播现象,提出大众人际传播模式(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l):当(1)个人使用传统的大众传播渠道进行人际传播时,(2)个人使用传统的人际传播渠道进行大众传播时,(3)个人同时进行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时,大众人际传播就会发生。

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可能经由大众自传播或大众人际传播在一夜之间发酵成全球热点。在这种媒介环境下,网络时代的把关机制体现为把关网络(network gatekeeping)。巴兹莱-纳昂是把关网络理论的较早提出者,她融合传播学、信息科学与管理学的视角,试图为其他理论和假设的发展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基础,以处理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控制问题。传统的大众传播把关理论着重于人们如何获取新闻,但把关网络则适用于所有信息。

巴兹莱-纳昂重新定义了把关人理论的旧术语,并增添了新术语。这些关键术语包括:关口(进出网络或其某个部分的通道);把关(信息通过关口时的控制过程);把关客体(受把关过程影响的实体);把关人(人、组织或政府等实体,有权通过网络中的把关机制展开把关,并可根据情况选择把关的程度)以及把关机制(用于把关的工具、技术和方法)。她总结了十个方面的把关机制,分别是渠道机制(channeling mechanisms)、审查机制(censorship mechanisms)、跨国机制(internationalization mechanisms)、安全机制(security mechanisms)、消费影响机制(cost-effect mechanisms)、附加价值机制(value-adding mechanisms)、基础设施机制(infrastructural mechanisms)、用户互动机制(user interaction mechanisms)、编辑机制(editorial mechanisms)和元规则机制(regulation meta-mechanisms)。这些机制拥有自身复杂的运行规范和把关原则,交错把关形成密集的把关网络。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影响社会真实的建构。每个信息在发出和接收之间,经历无数网络化把关节点的过滤。

巴兹莱-纳昂确定了网络把关的两个维度:一个是权限维度,根据对把关客体的权限级别将网络把关人予以分类;一个是功能维度,根据对把关机制施加的控制度来界定网络把关人的功用。权限维度包括政府管理、行业监管、内部权限和个人权限。在政府一级,不同类型的政府以不同的方式充当把关人。在行业监管一级,公共或私营实体可以与政府监管部门合作或独立于政府监管部门来建立和执行特定行业内的把关机制。内部权限指的是组织本身会执行把关机制(例如互联网平台的隐私控制)。在个人层面上,个人也可能监视自己或家人对信息的访问(例如父母限制孩子访问互联网内容)。

在功能维度上,网络把关人可以是基础设施提供者、互联网服务商或网络管理员。基础设施提供者包括网络和电信运营商,它们决定通过网络传递信息的速度和流向。其次,互联网服务商(不论提供搜索、门户还是内容等服务)通过控制互联网用户最先或最常看到的信息来充当把关人。最后,网络把关人可以是指定的网络管理员或内容策管人,甚至是愿意充当网络把关角色的普通个体(例如举报不当内容的社交媒体用户)。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讲,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把关网络涉及到数目众多的把关主体,任何一方都难以通过把关网络控制社会真实的建构。但是从总体上,宏观的结构性把关网络仍然符合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即作为媒介的互联网更加靠近社会权力中心,而不是受众。社会权力中心借由体制和制度间接规范行业、组织和个人的在线行为,把控社会现实建构的总体方向。比如近年来,中国、韩国等政府在本国连接国际互联网端口设置网络防火墙,用于监控和过滤境外不受欢迎的网站和资讯。2019年,俄罗斯通过《主权互联网法》,目标是在技术层面实现将本国网络与国际互联网隔绝,“确保俄罗斯互联网在遭受外部威胁时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安全性”。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在2018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从全世界来看,除了主张开放性全球互联网和相信封闭式主权互联网的国家,还有可以称为“数字决定者”的第三阵营,它们在互联网审查、网络中立和在线监视等问题上所做的关键决策,将会影响全球网络的未来。而在过去四年来,一些“数字决定者国家”,如以色列、新加坡、巴西、乌克兰、印度等,对待信息正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主权式和封闭式的方法。

虽说控制信息流的任何人都可以影响社会现实,但控制者当然不是平等的。不过,同样也需要看到的是,把关主体在数字时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由于互联网改变了个人体验世界的方式并增强了个人自主权,在微观上,把关网络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把关客体在把关过程中拥有的权力的承认,以及对其与把关主体切换角色的能力的肯定。把关网络强调以个体把关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把关(social network gatekeeping),它是网络时代公众舆论的主要形成机制。用户不仅选择消费哪些信息,还作为个人编辑(individual editor)根据自己的标准经由个人社交网络生产、传播内容。此外,当个人作为某社区成员与其他用户发生互动时,可被视为一种集体把关(collective gatekeeping)。休梅克和沃斯在分析传统把关时所称的受众,变成了巴兹莱-纳昂笔下的“把关客体”,而辛格则称其为“第二把关人”(secondary gatekeeper),能够评判职业新闻工作者和其他用户所生产内容的价值与质量。

微观的把关网络理论,揭示了个体把关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社会真实的能力。作为大众自传播/大众人际传播网络的微型把关节点,个人通过互联网编辑行为,影响周围人的认知,建构一个以其为中心的集体真实(collective reality)。无数的微观真实(个体真实和集体真实),如同一个个细胞,协同编织着更大的社会真实。此时,社会现实的构建第一次变成了共同创造(co-creation)。

然而,互联网在赋权个人的同时,也挑战了传统新闻价值观。以美国迪格(Digg)新闻网站为例,迪格的运行规则是根据关注度(“Dugg”数)决定新闻能否被推送上主页。作为一家免费网站,用户量和社会影响力决定了新媒体平台的广告数量、投资资源和生存机会。为了吸引更多注册用户、保持用户粘性,迪格这样的网站往往要以用户的兴趣和偏好为中心来设计算法,制定网站“游戏规则”。此种“游戏规则”最终决定了网站的新闻价值观。于是,传统新闻观所强调的独立、真实、准确和客观等,让位于用户主观性的“注意力攫取”(attention-grabbing)、个人喜好和立场。蓝江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真相优先于立场的原则被颠倒为立场优先于真相,重要的不再是客观性的数据所再现出来的事实”。

休梅克和阿基巴·科恩(Akiba A. Cohen)曾经指出,人的大脑天然偏爱奇怪的、带有威胁性的和有关变化的信息,这些形式的变异在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中都可以看到。随着网络将把关能力扩展到具有网络连接的任何人,在传统新闻范围之外、缺乏专业标准的消息来源已与新闻巨头并列成为新闻的发源地,致使“爆款文章”和标题党盛行,然而关注和流量背后的信息是否准确、客观、公正,成为信息生态环境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康德哲学认为,物自体不可知。在本体论上,真相不直接向我们敞开。我们只能通过经验碎片化的现象,感知真实世界。“我们所谓的真相,永远是经过一定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而再现的‘真相’,真实的真相永远会和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经验性的、不完全的真相,亦是李普曼所指的“拟态环境”。在传统新闻传播领域,职业把关人的任务是“努力去扩大可被报道的真相的范畴”,然而,“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真相总是被操纵的”。

假新闻泛滥,并以极强的破坏力塑造着公众错误的社会认知,成为“社会真实”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普曼的预言得到完美的实现。李普曼在分析新闻与真相的关系时曾说道:“(公众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而非谁说的是‘真相’。”他提前预测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后真相”的特征是外表与现实之间的区分无法被认清,这意味着最突出的外表最后会被认定为现实。

 

(注释从略,原载《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8期,未完待续)

 

话题:



0

推荐

胡泳

胡泳

642篇文章 1次访问 4小时前更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