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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前些年流行一个词,叫做“互联网思维”,业界人人挂在嘴上,尽管没有谁能确切说清它是什么。不过有一种总结被很多人奉为金科玉律,即互联网生意必须是“可扩张的”(scalable),它是互联网公司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不能规模化发展(scale up),既不会有所谓的“长尾”,也不会出现“平台”。风险投资都热衷于“先花大钱搞开发,然后利用最小的边际成本快速扩张,实现规模化能力(scalability)”的商业模式。

01

规模主义的桎梏

“它能上规模吗?”这几乎是所有人对任何新事物——初创企业、技术、想法——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从小规模开始是可以的,但更大的规模几乎总是被认为更好,或者至少是更有利可图。英文中的“规模”(scale)一词来自拉丁语scala,意思是“阶梯”,求规模似乎具有十足的正当性,因为众人皆知,在这个世界上,往上爬总比往下滑要好。

然而,汲汲于这种逻辑,我们失去了对何为适当、什么又真正有效的感觉。其实,提高规模并非在所有时候都可取。甚至还会出现极端的情况:规模大小与力量不再相关:力量越小、越不可见,其危险性越大。规模已经被颠覆。

现实里,面对在跨越不同规模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人们很容易变得麻木。与此同时,每一个局部挑战都被卷入了一个复杂的影响网络中。这样下来,即便是解决小范围的局部条件下的问题也会受到更大范围内的条件约束,这种情况着实令人头疼。

着眼于此,纽约新学院的设计学教授詹默·亨特(Jamer Hunt)写出《规模思维》(NOT TO SCALE,2020),试图对我们目前的社会困境进行透视,并概述在许多“破碎”系统中导航的设计策略。

亨特首先讨论了作为人类建构的规模尺度。温度、长度、尺寸、时间的整套测量概念,源于我们对混乱世界施加某种秩序感的需要,因为我们既要舒适地置身其中,又要对其进行量化。

前者是本能的行为。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会往舒适的地方靠拢——看看蜷缩在房间一角的狗就知道了。而量化的能力大概是人类独有的,尽管它仍然植根于身体的经验。在英文中,“英尺”和“脚”是同一个单词,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测量体验,《大戴礼记·主言》引孔子语:“布手知尺,舒肘知寻。”

然后,我们逐渐从身体上的衡量标准转向更抽象的衡量标准——从法国大革命期间引入的“公制”(也叫“米制”)开始,人类一直寻求精确且通用的衡量体系,究其根本,所有衡量方式都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知识建构。直到今天,我们又开始转向应用程序和设备来衡量物理世界,它们的特点是数字化和电子化。随着这些程序和设备日渐统治我们的生活,规模显然已与人的经验和感知完全脱节。数字化的非物质和网络的纠缠正在改变我们对规模的看法和概念,并使我们将因果——就设计而言,是设计初衷与结果——联系起来的能力发生动摇。

对此,应对之道是,必须开始把规模理解为一个思考当下的概念性框架。谈及这一点,本书中的一个关键催化剂是《10的次方》(Powers of Ten),这是1977年设计师查尔斯和雷·埃姆斯夫妇(Charles and Ray Eames)为IBM制作的电影。从一对躺在芝加哥公园草地上的夫妇的俯视图开始,一个想象中的摄影机分阶段向上拉,从公园,到广场,到湖岸边的大城市芝加哥,直到我们看到整个地球;然后,镜头继续向上飘动,直到我们看到一亿光年外的星系之海,此时此刻,与浩瀚的宇宙相比,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斑点。旁白同时告诉我们,观者经历了从10的一次方到10的二十四次方的跨越。

这时,摄影机又迅速回到这对夫妇身上,在2秒钟(而不是10秒钟)内反转所有10的次方。镜头从男子放在肚子上的手开始,以10的次方在微观层面不断放大。它奇迹般地钻入皮肤更深处,从那里到达细胞、分子甚至原子水平,在10 的负十六次方处到达终点。解说者承认,此时已经达到了人类认知的极限。

02

新的思考工具:标量框架

这段精彩的影片导致了亨特称之为“标量框架”(scalar framing)的想法,即建立一个从规模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开创性框架。亨特说,从人到整个城市,再到行星乃至宇宙,每一次连续的向外的缩放都会重新构建视图,为我们提供新的信息、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考语境。向内的缩放也是一样。

这种框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发挥作用,从公共政策施行到构建邻里关系。亨特举例说,如果我们想在一个大都会里更加轻松地骑车出行,那么我们将如何以及从哪里开始着手?骑自行车为城市交通提供了一种健康、安全、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式。它可以从多个方面对我们的城市环境产生间接的、积极的影响,然而很多旧式的城市并不适合骑行。我们该如何使用标量框架方法来决定使用哪种新手段解决这一问题?

在10的一次方层面,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产品设计问题:如果设计师能够创造出更适合通勤的自行车,我们很可能就会看到更多的人自愿放弃开私家车和乘坐公交车,转而骑自行车。例如,设计师努力让自行车更轻便、可折叠,拥有防盗功能,骑起来更舒服。

然而,如果我们把10的一次方画面拉远到10的二次方,即建筑物、人行道和街道的层面,在一个城市里骑车的动力和抑制因素就会很明显地展现出来。很多城市根本不是为了大量拥有或骑乘自行车而建造的,也因此,在这一层面,我们面对的问题从产品设计变成了建筑设计:我们该如何改造这个城市,以便在改造完毕后能够容纳更多的自行车通勤者和他们的自行车?

在10的三次方层面,建筑和人行道不再凸显,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整个城市的交通网。对城市中任何骑自行车的人来说,汽车(私家车或公交车)仍然是大街上的王者,自行车充其量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城里的街道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汽车流量而设计的,可能直到最近才考虑到自行车骑行者的需求。这时,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产品设计或建筑设计问题,而是关于城市设计的挑战:我们该如何重新构想城市街道景观,以更好地适应人力交通工具,以及又如何在实现这些改变的同时,不让车辆交通中断,不让交通条件恶化?

共享单车的出现,为我们凸显了骑行图景的10的四次方层面。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转移到服务设计层面的挑战,即各种共享单车系统如何解决关于骑行流量和经济回报的问题:如何更好创建资源共享系统,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并使其具有价格实惠、维护成本低廉、使用便捷简单的特点?

如此不断上升,可以到达10的更多次方。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的,随着每一次尺度或规模的变化,我们遇到的问题、挑战、机遇和语境也都会改变。这样构建标量框架就会发现,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或缩小,总会出现新的机会。标量框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灵活的方法,通过复杂的分层来鉴定被忽视的机会、有利害关系的人、制约因素、合作者和新的认识。它也显示出我们常用的两种类型的解决方案的利弊。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可以快速扩展,但很少接受最接近问题的人的反馈;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缓慢且不可预测,很少能对涉及趋势的转变作出较好的反应。

03

解决复杂问题的“脚手架”

如果说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存在鸿沟,那么自下而上不是建桥的最好方法,但自上而下则不能保证桥会建在需要的地方。为此,亨特提出了一种中间方法,他称之为“搭脚手架”(scaffolding):设计一个处于中间的框架,它不属于事物本身(脚手架并不构成建筑物的一部分),而是促成产生许多不同的配置(以便使建筑保持其本身的形式)。

挑战由此就转移到如何设计协议,以便使多人能够为集体创造和决策过程做出贡献。脚手架是一个类比:它是从上面设计的,搭建它需要知识,同时必须对过程有所体察。但它同时是自下而上的,必须设计一个开发过程鼓励来自下面的输入,以便捕捉大众的智慧,将很多人的理念综合、优化并使之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作为一种“中间框架”,它必须内嵌持续的反馈循环回路,将脚手架搭建者同社区连接起来;也必须拥有各种迭代路径,允许过程的结果按照从一开始就不甚明朗的内部逻辑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定期调整和修改,不断试错和迭代。

对于这种“中间框架”,亨特提供的主要例子是 Linux。它是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1991年在赫尔辛基读研究生时推出的开源操作系统。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托瓦兹开发了一个脚手架式的源代码生产模型,利用他人的贡献来确保成功。它将开发、扩展和改进的功能进行分配,同时也为其他人的参与和反馈搭建了基础平台。成千上万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

Linux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代表了一种纯粹的平等合作形式。事实上,它将自上而下的生产模式移植到自下而上的多人参与过程之中。这个特点最能说明搭建脚手架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看到托瓦兹对整个设计过程的巧妙处理。他不管控系统的内容或语境,而是只负责启动设计运转的“轮子”。

随着Linux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复杂性越来越高,托瓦兹面临着一个简单的规模问题:代码库的规模变得太大,凭个人之力根本无法监督。这通常被称为“Linux不可扩展”问题。了解到自身的局限性之后,他创建了一个可以监督各代码子部分的核心团队。此后,对Linux的开发管理类似于更正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但这也只是强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Linux的生产模式既不是纯粹的扁平化,也不是完全的层级化。

关键在于,项目的复杂程度要求协作开发的基础设施能够承受编译数百万行代码的任务,同时又不会压制贡献者的能力。这使得Linux始终处于成长和进化之中,成为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它是动态的,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反应能力,在解决复杂性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

结果是,Linux已经开始主导整个行业的网络服务器和超级计算机,而且,它也是谷歌安卓操作系统(Android)的基础,Android是世界上大多数智能手机中使用的操作系统。这些统计数据足以使微软(一家在同样长的工作时间内需要向其程序员支付数百亿美元薪水的公司)嫉妒得脸色发青。

无论是标量框架还是搭脚手架,都是一种系统方法,一种在后命令和控制世界中施加方向的方式。所以,我推荐将这本书结合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的《系统之美》(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一起读,为的是学会整体地、动态地、连续地思考问题,这既是系统思维的要求,也是规模思维的要求。

如前所述,规模思维,最精妙的例子就是把“10的次方”应用于提高城市自行车骑行率。然而这个应用过程的实质,是卷入越来越多的思考者。在10的1次方尺度上的设计可邀请工业设计师来尝试。然后,通过每个次方的加大(例如,10的3次方会邀请城市规划师,而10的更多次方则需要公共政策、供应链、劳工实践等的卷入),詹默揭示了设计中最重要的成分:参与。深读本书,它将改变你对设计、商业、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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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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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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