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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熟悉一些刻画当代社会的词汇,但未见得真的能说清这些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例如,每一个工作的人都熟悉工作、就业和失业这几个经济用语,不过如果要想以清晰、一致的方式来谈论它们,厘清其复杂的含义,或是分辨其间的界限,却超过了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工作和就业这两个词就经常被交替使用,用来指正式的、有规律的、有报酬的活动,而失业有时也被称为“没工作”。然而,工作和正式就业并不总是,甚至常常不是一回事。

有关工作含义的文化史和人类学研究表明,工作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概念,而就业则较为狭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工作对于人们如何理解正式经济活动领域内外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休闲、社会交往和组织以及性别问题都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算作就业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以种族、性别和阶级为基础的区别对待限制了什么可以被视为合法就业,以及谁可以从事特定的工作。无薪工作——如家务劳动、养育子女、农民劳动和非正规经济——在每一个社会,甚至是最工业化的社会,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经济和社会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就业——在正式、稳定、有偿劳动的意义上——已成为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主导模式,虽然它并非唯一模式。就业的这种突出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中,正式就业已成为人们思考和体验时间、性别、生命历程、社会网络和文化生活领域内的多种事物的结构方式。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就业已成为从事其他类型活动的条件,如建立社会关系、获得新的社会地位或赢得社会尊重。尤其是成年男性,其生活意义与获得正式工作密切相关。当这种就业无法实现时,男性获得成人地位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潜在好处(如独立住房、婚姻、子女,以及亲属和同龄人的尊重)也就无法实现。那些失去工作或一开始就找不到工作的人,失去的可远不止是工资或头衔。

过去几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白领长期失业,这凸显了工作的不稳定性及其对失业者的影响。虽然失业现象并不新鲜,但其目前的表现形式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裁员往往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因此,被解雇者很少有机会重新为同一个雇主工作。其次,具有充足福利的稳定全职工作越来越多地被兼职、合同和临时职位所取代,这些职位工资低、不安全、流动性有限,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白领而非蓝领工人更容易遭到解雇。失业性质的这些变化与就业关系的转变有关,即从与一个雇主的长期关系转变为与许多雇主的连续工作关系。在高科技领域,这种转变最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将自己视为“独立承包商”(或所谓的“一人公司”,详见下文),他们的职业生涯由面对不同雇主的一系列工作组成。

人类学家卡丽·莱恩(Carrie Lane)将高科技领域的失业人员视为“煤矿中的金丝雀”,认为他们预示着白领在日益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的未来。她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深入采访了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硅草原”(Silicon Prairie)的75名高科技失业人员,探索了他们的世界(她总共与400多人进行了交谈,并于2009年对其中9人进行了后续采访)。她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这些人的工作和失业经历以及他们为自己的生活构建的意义进行了精彩的解读,写成了《一人公司》(A Company of One: Insecurity, Independence, and the New World of White-collar Unemployment, 2011)一书。

卡丽·莱恩著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莱恩报告了一些有趣的、常常令人吃惊的结果。这些人很少将自己的失业归咎于“制度”或雇主,而是倾向于责怪自己,或将失业视为全球经济中商业周期和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们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们将失业问题视为个人问题,通过各种形式的“职业管理”(如加入求职俱乐部和参与社交网络)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吁求政府采取补救措施的集体和政治行动来解决。

幸运的是,这些失业人员中有许多人是双职工家庭的成员,因此能够依靠配偶的收入度过失业期。莱恩认为,这说明了性别关系性质的变化,因为失业男性往往能够在无偿就业中发现新的身份,并构建起将失业视为有机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的叙事。然而,这些双职工夫妇中的白领女性则更难从其失业经历中构建积极的叙事,因为她们不太能够将职业管理与她们相对较新的职业身份相协调,后者的基础是持续的就业和财务供给。

这些高科技工作者非常适应就业关系的性质不断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这在劳动大军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对年轻,技术水平较高,能够在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中抓住新的就业机会。他们对工作保障的期望值不高,因此在被解雇时并不感到惊讶;相反,他们往往将此视为职业生涯的正常部分。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承受了失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莱恩充分记录了这些失业人员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失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所造成的伤害;年龄较大的尤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更难获得再培训和新工作。

本书的主题,也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高科技工作者对自己的处境所表达的那种高度个性化的责任观念。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下岗工人,而是“一人公司”,是从事定义、改进和营销“个人品牌”工作的持续劳动的企业家。他们始终坚信,市场最终会回报他们的灵活性、辛勤工作和牺牲精神。很显然,他们的超级个人主义立场和对市场的信心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在化的结果。他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是在接受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新“下岗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新经济的失败者;那些拒绝适应新经济的“组织人”才是失败者。

以新自由主义和经济结构调整为背景,莱恩展开了高科技工作者在工作的不安全感中挣扎的故事,但她并没有止步于职场,而是用第五章深入关注了求职者的家庭和经济状况。在这里,莱恩承认,与其他大多数失业人员相比,她的研究的参与者自有得天独厚之处。尽管他们确实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没有人因为被解雇而失去住房或汽车。莱恩认为,这部分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由其配偶的家庭收入支撑,而这一点在他们自我认同为独立、灵活的自由职业者时并没有得到承认:“求职者可能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人公司',但这类公司的运营资本常常是另一名工作者的劳动所得,后者所处的行业一般比高科技行业更加稳定(收入往往也较少),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在讨论这种“隐性支持”时,莱恩引出了新浮现的男性对事业和家庭的态度——正如本章标题“靠妻子养家的男人”所暗示的——是如何出乎意料地强化了男性气概和婚姻的传统观念。男性能够将没有收入的弱点转化为其“新”男子气概的证据,而处于同样地位的女性则因为未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而背负着沉重的负疚感。这种对性别角色的扭曲是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发现之一。

莱恩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技能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对这些男人和女人进行了丰富而独特的人性描绘。她没有将他们的处境或观点过于简单化,然而这部作品的一个弱点在于,未能与更广泛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莱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治联系,但她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不够深入。她没有充分探讨参与者的“一人公司”观点如何支持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神话的长期存在。她也没有研究互联网崩盘后信息产业重组的更广泛情况。也许硅谷IT工作者令人兴奋、自我实现的世界只是短暂的历史反常现象,很快就被资本主义市场的现实所纠正。但她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莱恩小心翼翼地指出,她的受访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拥有适销对路的技能、高收入、获得信用和贷款的机会,并且是双职工家庭的成员。因此,这些高科技工作者并不能真正代表整个白领劳动力队伍,所以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经历是否真的预示着那些必须应对不稳定就业关系的人将普遍构建的未来叙事。不具备这些高科技工作者的独特属性的工作者遇到不稳定就业该怎么办?结构性问题的集体和政治解决方案真的就被彻底放弃了?当人工智能大潮汹涌而来之时,这些问题正变得比本书完成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更加切题。

关于就业的书有很多,比如理查德·萨斯坎德(Richard Susskind)和丹尼尔·萨斯坎德(Daniel Susskind)的《职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s, 2015),以及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的《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2014)等,不过这些书籍主要着眼于技术和经济变革,相比之下,莱恩的人类学论述很好地提醒了人们去关注塑造工作意义的其他更多个人因素。当人们在经济剥夺和匮乏的情况下适应和调整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形成了新的(即使是暂时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由此给就业和失业带来新的意义。

此外,她犀利地发现,经济学家和理论家,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到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大多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劳动者却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自己视为 “一人公司”,不断进行职业管理,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的自然运作。这启发我们思考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术研究主题,它将权力和政治分析扩展到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嵌进用以评估和管理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行为的“技术”(程序和机制),以及蕴含其中的“理性”(我们思考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方式)。这个概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福柯视域下的权力,不仅仅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征服;相反,权力也产生身份和主体性。换句话说,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不仅包括通过具体政治行动强制执行新自由主义理念,还包括鼓励和劝说个体管理自己的行为,以成为理想的具有个人创造性的新自由主义主体。

莱恩的书的最后一章是长达40余页的“后记”,回访了在本书叙述中占据重要地位的9位参与者。我们看到他们在下岗后9年里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彼时进入另一场经济危机的世界。虽然他们的个人境遇千差万别——有些人过得比以前好,有些人则明显“落魄”——但莱恩发现了他们之中“一人公司”想法的韧性。他们继续以个人主义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处境,拒绝将自己的命运归咎于外部经济或政治力量。

而“一人公司”的理念向来不缺乏吹鼓手,例如LinkedIn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在他的《至关重要的关系》(The Start-up of You: Adapt to the Future, Invest in Yourself, and Transform Your Career,2012)一书中,就将这种职业战略称为“创业的你”。霍夫曼认为,千禧一代正在成为自己生活的创业者。这也折射了莱恩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以及“职业管理……也可能处于最后的阵痛期”的可能性并不会轻易发生,新自由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新自由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并没有以不可阻挡的、相同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虽然新自由主义经常被用作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弊病的标记,但它并不是一套不变的思想和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得到统一的解释和体验。人类学对审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详细民族志分析,在那些通常被想象为不符合自由主义政治历史和自由市场的背景下,研究当地有关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和政策的适应和挑战。在这方面,中国就是一片丰厚的研究土壤。

高科技工作者的困境在中国也不鲜见。2023年6月,据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发布的财务报告,这三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和薪酬最高的雇主在2023年前三个月雇用的员工比它们在疫情期间招聘人数最高时少了约9%。在裁员潮当中,35岁以上的互联网人首当其冲。一项对目前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的统计显示,这些公司员工平均年龄均不超过35岁,处于27岁到33岁不等。在互联网行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35岁还不能成为管理层,你就会被淘汰。”

而30多岁的劳动者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正在对事业、婚姻和生育等大问题做决定,他们如果失去了工作,这将构成多重打击。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也会规划“一人公司”吗?他们的“职业管理”行为是怎样的?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造就的就业不安全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是男性,职业生涯的波动如何影响男性气概和男性养家糊口角色的传统观念,以及要不要生育的决定?其中的女性又有着怎样不同的生命历程和职业状态?我们期待中国的人类学家深入这一群体,对中国的高科技工作者展开详细描述,为我们提供可以补充其他地方的分析工作的基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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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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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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