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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到,“所谓想象力,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这种“想象力”意味着一种跨越常规框架的批判性思维,它促使我们于数字媒介的激变中,重新审视新闻传播的社会角色,并洞察其如何与政治、技术、文化的复杂网络交织互动。由此,我们得以捕获学术创新的蛛丝马迹。

《传媒观察》秉持深度与灵韵并重的学术态度,认为年度综述不仅是信息的汇集,更应深入学术脉络并探寻某种新的可能。在这一框架下,我们特别策划了“在场·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专题,约请北京大学胡泳教授、深圳大学常江教授带领课题组“深描”2024年中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展,勾勒过去一年的知识脉络,提炼年度研究母题和核心关切。在此向两位专家的学术团队表示诚挚的感谢。

2024年,全球新闻学研究,致力于从多维视角重新定义新闻的“社会性”,在数字新闻学与经典新闻社会学之间架起对话桥梁;全球传播学研究,则将集体情感与公共利益渗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媒介化进程,对风险社会的媒介治理之道孜孜以求。结合对实践的透视,两篇综述强调,唯有“以历史的视野和人性的厚度为依据”、“积极寻求与公众的对话和互动”,才能将理论转化为推动数智文明的行动力量。

这组专题,正是对新闻传播学“想象力”的一次真诚邀约。

《传媒观察》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于风险社会安放情感:2024年中外传播学研究前沿述评

作者:胡泳 张文杰

网络首发日期:2025-01-09

在场·

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

文献卡片

# 编者按

本文从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中提炼出四大议题,即立足技术前沿、深入媒介生活、体验时代情绪、探寻治理之道,并分别加以述评。2024年,学者们围绕人机交往新形态和媒介生活新样貌,深入探讨了新传播主体的角色、人类在人机互动中的自我认知、人机交往的情感要素,以及技术想象的文化内涵、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许多研究聚焦于媒介使用中的情感投入,发现情动媒介与数字记忆填补了缺失的精神空间,这表现为集体情感与数字怀旧的兴起;在日常生活领域,家庭照料、残障群体与劳动过程呈现媒介化趋势;在社会治理层面,媒介在制造与纾解风险中扮演关键角色。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见证着宏大叙事的“崩塌”,体察着微观生活的变动,在社会整体风险与个体具身感知之间寻求风险治理之道,反映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切,并呈现出鲜明的情感转向。

# 观点精粹

1

随着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与深化,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倾听那些在快速变化中被边缘化的声音,探索技术对人类情感与社会解构的影响。

2

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媒介的进化永不停歇,新生的话语如雨后春笋,却未必长成参天大树。

3

库恩所谓的“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失去其基本的对话能力,更似长袖善舞的公关团队。

4

朝气蓬勃的传播学学科不必急着为新范式摇旗呐喊,也不必将旧范式弃如敝屣,须得“老老实实地穿过传统的轨道”。

# 关键词

情感转向;人机互动;技术想象;媒介生活;风险治理

# 引用格式

①胡泳,张文杰.于风险社会安放情感:2024年中外传播学研究前沿述评[J].传媒观察,2025(01):18-30.

②胡泳,张文杰.(2025).于风险社会安放情感:2024年中外传播学研究前沿述评.传媒观察(01),18-30.

论文正文

在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重塑着人类的传播模式和生活方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人机互动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入。这一变化不仅挑战了对交流的传统认知,也促使我们省思自身在技术网络中的定位。随着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与深化,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倾听那些在快速变化中被边缘化的声音,探索技术对人类情感与社会解构的影响。情感不再仅仅是个体的内心体验,更成为社会动员和公共参与的重要力量。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在情感转向中探寻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

本文旨在全面回顾2024年中外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总结创新进展、提炼核心议题。为了确保综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我们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库对新闻传播学领域期刊进行系统性检索,检索范围包括SAGE Publications、Taylor & Francis数据库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与中国知网。在英文文献方面,我们依据2024最新版《期刊引证报告》(JCR)选定传播学类SSCI索引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前10(不包括Journal of Advertising、Digital Journalism等广告学、新闻学细分领域的期刊)的传播学研究期刊,包括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Review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ocial Media + Society、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Theory、Science Communication、New Media & Society、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Global Media and China,并收集了这些期刊2024年全年刊发的论文,从中提取关键话题、述评基本观点。中文文献主要来自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须指出的是,文章的引用范围并不局限于这些刊物。本文发现,2024年的中外传播学研究内部存在共识与差异,它们从人机互动的新形态、技术想象的社会建构、情绪传播的多维性、媒介生活的微观实践,以及风险社会中媒介化治理的策略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和讨论传播学如何响应时代的挑战,如何在技术与社会的交汇点上,为构建更加智能、公正和包容的传播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立足技术前沿:

在人机互动中锚定自身

智能传播是传播学新兴的重要方向之一,讨论的核心话题已经从人工智能对内容生产的影响,拓展至人类与新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关于新技术的社会想象,诸多讨论指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人类如何在人机互动中锚定自身?

(一)人机互动中的人类认知

人工智能在传播领域的应用突破了传统的人机互动边界,催生了新的传播主体和互动方式。在邓建国看来,人工智能的虚拟化和离身化导致了人类“交流的无奈”,因为高度依赖算力资源和合成数据的人工智能尚缺乏通过与真实世界互动、学习并原创数据的能力,其输出的内容仅仅是重组原有数据的结果。常江也指出了人工智能的离身化趋势,他认为全球传播系统呈现出后人类特征,即机器逻辑承担起与人本主义相似的创造性职责,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地通过计算来定义和构建,意义与知识的生成逐渐远离人类身体及其承载的历史经验。与离身化相对立,彭兰则立足人工智能的具身化趋势,更进一步将智能物体视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转义者”(mediator),指陈数据、智能内容分发技术、智能内容生成系统以及智能物体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它们通过简化、抽象、扭曲、价值重塑等方式,对客观世界或其他传播对象产生影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与人类行动者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传播活动的结果。以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传播主体的数字人为例,尽管数字人能够向人类提供情感慰藉,但也可能导致人们陷入回忆、自恋或幻觉,故应将数字人视为具有一定人格的独立他者,而非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下的产物。

除了智能机器的能动性,学者们还着重探讨了人类在人机交往中如何理解机器与自身。彭兰巧妙地用“镜子”与“他者”来比喻智能机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作为“镜子”的智能机器,一方面能够反映现实世界,帮助人类深入理解自己的认知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反射出失真的“镜中我”,强化和中介个体的自我凝视和他者凝视。而作为“他者”的智能机器曾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存在,当前人类需要正视机器相对于人的对立性、差异性,以及它们对人类的建构和掌控作用,进而促使机器成为负责任的他者。相对于凸显智能机器的重要性,胡泳则强调了人类智能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他从人工智能“拟人论”的历史谈起,批评当下用计算替代人类判断的趋势,并主张用多元的、超越人类的术语来描述“智能”,警示人们人工智能是由多样化的社会过程构建的复杂社会-技术人工制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用纯粹的计算术语来思考人工智能。

再者,学者们敏锐地觉察到人机交往中情感要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深入挖掘了人机交往中的情感意义及其潜藏的问题。研究表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可能超越了传统的交流范畴,进入更为复杂和情感化的状态。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机情感关系形态,“人机之恋”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梁亦昆发现,人类可以通过输入特殊的提示词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转换为虚拟恋人,在由技术迭代和限制导致的有限“记忆”与“恋人之死”时刻,人类采取了记忆铭写、恋人“转生”等多种策略与技术系统进行协商。另有学者从社会学概念“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发展出了“机器人化爱情”(robotization of love)这一新术语,以定义人与聊天机器人的亲密关系,既肯定了AI伴侣在提供即时情感支持和个性化互动方面的优势,也指出了潜在的风险,如沟通本身的虚幻性、欺骗性和脆弱性。这些讨论都体现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既强调智能技术能动性,又警惕过度依赖人机亲密关系对人类本性的削弱。

(二)技术想象中的社会意义

在关于新技术的讨论中,“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展现了理论价值。这一概念来自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和金圣贤(Sang-Hyun Kim)两位学者,2021年起较多地为国内研究者所沿用,亦有人主张采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象观念而将其译成“社会技术意象”。其主要特征包括:具备能够将主客二元紧密连接起来的实在性;为规模足够大的集体所持有;具备一定程度的规范性,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应然态度;体系上具有稳定性,但并不固化乃至僵化,而是灵活多样,可能同时存在“复数形式”,共同对公共决策产生动态影响。

通过将这样的“想象/意象”视为一种嵌入文化、制度,尤其是物质性进程的社会实践,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由科学技术所维持或重置的社会安排。如何唤起人们对技术的感知?如何有理有据地向技术说“不”?如何促使人们通过对技术的社会想象探寻自己想要的未来?社会技术想象/意象的概念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源。要言之,人文社会科学并不将“想象”视作简单的“幻象”和“幻想”,而认定其为可以促成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文化资源,藉此探讨技术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框架内如何被赋予意义、被加以解读,以及它又如何在集体层面上被塑造和影响,同时,在更大的谱系上,分析技术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日益渗透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人类的算法想象和人工智能想象在传播学领域引起讨论。首先,公众对技术的理解和认知,蕴藏了具体的社会文化意涵。例如,粉丝圈群的算法想象在个体能动性与平台结构性力量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通过引入“算法民俗”(algorithmic folklore)和“解释性劳动”(interpretive labor)的概念,研究不仅揭示了粉丝在审查中的双重角色,即同时扮演行动者与受制者,而且还批判了参与性审查在中国文化治理框架内掩盖了更深层次的不平等和压迫。刘鸣筝和王硕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了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情况,揭示了公众技术想象如何受个体乐观主义、先验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阐明想象与实际技术实践的交织状态,形成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维态度。

其次,关于技术的想象还塑造了用户的行动策略与技术的生产逻辑。例如,基于“算法想象”(algorithmic imaginary)和“算法八卦”(algorithm gossip)概念,段世昌认为直播电商创业者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特定的算法知识——算法八卦,这种知识包含了对算法规则的简化理解(归纳算法),以及对算法意义的批判性反思(审计算法),劳动者在这些知识的指导下适应并试图影响算法逻辑,并在社群内部构建和传播算法八卦。

此外,技术想象的流变也成为媒介史研究的一条关键线索。胡泳提出,互联网中的所有事物都与特定的隐喻相伴,这些隐喻是人们理解和想象互联网的重要途径,但一切隐喻都应被经常检视,以核验它们是否还能准确反映互联网的真实现状。从群体愿景上来看,互联网隐喻从乌托邦式向反乌托邦式转变,显示了技术变革的力量及其不确定性。这些探讨共同描绘了一个由技术想象所驱动的社会技术互动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技术不再是单向决定社会的力量,而是通过人们的想象和社会实践被不断地重塑和再造。

二、深入媒介生活:

在媒介化社会中观照日常

在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速的同时,全球经济正处于下行压力之下,面临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传播学“回归”日常的家庭、社区与平台经验,对家庭生活、无障碍媒介使用与平台劳动等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共同描画了一个有关媒介化社会如何观照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图景。

(一)老年生活与育儿实践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家庭场域的媒介化建构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当前有关家庭传播的议题多将媒介技术视为核心变量,以此为出发点来探索技术在家庭传播过程中的功能与价值,并随之衍生出诸多研究场景。

一个研究重点是老年人的媒介生活。家庭环境(或居住状态)、社会阶层、文化资本等都是影响老年人媒介生活的重要变量,不同类型的老年群体如何融入数字社会?有哪些积极的实践尝试?又遭遇了怎样的阻碍?如何通往适老数字社会?为回答这些问题,学界采用不同的方法路径,细致地考察了不同类别老年群体的媒介生活。

从研究范式上看,胡泳和王梦瑶认为,学者需要批判性地探讨老年人生活世界日益数字化的问题,整合年龄研究与媒介/科技研究的新思维,将两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位研究者为此提出建立中国的“社会-技术老年学”的构想,指出老龄化与媒介研究应注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将自身视为由老年技术设计、社会物质实践以及围绕它们的政策讨论共同构成。这种交叉理论的主要问题可以表述如下:老年人和媒介/技术如何在权力关系领域和网络中彼此生成?

周裕琼等人强调数字媒介在老年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群体进行了媒介使用生命历程的考察,发现老年人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在线上重建了“家”的感觉,排解了远离亲人的失落感,以“积极老龄化”的心态适应和融入机构养老生活。关于澳大利亚老年人媒介使用的研究指出,他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宠物照片来表达“物质关怀”(materialities of care),不仅增强了与宠物的亲密关系,而且与更广泛的社区建立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孤独感和社交隔离。除了城市的退休工薪阶层,还有研究讨论了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指出数字反哺在老年人社会参与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老年群体借此形成基于“趣缘”的“线上群体”,获得了虚拟陪伴与精神抚慰。

除了认可手机等数字媒介的积极作用,学界还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学者们从媒介与传播的角度深入挖掘老年人养老困境的根源。对于“老漂族”来说,移动通信技术是维持联系的有效渠道,但只能被视为一种补偿形式。导致老年人“网瘾”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可能与儿女赡养倦怠等社会因素有关。因此,关于老年人媒介生活的讨论应当回归日常生活本身,不能过度强调技术的决定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育儿实践也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智能手机应用和家庭智能设备已经成为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研究表明,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模式,还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和社会对育儿的认知。首先,研究提示人们关注母亲在子女媒介使用中付出的无偿“数字照护”劳动。其次,宝宝喂养应用等数字技术将育儿劳动转化为数据管理劳动,增强了育儿过程的可见性,促进了夫妻间育儿责任的协商与分配。此外,家庭智能摄像头为育儿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引致新型的家庭矛盾与冲突,如加剧隐私泄露风险和代际权力斗争。

总之,家庭正日益媒介化,而媒介也日益家庭化。这些研究不仅探讨了媒介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还从媒介实践角度指出了家庭养老与养育的困境。

(二)边缘群体的数字融入

数字技术的进步催生出屏幕阅读软件、语音识别技术、触觉反馈技术、无障碍设计的网站和应用以及辅助技术等信息无障碍技术的新样态,极大地丰富了边缘群体(如残障群体)媒介接触的可能性,使得无障碍的媒介使用体验成为研究焦点。

一方面,数字媒介对残障人士的赋权作用受到肯定。残障群体通过无障碍的媒介使用获得感官代偿、争取社会承认、增进社会融入。例如,针对尼日利亚视障群体社交媒体使用体验的研究发现,尽管视力障碍导致他们社会联系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却能显著增强他们的社会联系和互动,拓展社交网络。通过分析自闭症创作者在TikTok上发布的视频,研究者指出ChatGPT在自闭症群体的生活中扮演着数字教练、沟通助手和对话伙伴的角色。在中国流行的自媒体平台B站上,残障up主主要通过“进行自我展演”和“建构积极话语”两种可见性争夺策略来争取公众关注、进入公共领域,以推动社会现实层面的改变、促进社会融合。除了通用的社交媒体使用,残障群体的电子游戏实践也进入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例如,盲人手游《听游江湖》的视障玩家利用声音媒介实现视觉补偿,不仅编织出可以“想见”的媒介化空间,还在游戏内外建立了社会关系与社交连接。总之,长期以来,抵抗歧视性和压制性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是边缘群体的深层关切,变得可见(become visible)是争取社会政治的承认的前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则为其提供了展演前台,因此可见性(visibility)相应地成为边缘群体媒介使用研究的核心议题。

另一方面,无障碍政策往往侧重于构建传播制度和推广媒介科技,容易忽略微观层面的人际沟通情境及残障群体对具身语言媒介的使用需求,因此相关研究还批判了现有媒介环境在无障碍设计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方面,主流的健全主义叙事造成了残障者生活故事的他者化,使得残障群体难以实现积极的身份转换与平等的社会承认。另一方面,残障者在具体的媒介使用情境中遭遇不便,其背后存在技术偏向、进步冲突、排斥内化等问题。基于此,章玉萍等人指出,边缘人群在向主流文化靠拢,以摆脱弱势地位的同时,不得不承担难以自洽和自我贬抑的身份冲突,倡导未来要转变健全主义的社会文化和感官沟通的等级结构,将手语等替代性语言媒介纳入社会媒介生活。

总之,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深描了视听障碍者在数字时代的媒介生活境况,点明了他们在信息获取、社会交往、身份建构等方面的挑战与机遇,进而呼吁社会在技术设计环节为残障群体提供更多元化的媒介选择,以实现真正的数字包容。

(三)平台劳动的中间地带

2024年,媒介化劳动依旧是传播学的重点议题。传播学领域对平台劳动的讨论更加多元和深入,揭露了平台劳动的复杂面向和中间地带,不仅关注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还涉及平台资本主义对文化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首先,今年的平台劳动研究从多元维度呈现劳动过程的复杂性。例如,关于司机群体“流动劳动”的研究从物质、情感、权力三个维度分析卡车司机的筑家实践,发现卡车司机通过食物、“灵物”以及各类意义物将驾驶室打造成家园飞地,借助智能媒体提供的影像满足家园的景观想象,并在家庭内外与卡嫂共享权力、共担责任,构建权力区间。

其次,更多研究跳出“剥削-抵抗”的二元分析框架,关注居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中间地带——多元行动者的互动网络及其中介作用。例如,关于中国网红经济的研究发现,作为中介机构的直播公会不仅在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平台经济的治理结构中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公会组织在管理劳动者的过程中调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资源“家”,从而塑造了秀场女主播的主体性。关于数据标注劳动的研究表明,质检、规范手册、技术平台、甲方(项目发起者)等异质行动者被动员、拉扯、聚集、纠缠于标注劳动的网络之中,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偏见并非完全来自数据标注员的主观认知偏差。值得指出的是,罗安清(Anna L. Tsing)的“摩擦”(friction)理论和“供应链资本主义”(supply chain capitalism)概念被广泛借用,以阐释平台权力向全球扩张过程中,平台所代表的同质化、集中化权力与地方、另类或边缘的文化、政策与实践之间的碰撞与磨合。“摩擦拆穿了全球权力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运作的谎言”,摩擦不仅代表着一种抵抗的力量,还象征着权力关系的形成与解构。在平台研究者看来,摩擦是反映平台权力不均匀性和偶然性的有效理论框架,通过分析科技公司及其他行动者如何处理紧张关系,可以窥见平台扩张的政治意义。供应链资本主义指的是“以分包、外包和联盟为基础的商品链”,强调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异质性何以成为供应链中资本、劳动力和资源分配的关键所在。例如,由摩擦衍生出的“资本流动”(capital flow)和“资本摩擦”(capital friction)解释了Twitch平台上观众消费、象征性资本和主播-观众-平台互动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指出资本摩擦不一定会导致资本减少,反而会带来更迂回的资本流动路线。从供应链资本主义的视角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自然资源、组件和材料在全球范围内开采、制造、组装、运输与回收,参与供应链的人力资源不均衡地分布于全球,包括数据标注员、物流司机、数据工程师、矿工、数据中心运营商和电子垃圾拆解工等。

此外,性别视角在技术与劳动研究中所占篇幅较少,但近期亦有所显现。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社会技术系统在运转中难免遇到失灵与延迟的时刻,但是故障与维修却被主流叙事一笔带过。基于在一家自动化回收机构的民族志研究,两位女性学者从摩擦的视角来论述自动化工作场所中的再生产悖论与权力解构过程,当人工智能机器出现故障时,女工能够在短期内结盟,通过重新清理、调整和修复人工智能设备,或在停机时与同事合作交流、具身参与劳动实践,形成一种工作生产之外的“非正式”亲密性和关怀精神,从而打破管理层设定的工作限制,反抗效率至上的技术官僚力量。孔煜也、王洪喆将视线转向数字零工经济中不可见的“非主流”群体“织女”,即使用平台基础设施从事编织零工的妇女,指出织女发展出了丰富的零工技术策略,她们对手工编织劳动与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形成弹性和韧性兼具的非正规经济网络。最终,通过描述和分析劳动者与平台的互动经验,学者们还在批判平台设计存在的问题。例如,根据菲律宾平台劳工与人工智能系统互动的经验,有研究指出工人对公平和人道劳动管理的期望,呼吁重新思考如何设计平台算法。

总之,这些关于平台劳动的细致讨论不仅揭示了平台劳动的复杂性,还对平台经济中的权力动态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提出了深刻见解。研究者们意识到劳工研究“剥削-抵抗”二元框架的局限性,通过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勾勒多元行动者的复杂关系网络,为媒介劳动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证观察与丰富的理论论述。

(四)数字女性主义的兴起

女性主义运动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结合,催生出所谓的“数字女性主义”(digital feminism)。数字女性主义探讨了女性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表达身份、组织活动与传播信息,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女性主义社群。

基于身体脆弱性理论,有研究强调女性的日常社交媒体互动应被视为一种体现关怀的伦理实践,指出女性在Instagram平台上实践关怀的具体方式包括分享未经编辑的自我形象、不评判他人身体、提高意识和支持他人。同样关注女性在社交平台上的身体分享行为,关于中国美妆博主的研究发现,尽管这些网红展现出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团结的潜力,但是她们的女性主义实践存在争议:她们通过自我品牌化和促销活动将女权情感转化为品牌资产,同时无意中延续了国家治理所支持的非解放性性别话语,故代表了一种受到国家治理、平台权力和创业需求等因素共同影响的激进主义。另有研究聚焦在线“男性领域”(manosphere)中的女性参与者,揭示了反女权主义、进化心理学和新自由主义如何共同塑造了一种从属于男性的高度创业型的霸权女性气质。关于Instagram上斯堪的纳维亚女性意见领袖的观察和访谈,则揭示了平台脚本与用户之间的紧张关系。除了微观的媒介使用行为,还有学者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在福柯的生物政治学视角之下观察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三孩政策,以理解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演变逻辑,指出中国数字女性主义运动是由女性对官方叙述的不断参与和抵抗所驱动的,这些官方叙述将女性主义挪用于国家生物政治议程设置,管理和控制女性身体。

这些研究共同强调了数字女性主义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讲述了女性如何在数字时代寻求社会支持、构建性别规范,以及如何在国家和商业逻辑的框架内重新配置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女性主义不仅是一种网络文化现象,它还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日常生活、政治参与和社会行动。

三、体验时代情绪:

在风险社会中安放情感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一场“情感研究革命”席卷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如今这场革命也已扩展到相对年轻的传播学学科,引发了“情感转向”的范式变革。面对生命历程的结束、基础设施的崩溃、社会风险的加剧,人类如何安放自己的情感?过去一年中,传播学不断追问这一关于人类命运的核心议题。

(一)情动媒介:从情感极化到集体情感

2024年,情感传播占据传播学版图的关键位置,讨论话题包括传播机制、传播特点、传播效果等,与公共危机事件、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舆情治理等经典议题深度互嵌。情感传播是指情绪或情感在个体、群体或社会层面上的传播过程,其不仅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现象,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化过程。英文与中文学术界对情感传播的关注点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更为关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情感极化趋势与仇恨言论,后者则强调数字媒介在集体情感凝聚与社会行动转化中的作用,忧虑人机互动中的情感异化风险。情感极化是指个体或群体基于情感而非理性分析形成对立的政治立场,这种现象在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兴起的背景下愈发显著。在此背景下,西方关于情感传播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传播方向,探讨情感极化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其对民主政治的威胁,旨在扭转情感极化趋势,增进社会和谐。更进一步,平台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其在算法规则设计中有意地利用用户的情绪。例如,Facebook等社交媒体通过算法向用户推荐煽动性内容,加剧公众情感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关于媒体内容接触与用户情感关系的实验结果表明,提供统一的新闻内容可以减少社交媒体上的党派仇恨,这种接触通过改变人们对对立党派的元感知——即他们认为对方有多讨厌自己——来降低情感极化的程度。除了政治偏向,平台还利用情感要素设计盈利机制。相关研究指出,“情感嵌入”(affective embeddings)是理解玩家与游戏互动的关键概念。平台利用玩家的情感投入来影响其投资行为,从而将情感反应转化为经济指标。

与此相对,中文学术界则更重视其他社会性的传播议题,尤为关心集体情感的凝聚与集体行动的动员。在理论资源方面,情动理论对物质性、身体与情感的关注与传播学的问题意识不谋而合,使得“情动媒介”(affective medium)概念在传播学的“身体转向”“空间转向”之中流行起来。“情动”(affect)这一概念源自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哲学思想,并在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哲学体系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德勒兹认为,情动是一种使人从现有的组织化经验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新的感性经验的生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情动既是心灵上情感流动的思想之力,也是身体上的活动之力,它体现了身体与世界的遭遇,以及在这种遭遇中情感与行动的连续流变。

在实践现象方面,危机事件后的公共哀悼、粉丝圈层的文化参与是两大典型案例。曾昕探讨了网络空间的公共哀悼现象,认为赛博悼念记录了后真相时代个体对社会的诘问、对生命和死亡议题的反思,情感驱动的参与式文化也具有促进公共讨论的潜力。吴鼎铭、罗烨从情感和生命的视角考察粉丝实践特征,发现粉丝的脱粉是一场通过操弄物和平台进行“销毁意义”的实践,既讲述了一段媒介、物质、情感和身份交织的生命故事,也映射出平台、资本与文化等能动性与结构性的权力博弈。值得注意的是,情动媒介除了代表基于移动通信技术的新媒介,还存在于前数字时代。在美国排华时期,中国移民在没有现代通讯网络技术的情况下建立了复杂的网络,这些网络通过情感共鸣和共享,形成了情感公共领域。基于这段历史,学者呼吁对情感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批判性重构,以挑战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身体二元对立的理论传统。

总体来看,较于深掘“情动是什么”,传播学者显然更倾向于直接将其视作解释传播现象的理论利器。

(二)媒介记忆:从数字怀旧到反怀旧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记忆的书写、存储、传播与消费模式正在经历显著的转变。数字怀旧(digital nostalgia),作为由媒介记忆(media memory)衍生出的现象,是发生在数字平台上的对传统与当下生活想象的记忆重构与现实展演。这一现象不仅描绘了个体的生命体验,而且超越了个体化、情感性的心理范畴,为中国当代互联网史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

近年来,随着媒介记忆研究不断涌现,传播学领域对微观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集体记忆给予高度重视,同时也出现了概念误读、错用的情况,因此学者们开始对媒介记忆进行理论溯源与趋势判断。胡康和郑一卉提出了“方法性记忆”、“组织性记忆”和“形态性记忆”的分类范式,并对数字记忆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建议数字记忆的研究应关注记忆的人性意涵与文化价值,避免概念的误读和滥用。

物质性理论为记忆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强调媒介物不仅是寄托记忆的载体与中介,而且在与人的互动中传达出社会心态的转变和结构性矛盾的激化。首先,学者们肯定了媒介物“死亡”后的社会文化意义。邓秀军和李雅莹探讨了网络平台卡带趣缘群体技术怀旧(technostalgia)行为的运行机制,强调卡带等媒介物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其“死亡”后会在人类的媒介记忆中延长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同样关注“死亡”的媒介形式,李欢探讨了数字时代社交账号作为现代人情感栖所的角色,以及用户去世后社交账号的处置问题,指出社交账号并非单纯的物质遗产,而是涉及人格和财产利益的复杂存在,其管理机制需要在保护逝者隐私和延续账号信息之间找到平衡。

其次,互联网平台制造数字记忆的媒介逻辑受到关注。在探讨社交媒体、记忆与时间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有学者借鉴了算法媒体“适时逻辑”(kairologic)的理论,提出了“适时记忆”(right-time memories)的概念,揭示了四种社会技术生产和感知“适时记忆”的方式——纪念日、个性化、重复性和紧张感,并指出平台正在决定向用户重新呈现记忆的方式和时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参与度以及平台内的用户黏性。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生产的平台年度报告是典型的“纪念日”式数字记忆实践,在为个体带来了个性化和仪式感等多元体验的同时,也引发了用户对记忆偏离和错位的自我归因与自我回归的尝试。更进一步,数字怀旧现象折射出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的变迁。吴志远和马一琨将时空维度引入媒介记忆研究,指出对过去的追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宣泄实践,近年来蔚然成风的怀旧文化反映出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由“面向未来”到“面向过去”的转变,发生于数字平台的怀旧展演折射出中国社会文化与心态的变迁,即人们不再诉诸强烈的现代性抗争和后现代反叛,而是归于与当下和解的情感慰藉。

有趣的是,在“怀旧”文化日益膨胀的同时,“反怀旧”文化亦暗中涌动,与之相映成趣,却鲜少被视作独立现象来讨论。对此,李岸东指出,大陆大学生群体对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反怀旧反映了一种“弃旧扬新”的进步话语,怀旧实践的日益商品化、媒介化与组织化,使得怀旧成为难以回避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由此激发了反怀旧情绪的出现。总体而言,情绪传播研究正呈现历史化与智能化的双重转向,在理论建构方面仍停留在借用或挪用阶段。

四、探寻治理之道:

在后人类时代应对风险

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对人类社会的传播系统造成冲击,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除了对人类主体性的冲击,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全球扩张还深化了不平等与生态危机。在此境况之中,人类何以应对风险?以人、自然与技术之关系为核心关切的传播学,正在迫切地寻求风险治理之道。

(一)智能化时代的平台治理

平台既是风险的发源地和建构者,也是公共沟通与化解风险的场域。平台治理依旧是今年传播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并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迎来新难题,如隐私泄露、幻觉与偏见等。

国外学术界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隐私泄露风险,探讨公共领域应对隐私风险的策略,以及个体在隐私风险感知和隐私保护决策中存在的差异,提出了“隐私愤世嫉俗主义”(privacy cynicism)等概念。基于中美两国社交媒体上关于人工智能隐私问题的公共和机构话语,有研究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和话语分析对比了中美两国在隐私风险认知和隐私保护行为上的差异:在美国,公共话语倡导针对隐私风险进行系统性变革,而机构话语则倾向于推广个人主义的隐私保护方法;在中国,公共话语较少关注隐私风险,更多强调人工智能的积极影响,并与机构话语紧密一致。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体,关于中国平台治理的讨论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监管实践提供了非西方的理解视角。通过比较中国几大平台——微信、淘宝、抖音的隐私政策及用户体验,研究指出由国家主导的政策话语嵌入平台隐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合法化其对用户数据所有权的权威,强制的同意使用条款将用户置于隐私保护的被动地位。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被规制对象的平台如果能够积极履行事后监管救济义务,便更可能获得胜诉并较少被判承担侵权责任。

总之,关于平台治理的研究不计其数,多集中于数据安全、算法公正、反垄断等单维度现象,缺乏对平台风险的整体性把握和理解;另外,不同行动主体之间责任模糊,或被简单地分割,导致治理建议缺乏有效性。

(二)后人类时代的环境治理

在后人类社会语境中,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切的议题,其媒介化趋势值得关注。针对环境传播的发展脉络,学者总结了去建制化知识生产模式的特征,指出尽管中西方环境传播研究都源自环境问题的共同起点,但由于政治体制、社会场域和文化情境的差异,两者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存在隔阂。

长期以来,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是气候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其应用广泛却定义不一。基于框架理论,有研究指出通过减少说服知识(persuasion knowledge)和增加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适应性框架(adaptive framing)能够有效地促使科学怀疑论者参与新闻互动、采取实际行动。在探讨社交媒体对公众环境认知与行动的塑造作用时,有研究强调了社交媒体在提高环境问题意识和促进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社交媒体可能导致的“slacktivism”现象,即表面上的支持行动并未转化为实际的、有影响力的行动。

实际上,环境治理实践不仅局限于内容传播层面,而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协商、互动的过程。在探索环境保护方案之前,学者们先批判了造成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例如,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大量电子垃圾被焚烧或倾倒于全球南方的垃圾填埋场,数据中心的运转消耗着当地的水资源。同时,学者们也致力于挖掘环境保护的行动可能。例如台湾环境应用“奉茶行动”的个案研究聚焦数字地图的数据和空间能动性,发现数字地图通过促进数据和空间的动态互动,不仅在认知和解释层面上促成场所营造,还将私域转变为公共空间,推动了数字环境行动主义的发展。这一过程涉及能动性与结构、应用与平台、集体与个人、环保与商业主义的多维互动和协商。

在中国语境中,创造“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已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国互联网自身的技术、产业逻辑迎来深刻的绿色转型。朱政德和胡泳认为这番转型貌似空前,实则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与试错,总体来看,中央政府主导、回应性色彩浓厚、逐渐扬弃对西方技术话语的依附性是绿色转型的三大特征,“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和“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交融一体是绿色转型的突出成就。跨地方主义理论则强调了环境传播在全球与地方价值分野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关系连接、公共互构和政治内嵌三个方面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在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中,环境议题不再停留于媒体话语层面,还拓展至社会行动范畴。

五、结语:

何以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对话

从人机互动的情感面向到技术想象的社会建构,从日常生活的媒介化到集体情感的凝聚与怀旧之风的兴起,传播学的讨论将集体情感与公共利益渗透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媒介化进程之中,学者们对风险社会的媒介化治理之道孜孜以求。可以说,传播学在边界拓展与自我反思中积极响应着技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展现了广度和深度,而且在实践中也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洞察。与此同时,学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亦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首先,传播学面临着学术共同体对话能力的减弱,以及研究范式之间的隔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综合作用下,一场范式多元化、反对支配性专业思维的浪潮席卷传播学界,传播学学科的核心范式不再由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垄断,而是以更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批判主义、诠释主义等研究传统。在媒介进化与范式革新的浪潮中,非主流的传播学研究方式的确掌握了一定话语权,在传播学科的版图上“各得其所”。范式转型的结果是多元范式共存局面的打开,传播学学科进一步精细化为国际传播、发展传播、健康传播、计算传播等分支。然而,各分支的旗帜举起后,并不在枯燥的深层次反思工作处逗留,仿佛一下子进入自顾不暇的怪圈,套路式写作蜂拥而至。库恩所谓的“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失去其基本的对话能力,更似长袖善舞的公关团队。最终,多元研究传统的整合仅停留于表层的大杂烩式“拼贴”,各个流派“自说自话”,所谓的范式重建沦为一场别开生面、各显神通的营销活动。

其次,在解读技术变革、预测社会发展趋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对传统范式的盲目唱衰和对新范式的过度吹捧。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善于追踪热点、引进理论,但是疏于对理论脉络的溯源和对现象的历史性分析,常常直接用理论套用经验。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技术想象、情动理论等理论高频地出现于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中,成为解释实践现象的“万金油”。但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批判性思考和深度对话,而不仅仅是追逐新潮的概念。向外汲取理论养料是有效的学科建设方式,但是要警惕对理论的盲目依赖和望文生义,一味地用现有理论套用经验材料,可能错失真正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建构的可能。

再者,落脚到家庭生活、残障群体以及底层劳工的媒介生活研究,力图让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境遇被“看见”,进而推动社会改革,但是学者仍需警惕“自我中心”的倾向,并不断自我拷问:如何传达研究对象的真实声音?勿忘学术研究的公共性使命,积极寻求与公众的对话和互动,才可能真正影响社会并为身处困境的群体带来积极变化。

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媒介的进化永不停歇,新生的话语如雨后春笋,却未必长成参天大树。学术创新没有捷径,朝气蓬勃的传播学学科不必急着为新范式摇旗呐喊,也不必将旧范式弃如敝屣,须得“老老实实地穿过传统的轨道”,回到范式的基本预设、解释和范例,在周而复始的枯燥思考与实际操作中发现既有范式的“破绽”进而提出崭新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期待传播学能够继续以其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为理解人类在技术网络中的定位提供深刻的洞见,为构建更加智能、公正和包容的传播环境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江潞潞)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期“在场·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专栏,本文为“网络首发”版本,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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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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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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