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在了，生活的很多方面就起了变化。

比如，家里人的生日不一样了。在她去世的那一年，就已经不一样了。清明的时候，哥哥在妈妈的墓前哭着回忆：“2024年4月，你不记得自己的孩子生日了，以前每个生日你都记得。我买了蛋糕，给你戴生日帽，唱生日歌，为孩子过生日。你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更早地，2021年的6月，这一幕就在我的身上上演过。当时她还自嘲说：“老妈已经到了连老儿子生日也记不得的时光了。我本来就没有多少脑子，再过几天连这点脑子也没有了。”

又过了一年，老妈的生日，哥哥带着女儿过来，问老妈：“你还记得你孙女叫什么吗？”老妈笑：“天天考我。”孙女：“奶奶哪能不记得我名字！”没想到奶奶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记得了。”

第三年，老爸96岁生日大聚会。大家散后，我哄老妈上床睡觉，她气愤不已：“我不睡觉，我气都气不过来呢，你把小孩都弄哪去了？”

生日是一个本应被庆祝的日子。爸爸的生日，像老树的年轮。妈妈的生日，是大家的感恩日。我们兄妹仨的生日，可以纪念我们在这世上的第一次呼吸。孙辈的生日，是爱被时光雕刻出轮廓的那一天。所有的亲人，不管谁过生日，大家都快乐无比——又一年平安地走过，相互扶持。

可妈妈不在了，生日再也不会一样。它如今成了提醒——提醒我们，她已经离开，永远不会归来。当然，不只是生日，春节，中秋，或任何曾经一起庆祝的节日，从此就染上了一股失落和苦涩的味道——因为那个曾经做出整桌菜肴，与你一同欢笑、共同举杯的人，如今不在了。

我原就知道，妈妈去世后，母亲节是难过的：没有了要送的花，没有了要打的电话，朋友圈的祝福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声音，而我，只能对着回忆低低说一声：“节日快乐，妈妈。”这是属于静默与思念的一天。

我相信，多年以后，我仍然能回忆起9月1日那天，妈妈故去的每一个细节：

她发白的嘴唇，她在血压计上消失的心率，我摸不到她的脉搏的恐慌，以及我把我的耳朵贴在她的胸口上，再也听不到她的心跳的那种孤苦无依。

还有她那只虚弱的手在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冷的感觉。

还有我用我的嘴，覆盖住她的嘴，却再也无法吹进一丝气的绝望。

然而，奇怪的是，对妈妈去世后的那一周，我都做了些什么，自己心里却全然一团模糊。我不记得吃饭、洗澡、穿衣服，也不记得我是如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我只记得麻木和空虚。而且，很累。我太累了。

我只是记得，在家里没有妈妈的第一个夜晚，凉凉的秋夜，我不相信她已经走了的那种感觉。失去一个昼夜让你惦记的人，是什么滋味？

我起草妈妈故去的悼词与讣告，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着写着才哭出来。憋闷像座山。当我写到那句“她爱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孙辈们胜过一切”的时候，我撂下键盘，嚎啕大哭。

在不远的医院的地下室里，妈妈的遗体正等待着第二天被送别。我和她，表面上只隔了一条五环路。虽然在当晚，和第二晚，我写下了文字，但我对那一周的记忆几乎全是空间，而不是文字。

有人去世后，房子会发生变化：空间仿佛突然变大了。我们都知道这种变化的体现。我们在餐桌上多留一个位置。我们让逝者曾经坐过的椅子空置数月，甚至数年。我们想象失去的亲人随时会出现在房间里（空气、光线、整个房间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些现象，在现实中，在文学作品里，已经熟悉到让人感觉是陈词滥调的地步。事实上，它们是如此众所周知，以至于我们在遭受丧亲之痛的打击时，也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屈从于同样的现象。尴尬吗，羞愧吗，能掩盖其他所有情绪吗？仿佛我们觉得，自己的悲伤肯定应该比这些更有创意似的。 

我们想着，只要能说出那份空虚——毕竟，我们知道它的名字——我们就一定能更好地绕过它，继续前行。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陷入这荒诞的姿态中，就像照片中人的身影被抹去后留下的画面：木然的假人，互相望不见，彼此也无话可说。 

这就是我对妈妈去世后家的记忆。爸爸离开时，房子已经空空荡荡；现在，房子似乎断裂了。它不再围成一个世界，尽管那是充满了复杂情感的世界，而是变成了一组孤立的单元，成了提醒你某些事情发生过的地方（曾经看似一个连续的整体；如今，却是消失的瞬间组成的星座）。

到了夜晚，我总是困坐在书房里。客厅失去了意义，就连卧室我也不愿意呆，因为我听不到妈妈在床上的呼吸。空着的不是椅子，也不是床，而是一个世界的缺席。

有一种心理现象叫“亡母情结”，解释了为什么失去母亲，对我们的精神和人际关系会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它甚至都并不是指母亲的真正死亡或失去，而是指母亲因创伤、悲伤或抑郁等原因而缺席，或无法给予我们情感。

即使母亲在场，情感缺失、拒绝或无法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也会导致母性功能的“精神死亡”。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和看法的模板消失，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和关系发展。亡母情结可以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难以建立亲密关系、自我形象扭曲以及普遍的空虚和失落感。

它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神丧母”，这一过程导致了孩子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哀悼情感。母亲功能的缺失留下了一种无法完全哀悼的持久空缺，造成了对失去的养育者的渴望与无法实现真正的精神分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分离本来是成为独立个体的关键所在。

仅仅是感觉母亲不在尚且如此严重，更不用说母亲从肉体到精神，真的离去了。你最绝望的是，当你遇到现实的打击以后，谁来回应你的情感需求呢？你会在潜意识中不断寻求某种“替代母亲”的存在，可是这样的母亲真的存在吗？由于你的情感与想象空间困于母爱支持的缺失，你很容易从悲伤、空虚转为愤怒。你对这个世界感到光火。它运转得越不好，或是越好，你越光火。到最后，这些积压太多的悲伤和愤怒，你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里。

琼·狄迪恩在《奇想之年》中这样写道。

在母亲节的前夜，我哭了好几场。我写下这些文字，然后跑去卫生间照镜子。我看到了这种充满了极度的脆弱、赤裸和开放的表情。还不到一年。我还算是最近才失去了妈妈。

这中间好些人，包括亲人和朋友，告诉我“她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或“天堂里没有病痛”，我不能发作，但我心里非常生气。我知道他们说这些话是出于爱，是为了让人感觉好些，但我只想对他们大喊大叫，告诉他们我不在乎——她最好的去处就是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天堂不需要她！而我需要。我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因为我通常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也不会质疑生命的无常。

我拒绝接受——就好像我的理智知道她走了，但我的心却无法接受。我觉得如果我的心接受了，那一切就都是真的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一旦失去的现实真正沉入心底，我害怕触到那种令人窒息的孤独。

狄迪恩说：

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所房子，厌倦了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穿梭，厌倦了塞满处处角落、不受束缚地漂浮在地板上的记忆。我想让这记忆渐渐淡化，但记忆不听我的，它自有它的权威。 

前一分钟还似乎感觉很好，后一分钟就完全崩溃了。情绪可能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袭击我。一首歌、一个节目、一则笑话、一盆花、一张照片……任何东西都可能引发我的悲伤，让我回想起她的离去。你会惊讶于眼泪形成的速度有多快，没有任何预兆。

生活在没有母亲的世界里，就是背负一种无法被他人理解的痛苦。因为虽然母亲的存在可以治愈任何伤痛，但却没有什么能修复失去她的痛楚。

时间流逝，事情比第一周时变得稍微容易了一些。但有时也变得更难。因为失去亲人的那段短暂时期，人们是“允许”你哀悼的。人们会给你空间。可一旦那个窗口期过去了，悲伤就仿佛成了不能向世界展示的秘密。它羞于见人，但依然在持续，浮现又退去。我没有办法，只好借母亲节的时分，让它恣意流淌出来。

背负就是背负。当我感到快乐时，会为妈妈不能分享而羞愧；而我做了不对的事情，犯了人生道路上的错误，就会觉得那是一种背叛，像是对妈妈的不忠。我的悲伤贯穿我的每一天——但在我最美好的日子里……以及最糟糕的日子里……悲伤最为明显。

当你努力适应支撑你人生根基的那块柱石的崩塌，情绪往往会反噬你。你会突然想起，每一次无谓的争执、每一个虚掷的片刻、每一个错过的机会，所有那些记忆，都带来令你动弹不得的悔恨。

尽管理智清楚地知道一切已无法回头，你的情感却可能一再把你拉回过去。尽管毫无意义，内疚与自责却常常成为我们用来应对母亲去世所携带的剧痛的方式。这是一种徒劳的缅怀，却也是一种深沉的哀悼。

许多人都想知道，人死之后究竟去了哪里。纳博科夫认为我们跨过了一堵黑暗的墙。博尔赫斯认为那是虚无，一种纯粹的虚无。苏珊·桑塔格似乎不确定答案，但她对存在的湮灭感到深深的不安。

狄迪恩在极其突然地失去丈夫和女儿之后意识到，哀悼并不仅仅关乎逝者去了哪里，而是关乎我们是否愿意把他们留在那里，而让自己继续活下去。她写道：“如果我们要活出自己，总有一个时刻我们必须放手，让死者离开，让他们真正地死去。”

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自由了。可是有时，说不清谁对谁放手。阿兰·莱特曼1993年的小说《爱因斯坦的梦境》有一段话，核心思想是：我们必须死去，为后来的人腾出空间。

一旦父母离开，你就成为家族中排在最前的人，直面自己的终点。母亲在世时，她的存在像一道屏障，让你觉得死亡距离自己还很遥远；而现在，她的缺席，潜藏于你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念之所发的一切事物之后，隐隐闪现。

你会突然感到对未来负有不可挽回的责任。这种“如果当初……”的沉重思绪，可能会压得你几乎喘不过气来。不再有母亲可以与你交流想法，不再有母亲在你难过时安慰你，不再有自我怀疑时，能从母亲那里获得一句肯定的话语。你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你必须成为自己的啦啦队员、支撑点和可以依靠的肩膀。

于是，在母亲节前夕这个深夜，此刻是1点35分，我诵读了我给妈妈写的讣告片段：

2025年5月11日凌晨1:35草就，上午11:00改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