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学者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现象，该现象首先由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的研究小组揭示。他们发现，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够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从媒介环境中吸取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扩大。维斯瓦纳特（K.Viswanath）和芬尼甘（J.R.Finnegan）指出知识鸿沟必须予以重视，因为知识及其控制是社会力量和社会行动的基础，知识的不平等将导致权力的不平等。

知识鸿沟理论构成了交流不平等理论的先导。在群体层面上，交流不平等指社会群体之间在信息的生成、操纵和分配上的差异；在个体层面上，交流不平等指个体之间在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利用上的不同。对交流不平等现象可以从五个方面考察：（1）对交流技术和信息渠道的获取和使用；（2）对信息的关注与处理；（3）对信息的主动寻求；（4）回忆、知识和理解力；（5）根据相关信息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平台化传播、注意力经济高度竞争的时代，媒介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个剧变时代，主流媒体该如何生产、传播与解释知识，帮助社会弥合知识鸿沟与交流不平等呢？

传统主流媒体过去的优势在于稀缺性：稀缺的报道渠道、稀缺的专业记者、稀缺的公共议程。但在“信息过剩—意义匮乏”的环境中，知识不再稀缺，解释权变得稀缺。因此，核心问题已经从“如何获取知识”，转向“如何保证知识在混乱的信息环境中被正确理解”。

为了理解主流媒体如何维持其知识中介地位，我们可以引入三阶模型，结合媒介生态学、平台中介理论、公共领域理论与解释学传统，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主流媒体在新的媒介生态中唯一不可替代的功能，是从“事实供应者”转向“解释权提供者”。

第一阶：信息传递，它对应新闻报道的基础功能——事实收集、校验、呈现。然而，在当下平台化传播体系中，这一层级已经不具备稀缺性：用户生成内容（UGC）可实时提供数据；短视频平台形成了“事件现场的即时复刻”；AI工具也开始介入知识生产。因此，第一阶传播主流媒体已然经由技术与平台广泛分享，必须向第二阶过渡。

第二阶：意义建构，包含语境化、结构性解释、因果链条重建等，这属于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说的“新闻作为结构性认知框架”，即新闻是将事件嵌入“意义的世界”。在此阶中主流媒体的作用，是将单一事件纳入更大解释图景，使事件得以脱离即时性与碎片化，并通过揭示制度、经济与权力结构，使公共议题从单点情绪上升为机制性理解。

第三阶：公共理性引导，即作为公共知识中介，主流媒体需要帮助公众作“判断”。在“后真相”与情绪化政治时代，公共知识面临系统性失序，主流媒体因此承担重建秩序的功能：建构公共议题的判断标准；提供理性的解释路径；抵抗虚假信息、极化叙事与情绪动员。

这三阶努力使主流媒体成为公共知识体系的“解释性基础设施”。笔者认为，主流媒体之所以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不在于可以更快地报道事实，而在于能够构建一种结构化、透明化、责任化的知识解释框架。通过理性框架与知识信任机制，公共讨论的判断标准得以稳定并实行。主流媒体的功能越来越接近于一种“公共解释机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发布机构。

主流媒体要实现这一角色转型，并非自动完成，而需在新的媒介技术条件下，主动进行组织、技术与叙事形态的重构。为此，笔者提出四项策略，共同构成一个跨领域、可操作的转型路径。

策略一：从线性报道走向结构化知识框架。受益于知识图谱、数据库新闻、可视化叙事，主流媒体可将事件转为“知识单元”和“因果网络”。这要求落实结构化知识体系建设，以维持权威解释权：花大力气建大规模数据库，支持长期跟踪式解释，而非单点事件报道；突出背景档案功能，建立可检索的持续解释中心；发挥因果可视化叙事功能，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帮助读者理解结构性逻辑。其本质是让新闻从“流动文本”变为“知识结构”。

策略二：发展解释性新闻。其核心机制包括：前置性解释，在报道事实前先解释背景、制度与概念；递进式阐述，由浅入深构建理解通道；机制性阐释，聚焦“事情是如何运行的”，以此回答机制问题，如经济波动、科技政策的背后是什么。该策略对应了解释学传统，将事实嵌入意义的情境。

策略三：建设可信知识中介机制。主流媒体需要可验证的透明机制，比如透明引用源、可公开的数据方法论、错报与修正的公开追踪、算法传播环境下的责任说明、人工智能的制作标记等，以解决“专家系统失序”时代的公众信任问题。

策略四：构建“解释社区”，让主流媒体从发布者转为意义共建者，与受众共同构建意义边界。具体措施可以包括：与学者合作的知识共创，带读者进入编辑部；用户参与与专家审核交叉，直播问答、播客化解释等。这使媒体成为结构化知识的中心节点，而非单向输出者。

总之，主流媒体的核心不在于信息优势，而在于解释结构、意义框架与公共理性引导能力。只有掌握解释结构，主流媒体才能继续承担公共性责任。在以下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正是主流媒体责任之所在：提供结构化、背景化的知识框架，抵抗知识与注意力的碎片化逻辑，构建可验证、透明的知识解释机制。在今天，主流媒体不再是“事实的守门人”，而是“意义的工程师”。这是媒介生态剧变时代，知识生产、传播与解释的根本重构。

（原载《南方传媒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