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乌克兰活动中的不同表现

胡泳 李娜

从Maidan到Eruomaidan

2013年11月起，乌克兰掀起了一场名为“Euromaidan”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抗议活动的起因是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中止同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要求政府和欧盟签署协议、亚努科维奇下台、提前举行选举等。 抗议期间民众和警察爆发多次大型冲突，有数百人死亡。[1]

 “Euromaidan”中的“Euro”指欧洲，“Maidan”在乌克兰语里意思是公共广场，是人们传统上聚集起来庆祝节日和参与公共活动的地方。[2] 抗议者用“Euromaidan”作为标签表达自己的诉求，在Facebook 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均有以此命名的主页或者标签。

事实上，2004年，同样是11月，乌克兰人进行过一次名为“橙色革命”的反对选举舞弊的抗议活动，那次抗议活动中，有一个名为“Maidan”的组织。该组织成立于2000年12月20日，由数位精通技术、倡导民主的公民创立，使用互联网作为组织工具，其网站的口号是：“你能够改变你所生活的世界。你现在就可以行动。在乌克兰。”[3]

Maidan在“橙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网络和运动成员以及海外捐赠者保持联系，该网站存档的20GB的资料成为记录这场革命的重要资料来源。由于Maidan等网站的作用，橙色革命被誉为“历史上第一次在线大规模组织起来的运动”[4]。

然而，Maidan的建立者Andriy Ignatov却说：“仅有网站不能产生一个行动主义分子组织（activist organization）。”Maidan更重要的工作是在现实世界中组织对于选举的监察培训  ——他们一共组织了27场，几乎覆盖了乌克兰每个地区，该组织的成员有频繁的线下会议。对于Maidan来说，网络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但是“集中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才是成功完成任务的关键。”[5]

2013年的Euromaidan抗议活动中并没有自上而下的领导系统，更没有频繁的线下会面。但是他们却举行了了数万人参加、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并且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关注和支持。

从Maidan到Euromaidanfa的变化，答案可能就在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交媒体中。

社交媒体如何推动社会运动

社会学家梯利（Tilly 1978）提出过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模型”。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由以下因素决定：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6]

在这些因素中，社交媒体首先在动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抗议活动初期，社交媒体使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大量的抗议者第一次了解到抗议活动的信息都是在网络上，49%来自于Facebook，35% 来自于VKontakte（俄语版的类Facebook社交媒体），51%来自新闻网站。更重要的是，抗议者认为Facebook和网络新闻是比电视更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对此，他们表示，对于示威活动的想法“会受到情绪以及事件实时发生的影响”[7]。

社交网站传递的信息是多元化的，有冲突中抗议者受伤的图片，有激动人心的文字，还有大量现场冲突的视频，这些都会在视觉和听觉上刺激使用者，影响他们的情绪，促使他们声援或者加入抗议活动。[8]

但是，动员机制并非仅止于此。十年前的“橙色革命”时，人们同样可以通过Maidan这样的网站、《乌克兰真理报》、电视频道5和手机短信等等获得信息，信息出口并不缺乏。[9] 相对而言，社交网站在动员这一环节更重要的作用是促成了“一般化信念”[10]的形成，完成了对于抗议活动中语言框架的构建。30岁以下的抗议者中，在解释参加抗议的理由时，经常会使用比如“加入欧盟”，“全球人权”这类媒体语言，而且反复提到 “独立的乌克兰不是苏联的孩子”，他们需要为了“民主”而奋斗。同时，反映在口号和标语上的抗议诉求也遵循着一定的模式，人们总会提到很多是在Twitter、Facebook和电子邮件以及新闻网站上出现的词语。抗议者也承认说是从Facebook上看到了一些标示或者语句，激发了他们的灵感。[11]这种“一般化信念”和语言框架的形成至关重要，通过在社交网站的反复提及和放大，抗议者渐渐形成了统一的信念，形成了内聚力。

另外，社交媒体的交互性使其可以在社会运动的组织上大展拳脚。在“橙色革命”时代，不同抗议点的人们仅能通过手机短信了解双方的需求。而在Web 2.0和社交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是内容的提供者，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场发回直播报道，将抗议现场的情况传递出去。同时由于用户从一对一变为多对多，使得抗议活动在没有严密的层级制组织的情况下依然得以有序进行。

Facebook的交互式地图即为代表。在地图上，人们使用图标标示临时医院的位置，标示去哪里找到食物、问询处、有淋浴的浴室，以及休息区、教堂和路障。双击图标，一张图片、还有一个在这个特定站点所需物品的清单会弹出。例如，一个医院站点会弹出它需要水、遭受催泪弹之后冲洗眼睛的无菌生理盐水、消毒湿巾和护唇膏。点击厕所，会告诉你它们需要厕纸，还有一条提醒每一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的重要性的信息。[12]

这种组织方式只有在用户创造内容（UGC）和基于人际传播的“多对多”交互型社交网站上才可能实现。从Maidan到Euromaidan，恰值电子媒体时代向社交媒体时代的转变，是Web 1.0向Web 2.0的转变。

抗议者如何利用社交媒体

社交网站种类繁多，在产品设计上也各有千秋。这使得抗议者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活动时会采取不同策略。

在抗议初期，Facebook的使用频率较高，且语言为乌克兰语。[13]因为Facebook的设计是基于人际关系，相互关注者多为朋友和家人等“强关系”。在进行有风险的抗议活动时，家人或者是密友的劝说和陪伴可以带来安全感。[14]因此，在运动初期使用Facebook传播抗议信息，可以吸引更多的乌克兰人加入抗议活动。

但是在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Twitter成为了一个更加活跃的抗议讨论地点。2014年2月18日，数千名示威者举行号称“和平进军”的示威活动，与维护秩序的防暴警察和内卫部队军人发生激烈冲突，其后24小时，使用抗议话题标签发送的推文数量大约为25万条，这大大超过了抗议活动最初几周发送的推文总数量；此外，每小时发送的推文数量也达到了高峰，为每小时3万条。[15]虽然用户推送的地点大多都在乌克兰，但是他们基本都使用了英语。这显示出，抗议者在使用Twitter来向世界各地传达抗议活动的信息，以此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

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运动的同时，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有策略地利用社交网络扩大运动的影响力。

社交网络的前景与未来

在此次乌克兰抗议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技术同样被反对抗议运动者所使用。在此次抗议活动中，一些抗议者的智能手机上就接到了来自乌克兰政府的信息：“亲爱的用户，您已经被登记为一场大规模动乱的参与者。”[16]登记真实身份的社交网络极易泄露个人隐私，这可能加剧抗议者的政治风险，降低参与意愿。同时，在抗议活动也存在着谣言散布的情况。[17]

和“阿拉伯之春”不同，乌克兰政府在此次活动中并未成功阻止网络。乌克兰政府曾通过了一项惩罚在网络上传播谣言行为的法律，但是遭到强烈反对，部分严厉的反抗议活动的法律于不得不废止。[18]这似乎预示着，互联网愈来愈成为政治民主化实现的重要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