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社交媒体如何推动乌克兰的社会运动

1.     社交媒体的动员机制

社会学家梯利（Tilly 1978）提出过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模型”。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由以下因素决定：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

在这些因素中，社交媒体首先在动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乌克兰抗议活动初期，社交媒体使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大量抗议者第一次了解到抗议活动的信息都是在网络上，49%来自于Facebook，35% 来自于VKontakte（俄语版的类Facebook社交媒体），51%来自新闻网站。更重要的是，抗议者认为Facebook和网络新闻是比电视更为可靠的信息来源，更愿意接受来自社交网络的信息。

社交网站传递的信息是多元化的，有冲突中抗议者受伤的图片，有激动人心的文字，还有大量现场冲突的视频，这些都会在视觉和听觉上刺激使用者，影响他们的情绪，促使他们声援或者加入抗议活动。

从Web 1.0时代到Web 2.0时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人的主动性在不断增强，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了主动的内容提供者。他们既是街头抗议的示威者也是现场直播的记者，这使得传递和接受信息的门槛大大降低。在“Euromaidan”运动中，一位22岁乌克兰女性Olya Shatna就用智能手机直播她在独立广场的抗议行动，她认为“一只手录像，另一只手拍照，然后和人们交谈、向他们提问，并且直播出去——这就是新型报道的最佳方式”。Olya Shatna们是社交媒体时代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一环。在“Euromaidan”的Facebook 主页上的40多个视频中，很多视频甚至连一分钟都不到，使用手机拍摄的画面也十分粗糙。但是这些来自普通人的现场报道（关于抗议者的诉求和政府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等等）却增加了信息的可信性，让“一小部分情绪波动的人可以影响那些更为谨慎的人，让他们关注并且加入”。 

在社交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张贴自己所写的新闻故事，从而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垄断。一位参加过“橙色革命”的乌克兰记者认为，“社交媒体在事件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是：“过去的媒体提供一个过滤器。如果一件事出现在头版或者是晚间新闻上，会被认为是重要的，反之则不然。但是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发声——不论是一个心烦意乱的母亲还是一个改革型的记者。甚至在一个腐败独裁的国家，也没有人需要获得许可。”在一场风险极大的抗议运动中，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动员来说至关重要。极易被国家机器所控制的传统媒体垄断地位的丧失，“从根本上对国家的控制形成了挑战，国家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信息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国家镇压的能力”，从而促进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机遇的形成。

 社交媒体帮助基辅居民更多地了解到正在乌克兰全境发生的社会抗议（路透社图）

但是，动员机制并非仅止于此。十年前的“橙色革命”时，人们同样可以通过Maidan这样的网站、《乌克兰真理报》、电视频道5和手机短信等等获得信息，信息出口并不缺乏。乌克兰抗议运动中，社交网站在动员这一环节更重要的作用是完成了“公共话语”的构建，形成了“一般化信念”。 一个社会问题只有在它获得进入公共话语论坛的渠道时，才能激发抗议活动。研究发现，信息不是由孤立的个体而是由在非正式圈子里、在初级群体中以及在朋友网络中与他人互动的人们所加工的。为了证实信息的可靠性，尤其是在所涉及信息十分复杂时，人们倾向于和重要的人讨论并且比较自己的解释。人们也愿意与那些志趣相投的个体比较他们的观点。

通常，在自己的社会网络——尤其是自己的友谊网络——中互动的一群个体，是相对较为同质性的，相互之间差别并不大。这些社会比较的过程产生了对情景的集体定义。社交媒体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公共话语论坛”。Facebook 就是一个典型的同质性强的友谊网络，当抗议活动发生，人们通过点赞、评论相互交流想法，最终产生了一个对于抗议活动的共同想法。

看看Euromaidan页面上最受欢迎的Facebook帖子就可以证实这种判断：自创建以来，页面上有2000条更新的帖子，获得了将近5万条评论和超过一百万的赞，这些内容被分享了超过23万次。许多帖子提供了对新闻的更新，并且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但页面同样也还被用于为抗议者们提供重要的后勤信息。例如，有些帖子标有可以得到免费茶水以及可以进入温暖空间位置的地图，同样，也有一些是关于抗议者将会在哪里聚集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人们通过这一信息进行互动。他们在这种互动当中获得了对抗议活动的阐释方式和描述社会运动的话语体系。比如，抗议者们表示比起电视来说更相信社交网络，因为社交网络提供了“有关情绪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大体情况”。以下图表显示了自创建以来每天评论，分享，点赞的数量: 

图一 Facebook公共主页上与乌克兰抗议活动相关的用户活动

数据来源：纽约大学社交媒体和政治参与实验室

红色线条代表评论，绿色线条代表点赞，而蓝色线条则代表分享

这样大量的互动最终形成了人们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据调查，30岁以下的抗议者中，在解释参加抗议的理由时，他们经常会使用比如“自由”“加入欧盟”、“全球人权”这类媒体语言，而且反复提到 “独立的乌克兰不是苏联的孩子”，他们需要为了“民主”而奋斗。同时，反映在口号和标语上的抗议诉求也遵循着一定的模式：Facebook上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标语或口号，也会在抗议人群中经常出现。在采访的过程中，抗议者承认是从Facebook上看到了一些标语或者口号，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想法（比如著名的UKRAINEUKRAINE 标语）。

对于获取抗议活动的最新信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站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包括上面提及的“抗议语言”。人们一旦加入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走到街上参加抗议活动，就会可以运用这些元素想出他们自己的“抗议语言”。这种“一般化信念”和语言框架的形成至关重要，通过在社交网站的反复提及和放大，抗议者渐渐形成了统一的信念，形成了内聚力。

过去的“maidan”，即公共广场，是人们散发传单、进行热情讨论，形成一致想法的场所。而现在，“maidan”正在被虚拟的社交网络所取代。

2. 社交网络的组织功能

乌克兰的“Euromaidan”抗议运动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还因为在这场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不仅仅承担了动员宣传的任务，还在社会运动的组织上大展拳脚。

在“橙色革命”时代，不同抗议点的人们仅能通过手机短信了解双方的需求。而在Web 2.0和社交媒体的时代，用户从一对一变为多对多，这种交互性使得抗议活动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机构和严密的层级制组织的情况下依然得以有序进行。

Facebook是各种组织活动的主要地点。随着抗议事态的发展，官方的Facebook主页会提供实时更新。在2013年12月11日警察在基辅中心发动的整个清场夜里，Facebook主页每隔10到15分钟就会更新一次，详细叙述警察的行动、警察所在的地点，以及基辅独立广场的动态。

Facebook的交互式地图是这次抗议运动组织的亮点。通过Facebook，抗议者创建了一个提供事无巨细的具体信息的交互式地图，包括去哪里领一碗汤、最近的流动厕所在哪里等。在地图上，人们使用图标标示临时医院的位置，指明食物领取处、问询处、有淋浴设施的浴室，以及休息区、教堂和路障。双击图标，一张图片、还有一个在这个特定站点所需物品的清单会弹出。例如，一个医院站点会弹出它需要水、遭受催泪弹之后冲洗眼睛的无菌生理盐水、消毒湿巾和护唇膏。点击厕所，会告诉你它们需要厕纸，还有一条提醒每一个人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的重要性的信息。

另外，Facebook主页也发布事态的进展，比如利沃夫（乌克兰西部主要城市）市民组织前往基辅，参加那里的抗议活动。Facebook主页还提供一些后方信息，比如什么地方爆发了抗议者与警察的冲突、什么地方比较平静等。其目的是让人们尽量加入抗议活动，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把急需的医疗用品送到医疗中心。如下图就是一个题为“独立广场现在的需求”的Facebook帖子：

随着清场行动的进行，抗议者马上建立了一个题为“帮助到达广场”的Facebook主页，其目的是为了组织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民众前往基辅，参加抗议活动。在这个主页上，抗议者可以发布各种信息：比如有人说自己需要搭车；有人称自己可以捎人，并公布自己的相关信息——包括来自哪里，汽车内有几个座位，以及联系方式等。无论是Facebook还是Twitter，用户们都发布消息称，来自乌克兰各地的民众准备加入基辅的抗议活动。

这种组织方式只有在用户创造内容（UGC）和基于人际传播的“多对多”交互型社交网站上才可能实现。从Maidan到Euromaidan，显示了社交媒体的新型应用及其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