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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栩然:东西方悲剧的不同

 
文 | 胡栩然
 
东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弱者——弱女子、穷书生,一切被社会伦理束缚的灵魂,即便来自贾府那样的背景,最后也是大雪落个干净。他们从市井红尘走来,身躯卑弱,眉眼至情。相反,西方的悲剧中,不论是俄狄浦斯、哈姆雷特还是麦克白,都算得上那个时代阶级和能力上的强者。如果说东西方悲剧是命运舞台的两幕,那么主人公的选取就是造成差异的第一步。
 
东方悲剧重点渲染一个“惨”。主人公作为凡尘小人物,安分守己,对生活满怀热望。然而他们遭遇蒙受的,往往是冤屈、误解、嘲弄、构陷和谩骂。这一类如生活本身的情节极易引起人的同情和共鸣。翻译一下就是“我热诚单良,以为自己能混个龙套,没想到是炮灰”,正所谓“天道无情”。
 
西方悲剧也强调“惨”,但两者惨得不同。东方悲剧往往是一个弱者在不公境遇中满含悲愤的疾喊,西方悲剧则更强调一个强者面对命运的狼狈无力。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深陷在狗血中挣扎,这种狗血已经远超一般人的生活困境,而是由一连串巧合、阴谋、牺牲与鲜血写就,正如人心一样诡谲叵测。“我立帝称王,然而在命运里不过是被肆意耍弄的小丑”,正所谓“命运无常”。
 
面对命运,表面上,东方人任其作为,除了高声哭喊痛骂,不做任何努力。西方人不甘示弱,被“权势”或“复仇”的动力所驱使,一心想改写结局;可最后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抗争,都只是把自己推向更加万劫不复的境地;所有此生背负不动的苦痛和怒放般的欢喜,落在“命该如此”的一捧荒唐里。
 
然而他们的结局所折射出的思想却正好与抗争的过程相反。西方悲剧深信,人人都有“宿命”,它不由人力所改,甚至在作家写下之前就已注定,然后是不可避免地滑落,就像命运引力。即便是北欧诸神,也终将迎来陨落的黄昏。
 
可在我们的文化里,人的呼唤,天自会听见。炎日酷暑会因一个女子的冤屈成六月飞雪,枝上春色会因一人的悲泣成满地落红。至情至性的人,可以感天动地。一个人从心底怦然而生的信念,山重水复、世俗伦常、黄泉碧落亦不能阻,正如死亡不能阻止杜丽娘和柳梦梅相见,烈日饥渴也不能停下夸父的脚步。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我们总有诗人、词人、痴人,愿意提笔续一个结尾。故人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而来——于是花在此时落,月在此时圆。于是人长久,不负美婵娟。
 
于是蝴蝶在那个诸神陨落的凄艳黄昏张开翅膀,然后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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