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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说明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成文于2009年的香港，根据2009年初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的“新媒体事件”深度工作坊上的论文宣读整理而成，工作坊的研讨主题是“新媒体事件：网络、公民与社会权力的重构”。2011年，工作坊研究论文结集为《新媒体事件研究》一书在内地出版（邱林川、陈韬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本文无法收入。此后，这篇论文每逢大的公共事件就复活一回，然后又被到处追杀，本身就构成一曲跌宕起伏的传播史。
在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此文再次悄然流传，但难以长久见天日。读者不幸，作者何辜，谣言在中国公共事件中永不消失的影子，以及对这一影子的捕捉、确认之困难，由本文的遭际可见一斑。何时不再一味地打击谣言，并且准许学者研究谣言，是作者再次尝试发出此文时的衷心愿望。
重刊补遗
2020年1月1日，“平安武汉”发布微博：【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近期，我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希望广大网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2020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发布一篇有关疫情中的谣言治理的文章，谈到武汉公安机关处罚“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消息的 8名发布者的事件。文章说：“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2020年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疫情初期曾因“传谣”被武汉警方约谈的8名表示武汉出现"SARS”的武汉市民是“可敬”的。曾光说，他们是“事前诸葛亮”，可以给他们很高的评价。
2020年1月29日，“平安武汉”发【情况通报】称：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部门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随后，多名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传发不实信息。为查明情况，公安机关先后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况，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2020年2月1日，率先披露不明肺炎有关情况、被称为新冠肺炎“预警者”、“吹哨人”的武汉医生李文亮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他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 受到单位约谈、警方训诫。他说：“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仅仅一个月之前，李文亮因试图将工作中获知的危险传递出来而被称为“造谣”，到现在，这一已被证明具备“人传人”特征的传染病，引发的疫情仍在加速蔓延。截至2月2日8时30分，全国确诊病例14411例，疑似病例19544例，死亡304人。
一个可以媲美前苏联笑话的段子开始在网上流传。问：“如果有人穿越回一个月前的武汉，他能拯救这场灾难吗？”答：“不，他会成为第九个造谣的人。”
苦笑掩盖不了一个沉重的现实：八人封口，九州闭户。
注：本文载于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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