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胡泳 > 胡泳:洪流与战车

胡泳:洪流与战车

尽管被认为是数字化商业方面的先行学者,但今天的胡泳却相信,“我们过去对数字化在商业领域的应用讨论得太多了,以至于造成今日数字生活的核心困境: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
 
文 / 陈白
 
文章导览
 
乐观年代
 
“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这是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的断言。
 
黑洞效应
 
数字化就像是一个无比巨大的黑洞,不断从近到远地吸收着周边的能量。
 
数字社会
 
“数字社会的基本问题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每个人撞上大象以后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它,但却始终没有人敢于指出它的存在。”
 
重重放下手上的一摞文件之后,胡泳一下子靠坐在咖啡馆的沙发椅中。
 
成府路早早亮起的旧报纸颜色的路灯,把中关村诸多科技大厦的灯光烘托得更为明显。光线穿过窗棂的缝隙,打在胡泳灰白相间的短发上,瘦削高挑的身材和微微紧锁的眉头,他看上去几乎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学者模板。
 
这是北京冬天的一个普通傍晚,我们的对话选在了万圣书园——中国当代最为知名的文化书店之一;书店里的醒客咖啡,六七位年轻人在咖啡和书前寂静无声。
 
尽管这里位于中国互联网的心脏,早在二十余年前瀛海威就将此处定义为中国互联网高速公路的路口,但这里或许是不多的纸质出版物还能够战胜数字化设备的地方。
 
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知名教授,也是数字化管理领域的先行观察者。他最早为公众所熟知,还要追溯到他在1996年执笔翻译的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
 
 
当年的他还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作为海南出版社的业余选书人,当在台湾版权代理公司的书架上发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时,胡泳的兴奋难以掩抑。
 
他与范海燕用了仅仅20天时间就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版。
 
“恰好在中国需要互联网启蒙的时候出现了这本书,这种转折点不是轻易会有的。”胡泳说。
 
尽管他声音平和,语调甚至没有太大波澜,但你依然能够从他的娓娓道来的详细叙述中看到八九十年代人们对于互联网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乐观,以及这种乐观后来所激发的中国互联网速度。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那部记录改革开放三十年商业史的成名作《激荡三十年》中,记载了胡泳和他的那一段选书翻译的始末。
 
 
图片来源:FT中文网
 
如今来看,那确实是一个值得标记的历史转折点:二十六年后,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这个世界快速裹挟进“数字化“之中,依然再没有什么比他当初在翻译时确定的这一汉语词汇,能够更准确地定义我们当下的生活。
 
今天年轻的互联网原住民们很难想象那本《数字化生存》带给第一代互联网“移民”们的冲击。
 
这本书的面世影响力如此之大,中学生韩寒在读这本书,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也在读。美团的王兴回忆,这本书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启示:“凡是还没有被互联网改变的行业,都即将被它改变。”
 
“数字化相当于是一股洪流,或者说是一架战车,它会把它面前的所有东西都裹挟进去,无论你接不接受。”胡泳说。
 
在我们对话的期间,一篇题为《互联网巨头正在抢走小菜贩们的生意》的文章在舆论场中投下了一颗石子,同时也在更广阔的商业世界里引发了不可预测的蝴蝶效应。
 
乐观年代
 
“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这是尼葛洛庞帝在书中的断言。
 
“在看到尼葛洛庞帝那本书的时候,我是坚定不移的数字化乐观主义者,我觉得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太好了,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胡泳说道。
 
198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本在打开国门之初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冲击的经典之作,其影响至今依然连绵不绝。托夫勒对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化革命的判断,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
 
 
而在90年代的胡泳看来,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就是那个年代的《第三次浪潮》。“而且,第三次浪潮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框架描述,而数字化生存给出了一个更为触手可及的未来。”胡泳说。
 
作为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批拥趸者,胡泳依然清楚记得他第一次“触网”的经历。
 
那是1995年的10月,他去清华大学力学系,友人说要带他去做一件名为“上网”的事情。胡泳希望友人详细讲讲上网是什么,“这个东西没法描述,去了你就知道了。”友人说道。
 
胡泳在力学系办公室那台电脑里第一次见到了BBS的存在。“我太震惊了。”对于当时的观感,胡泳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这位媒体人来说,《三联生活周刊》开创性地把读者来信放在了杂志前两页,这在当时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很多人反对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么好的版位用来放读者来信呢?”
 
可在他看到BBS的时候,“我觉得什么读者来信简直都弱爆了。人家那才叫真正的互动啊。每个人自由发言,再没有纸媒的容量限制。”胡泳说道。
 
这一段印象极为深刻的上网经历,使得胡泳在遇见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时,深深地被打动,“他说,我们社会基本的结构元素不是原子而是比特,这其实就从最底层解释了什么叫做数字化。”
 
 
在互联网上可以翻阅到的旧照片中,当年尚满头黑发的胡泳和尼葛洛庞帝站在一起,意气风发。
 
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本书中所描绘的大多数技术都已经成为了现实,但对于90年代的人们来说,那曾经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我当时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东西。不过我的兴奋点来自于我觉得媒体会被改变,但是更远的东西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因为你不知道更远的东西是什么。“
 
2016年,《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二十周年时,胡泳又一次联系到了尼葛洛庞帝。他为这本书的再版所做的短序中,将此前“数字化生存”的英文原文“being digital”转为“been digital”。
 
胡泳说,时态的转换,意味着在尼葛洛庞帝看来,起码在技术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已经从进行时变成了完成时。
 
“但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年代真正没有意识到的是,数字化最终会对我们底层的东西有一个多大的颠覆。数字化发展到这一步,事情就开始变得微妙起来。现在你就要考量更复杂的一些因素,它可能有相当多的东西是当初始料未及的。”胡泳说。
 
黑洞效应
 
后来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对于尼葛洛庞帝还是胡泳来说,大潮的方向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他们曾经的乐观主义轨道。
 
在为《数字化生存》20周年中文纪念版所作的短序“数字化之后”中,尼葛洛庞帝认为尽管这本书中的诸多预测成为现实,但他老实承认自己作出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他一度预测“随着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分权效应,民族国家概念弱化,天下日趋大同”,而当今世界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
 
而在胡泳眼中,除了逆全球化浪潮,另一重“始料未及”的东西,发生在产业和我们的生活之中。
 
“凯文·凯利(KK)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其实你如果仔细琢磨,它是很残酷的。他说什么叫做新经济?就是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地摧毁工业经济中的一切。归根结底,就是用数字化的东西取代非数字化的东西。”
 
 
当人们陷于互联网巨头正在争抢菜贩们生计的商业讨论时,更大的背景是,“以前没有被数字化的那些行业,会逐渐地被数字化触及和改写。因为互联网已经完成了整个TMT行业的覆盖,它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技术、资本、人才能力,也拥有了打造商业模式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在它手里,它就一定会去横向扩张,就是要进入到其他所有产业当中,最后的结果是这些产业就会像KK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互联网接触这些产业的时间会有早有晚。”胡泳说,“这就是数字化的黑洞效应”。
 
在他看来,数字化就像是一个无比巨大的黑洞,不断从近到远地吸收着周边的能量。
 
 
“其实媒体行业是最先被改造的,因为媒体距离黑洞最近,随后是广告、营销和通信,再到零售、物流、交通、餐饮和旅游,再往外是教育、医疗和金融业,然后进入经济当中比较沉重的部分,比如制造业、房地产业、能源业和批发业。而当下我们讨论比较多的蔬菜批发,只不过是更外围的一环。”
 
而对于黑洞效应的影响,胡泳的判断是,产业颠覆一旦完成,它就一定会对原有的这些产业业态形成一个巨大的破坏。
 
但这个时候,一些全新的问题就冒出来了。“等于说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当中原来视为天经地义的那一块开始逐渐消失了。就好比说,你现在站在街头上想招手打车这事,已经是十分困难了。那么在买菜这一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是我们社区周围的菜市场就完全可能消失了?”
 
“战车已经隆隆地驶过来,它所拥有的巨大的资金和技术能力,不是少数的小商贩能够抵抗得了的。”胡泳说道。
 
数字社会
 
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中文版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当时同意放上这句话、希望能够起到“爆炸性效果”的胡泳不会想到,在二十六年后,我们的生活真正困在了算法的系统之中。
 
2020年中,一篇关注外卖平台的文章成为传播爆款,而其中所展现的由算法驱动的外卖骑手、消费者、运营平台乃至是城市公共管理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冲突,只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个侧影。
 
在胡泳看来,我们在疫情之后所面对的深入社会肌理的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者说是制度形式的层面。而在其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胡泳将其定义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
 
而在这场世纪冲突之中,即使是互联网巨头们,也同样面临着双刃剑的刀锋。当互联网巨头们致力于把自己的产品打造为数字时代人们衣食住行的底层基础设施,它同时也意味着,巨头们要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
 
“如果你越要把自己打扮成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那么就等于在要求政府对你进行更严格的管控,而且也意味着公众对这件事情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构成了数字时代商业层面的最大变数所在。事实上,胡泳认为,互联网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如果说在此前的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分别是技术和市场风险,那么在第三次的智能互联网浪潮中,政策风险将成为最大的障碍。
 
 
全球范围内,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规范的篱笆正在加紧确立。
 
在中国,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12月中旬,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包括阿里、阅文、顺丰在内的多个巨头公司并购案展开调查,并作出了处罚。《反垄断法》对互联网平台的规范要求正渐显威力。
 
临近2020年的末尾,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更早一些,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这也意味着数字化商业恐怕需要准备告别最初的无人区探索阶段。
 
尽管被认为是数字化商业方面的先行学者,但今天的胡泳却相信,“我们过去对数字化在商业领域的应用讨论得太多了,以至于造成今日数字生活的核心困境: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
 
对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胡泳形容说:“这些问题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每个人撞上大象以后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它,但却始终没有人敢于指出它的存在。”
 
如果把数字化的过程比作一架战车,胡泳说,很多人会产生一个误解:人人都会上车,只是时间早晚,“其实这样想会忽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人根本就上不了车,而是被彻底地甩在这辆战车之外”。由此,数字化社会产生一个有害的副产品:“数字弃民”。
 
除此之外,对于已经上车的人,胡泳更为忧虑的是,数字化并没有如当年他所乐观预期的那样,为世界提供更多可能性,相反,它正在快速降低社会的丰富性。
 
“互联网造成的是一种表面的多样性。你会发现说其实看上去大家都更有个性,然后也都好像更能够找到自己喜好的东西,但实际上目前流行的大多是‘伪个性’,或者是被包装的‘同一性’。我认为互联网只是用‘大规模预测基础上的个性化’替代了‘大众化’,核心的逻辑其实是驱动大家干一样的事情,喜欢一样的东西,这极大地消减了社会的丰富性。”
 
胡泳依然会记得他第一次上网时的感受,“我曾经以为数字化帮助我们实现了更好的互动,但大家正在变成一座座孤岛”。
 
 
2008年,胡泳在《众声喧哗》的后记里写道:“本人以‘数字化移民’之身,非常吃力地把互联网这头大象摸了一下,为此鬓边新添了很多白发。”
 
今年,已然是满头灰发的胡泳,再次在数字化领域推出了他的新作《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
 
“我觉得数字化这个事,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开始讨论。”
 
文章原载于底层设计师



推荐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