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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永远生活在别处

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到“海内存知己,比邻若天涯”。

曾几何时,身体的在场是第一手体验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媒介技术的演进改变了这一点。共享的体验原本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信息,作为媒介的主要产出,却把生活体验变成了无止无休的新闻标题。通过信息消费而获取的关于事件和人物的知识压倒了有关体验的叙述。信息创造了一个事件丰盛但体验匮乏的世界。体验逐渐在我们身外发生,获得了自主的生命,变成了一种奇观(spectacle),而我们则成了这种奇观的观众(spectator)。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事件的传播丧失了叙述的权威。现在,一个人可以在身体缺场的情况下成为某种社会表演的观众;这种表演的舞台找不到具体的地点标记;结果是,一度把我们的社会分成许多独特的交往环境的物理结构的社会意义日渐降低。传播技术允许公民同身体上缺场的行为主体和社会过程建立某种程度的连接,通过这种连接,他们的体验和行为选择被重新结构化。对于前现代的人来说,缺场的权力之源——例如君主和教会的扩大化的统治——注定是不可见的和不可渗透的。随着传播技术的扩散,情况变得极为不同。这些技术强化了在地方生活世界和“外面的”世界的侵入之间建立“工作联系”的潜力,与此同时,经由象征的撒播创造了新的远距离关系:“亲身体验”和“中介的体验”日益交织在一起。

在场与缺场。这一切所指向的是,场所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在场”与“缺场”的关系。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场所总是一致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场所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

当我们以技术为中介来替代以往的那种社会交往习惯之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返祖,即我们越来越趋向于原始的游牧民族,好似狩猎者、采集者一样。狩猎者、采集者与土地之间没有忠实关系,也绝少“地域感”,具体行动与具体场所之间缺乏紧密的纽带。

网络空间将原有的现实社会以比特形式复制和重塑时极速扩展,使我们仿佛打穿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而实现了现场缺席和网络在场。但同时无法避免的困扰是,我们在现实中确实缺席,但在网络中是否真正在场?在当下的互联网上,以及未来的元宇宙中,线上一个ID、一种影像化的存在即可以表示我们在场,但在这些符号的背后,屏幕那端的个体究竟是谁,其以何种状态与我互动都是未知的,这在在线教育模式中充分显露。尽管信息技术可以让学生有机会获取大量的在线学习资源,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入沉浸式课堂,还可以自行制作自己的多媒体作品或者进入学习社区获得机器学习的反馈,但基于现实的连接始终缺位,学生缺乏同伴的在场陪伴,师生无法在互动中确认彼此信息的接收度,也缺乏面对面的真切体验。

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不同步在线也可接收信息的便利之时,也带来了空间感与意义感的消失。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通过现实空间与身体在场感传递的意义远非数字化可以模拟,学校、电影院、教堂等场所的存在,正是为了诠释身体在场对于互动仪式和情感意义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网络化生存”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可以说,我们从一个“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世界,第一次来到一个“海内存知己,比邻若天涯”的世界。从今而后,由于虚拟世界的打扰,我们永远在场,而又永远缺场,借用小说家的形容,我们永远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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