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的污名化及其背后

吴法天在环球网上刊文评论《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一事，题目是《善良的读者以后请谨慎为“两根骨头”感动》。文中这样写道：“知道网友怎么评论吗——中国大谣公知都有两根骨头：一根见利忘义‘贼骨头’，一根崇洋媚外的‘贱骨头’。”

2012年7月，就是这个作者，与四川电视台女记者周燕微博约架，在北京的朝阳公园，称自己遭到“公知”群殴，惹得网上网下沸沸扬扬。在微博上经常痛斥“公知”的方舟子以一锤定音的语气评论道：“公知，已成为推动中国民主、自由、法治进程的一大障碍。”到了“贼骨头”和“贱骨头”之说，2011年以来已持续两年的“公知”污名化过程，似乎达至最后结论。

利用汉语的谐音，近年来中国有一串沦为贬义的职业性的或群体性的称呼，比如“叫兽”（教授）、“砖家”（专家）、“妓者”（记者）、“精蝇”（精英）等等，奇特的是，他们大都跟处理信息与知识的工作相关。这些人传统上被视为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关怀天下为己任，自认为能够排除特殊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具有浓厚侮辱意味的污名既现，显示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对这些知识人不认可、不信任，怀疑他们是特殊利益的工具，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售卖私货，以便最终获取自身的名利。

毫不奇怪，囊括这些群体的一个更广泛的称呼——知识分子，必然随之进入沦落通道，这一沦落是以一个缩略词——“公知”——的迅速贬值而体现的。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同近代中国的许多词语符号一样，这个词是一个舶来品，也就是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源头，要追溯到西方现代知识分子那里。自然，也同近代中国的许多舶来概念一样，概念的推行者会着力挖掘中国漫长历史当中这些概念的结合点，就知识分子概念而言，那也就是“士”。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精神，可以视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只是在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士”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并且自觉担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

对于这些“士”的社会功能，中国社会的看法一直是矛盾的。赞扬者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者和变革实践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贬低者认为，知识分子自身陈疾困扰，对中国的种种积弊更是难辞其咎。比如中国现代的著名政治学者张东荪就把20世纪前几十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士阶级之腐烂”。具体表现在：“只知苟且；只知规避责任；只知迎合意旨；只知从中取利；只知说假话；只知在夹缝中讨生活。”张所抨击的这一切现在似乎更加变本加厉了。顾炎武论廉耻的一段话“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常常被今人引用，仿佛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士风不正。

到2011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网上开始出现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大规模丑化，看上去有板有眼。有些人用力甚多，比如吴法天说：“做公知太容易了，以受迫害心态切入，痛陈言论不自由，看到谣言就转发，批批体制骂骂大街，说几句俏皮话”，暗指“公知”通过骂政府来消费政治与公共事件，为自己博取利益。有几家网站更是用充满民粹意味的口号反对“公知”，把“公知”等同于“汉奸”和“带路党”。

给“公知”贴标签，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整体性地将一个群体污名化，就跟文革中流行的“臭老九”一样，通过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身上，对方不攻而破，己方则获得了纯洁性，并相应拥有了“批倒批臭”对方的正当性。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批判的靶子并非仅仅指向具体的个人，更指向“公知”所代表的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

在这种语境下，“公知”被视为欺世盗名、颠倒是非、里通外国之徒，原本高尚的词汇——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也一一获得了“民煮、柿油、扑屎”等谐音表达。奇怪的是，很多知识分子自己也使用这类词汇，先假装自己不是公知，然后再抹黑公知，把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90年代发扬的反智主义进一步推向极端。“母知”这样的恶搞词汇也随之而生。后者尤其令人厌恶，在反智的同时，累加上对女性的歧视。

在“公共知识分子”刚刚露头时就有人想要打压之，但未能完全实现，现在借助一场网络污名化运动，目的终于达到了，“公知”现在成了人民公敌，套用方舟子的一个说法，“全网都在批”。2012年的一段时间，“全网在批”的是韩寒，韩寒甚至为此写了篇博客，宣称“就要做个臭公知”：“是的，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的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

现在，公知被进一步同流氓和汉奸划上了等号。公知=流氓以及公知=汉奸的等式被设定以后，倒公知成了倒伪民主，一场冗长的滑稽剧就此达到高潮。

这出戏的代价是，本来就混乱不堪的中国观念市场更加混乱，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的话语权与公信力更加下降，社会更加撕裂，共识付之阙如。唯一一个可能的好处是，知识阶层的祛魅加快公众的觉醒，不再指望“公知”的代言和带路，而是自我做起一点一滴建设公民社会。

但这样还必须有一个前提：相信普遍价值的存在，以此作为社会的“共约”。如韩寒所说：“抛弃一些人的名字不代表必须抛弃一个向善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