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山寨的反叛代表一系列东西：反叛大公司，同时反叛领先品牌、价格昂贵的产品，反叛主流文化。其整个产业链组合过程，深具“后福特主义”气质。

 

从山寨之都到创客之城

 

无论是讨论山寨还是创客，我们都把聚焦点放在深圳。如果你去过华强北，你会发现它的旗号不是“深圳华强北”，而是“中国华强北”，因为其辐射力远远超过深圳，中国官方给它的认证是“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是始于1988年的电子市场，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中心，有许多数字证明其规模之大：比如60万从业者，日客流量50万人次以上，每天的流水达10亿元。但是如此繁荣的华强北现在却遭遇巨大的困难，“山寨”衰落了。

 

 

天涯论坛有一个帖子流传很广，即“别了，我的华强北”。这是一个在深圳奋斗了10多年的人最后却不得不告别华强北、回到家乡的故事，他在帖子中提到很多店铺关门，“深圳给了我所有的梦想，华强北承载了我无悔的昨天”，但“华强北繁华的夜市再不属于我”。

 

我们来看华强北黄金时期的数据：拥有3万以上的经营商铺，其中有21家经营面积达到1万多平米，最大的电子大卖场达到5万平米，有370亿元的营业额。而如果我们今天来到华强北，会看到很大的招贴画：创客中心在招租，广告牌上大写着“给创客点赞”，华强北最大的电子集团自己在办创客中心，一些深圳市政府支持的创客中心、甚至国外的创客中心在这里落户。

 

在2014年年底，根据深圳的统计，国家级的孵化器有12家，省级的有6家，拥有的场地面积是150万平方米，正在孵化的企业是4000家，已经孵化完成的企业2000家。这些都是大的孵化器，小的更加不计其数。现在这里被誉为“创客的天堂”。因为在华强北这一物理空间可以直接买到所有所需的电子元器件，如果在华强北买不到的，可以很容易地在淘宝买到。

 

 

《创客：新工业革命》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做无人机时，就是从中国淘宝购买元器件，在美国可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搞定很多电子元件，但如果在深圳华强北一天就能搞定，这就是产业链的效率。因此，深圳开始把自己逐步往生产智能硬件的大本营方向前进。现在各种智能家居、3D打印、智能手机、手机、手环、无人机、机器人等都来到深圳。有一个统计，如果从整个硬件行业投资的分布来看，深圳占比达到16%，而全国比例仅为6%。由此，深圳提出一个口号：如何从山寨之都变成创客之城？

 

“山寨之都”是外界赋予深圳的称呼，“创客之城”是市政府推广的深圳市名片。今天深圳强调的是，它有高科技技术产品，其中60%以上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研发投入比重占本地GDP超过4%（全国的比例是2%）。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占全国的48%，拥有超过4万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创新型城市。深圳欲向外界传达的理念是：我们是创客的摇篮，创新的天堂。

 

现在深圳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即促进创客发展3年计划，计划从2015年开始每年至少新增50个创客空间，10个创客服务平台，新增创客3万人。

 

有没有一种东西是“山寨式创新”？

 

深圳为什么要改头换面把自己打造成创客中心呢？因为电子第一街制造业走到尽头，尽头所伴随的就是所谓“山寨”的结束。我们回溯山寨的现象，会联想到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隐喻，即李逵与李鬼的区别。我们抨击李鬼是假李逵，其核心的东西是法律专家所谓的copyright的问题，但山寨思维认为关键不在于copyright，而是copy is right，即copy本身是正当的。在中国传统意义上，山寨意味着占山为王的山区土匪的据点。因此，“山寨”作为词语本身有反叛意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把没有自主创新能力、靠模仿其他品牌以达到自产产品、低价行销的现象，统称为山寨现象。

 

 

从深圳的历史来说，山寨产品的生产往往在私营企业发达、管理比较松懈的地方产生，产品输送方向往往为消费水平不高、经济较不发达、法律管制不严谨的地方。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有人开始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山寨”，指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一种模仿式的创新。

 

很多人在负面意义上使用“山寨”一词，尤其是中国一直被诟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即有大量的仿冒、假造的产品。我们经常可以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外形与苹果手机没有任何差别的iPhone 6s居然在开机的时候冒出安卓系统，苹果手表刚刚发布，我们在华强北就看到AI Watch，运行的也是安卓系统，外形完全一样，号称能兼容iOS界面，甚至有些功能是苹果手表所没有的，但价格只有其十分之一。这就是我们的copy is right强大之处。

 

 

这一过程其实起始于台湾联发科做了芯片之后，把所有的软件芯片集成在一个简单的电路板上，导致厂家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进入到手机的生产当中。其实不仅是手机，中国的“山寨”是一路从电话、传真机、VCD、DVD、音响、MP3等一路过来，最终大放异彩在手机上。深圳的手机不仅在中国占据半壁江山，而且远销国外大量欠发达地区。这种局面一直到2007年，乔布斯用他的苹果手机打破这一局面，他把过去的手机完全变成智能化的，中国的消费者从此也开始意识到在山寨机以外，他们有一个升级的需要。山寨手机衰落的起点源于苹果手机的出现。

 

 

山寨本身有甚多负面的含义，是一个过时的现象。但是，我要讲到的核心是，山寨在整个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因此，我们就会谈论到，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做“山寨式的创新”？听上去这个词完全是悖论。但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在中国特定的土壤上，草根企业家们用什么方式做了山寨式的创新？

 

我们来看一下深圳的具体情况，在整个山寨的过程中，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都有许多参与者，他们会把自己的任务模块化、流水化，自发地横向地与厂商对接，这个过程没有一个主导厂商，因此，它不是苹果供应链系统。整个这一模式我们称为“交钥匙式的解决办法”，组合起来以后，一个产品的整个流程是打通的，因此，深圳所有的制造企业都不大，但他们每一个都是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有差异化的设计和产品出现，所有产业链上的小的模块可以马上行动，根据新的设计和产品需求重新组装它的生产线，其生产线非常柔性。因此，深圳经过“山寨”的洗礼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迅速地产业化，这可能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

 

因此，可以把“山寨式创新”上升提炼一下，分为四个优势来加以分析，看看到底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发扬的？

 

一是模块化，即把生产系统分解成一系列结构和功能独立的标准单元，然后将其模块化，按照特定的需求进行模块的组合，在一种精益制造的环境下迅速制造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二是产业链创新，这一产业链不仅辐射整个珠三角，而且辐射到国外。因此，一个产品从组件的采购、设计，到生产制造和销售，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形成了强大的信息交流、创新启发、降低成本的规模效应。

 

三是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创新，紧紧围绕消费者的需要来进行产品外观以及功能方面的创新。在山寨机时代，厂家可以针对建筑工地的工人设计一个喇叭声音很大的手机，以便让工人在嘈杂的环境中清晰地听到手机的声音；可以为中东的客户设计出进行28种语言转换的古兰经翻译手机。他们有相当多紧贴客户需要的设计。

 

四是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山寨手机选择的是传统的为大企业所忽略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利基市场，因此，它们会避开大企业的正面冲突，但其对非主流市场的把控是惊人的。

 

 

以上四点构成我所说的山寨式的创新。前面说过，山寨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反叛的意思，从文化的角度，山寨的反叛代表一系列东西：反叛大公司，同时反叛领先品牌、价格昂贵的产品，反叛主流文化。其整个产业链组合过程，我称之为深具“后福特主义”气质。山寨的生产者非常像前工业时代的手工作坊，一家一家地，所有作坊加起来做成一个产品，个体产量不多，但是厂家众多，这非常像过去IBM所说的企业最大的境界是随需应变，因此山寨其实符合将来的生产企业的要求，即如何能够生产个性化的产品，同时这些个性化产品又是批量生产的，换言之就是大规模定制。在这个意义上，山寨所具有的气质是有很大的反叛性的，这种反叛性赋予其一种特立独行的味道。

 

中国的创客有很强的功利化色彩

 

现在有研究者提出创客是不是新的山寨？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说，创客对山寨有继承也有发展。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正在兴起的创客运动有三大驱动因素。

 

第一是中国的开源运动，由于我们有Arduino这样一个通用的板子，因此，所有创客的生产是开放式的，材料清单、设计草图可以共享，以Arduino为代表的开源硬件和开源精神是这项运动能够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是众筹。过去的创新过程是先研发，然后大规模生产、大规模营销。而众筹的核心是在我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生产之前，可能已经把产品卖出去了。

 

第三是制造工艺一个很大的改变即3D打印，其最大的优势是让创客以很小的成本进行原型生产。

 

 

但中国的创客运动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走的是个体创客之路，而现在中国创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称之为产业创客，即有相当多的创客本身不是独立做事情，而是借助珠三角很小的企业来做事情。这些企业处于制造业的低端，需要产业链的转型，因此，他们非常愿意与创客联合，以实现转型。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企业也希望借助创客进行转型，它们开始搭建创客平台，为创客提供原始的办公场所、基金，占有一定的股份，分享创客的成果，这可能是与大家想象的个体创客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创客脱离了西方创客的内涵，即只是运用开源的软硬件进行工作，很多时候没有商业目的，而是因为爱好做创客空间。中国有相当多的创客空间变成了创业孵化器，因为政府有这个冲动，企业有这个冲动。因此，中国的创客有很强的功利化色彩，他们渴望很快发家致富。在中国创客与创业者本身越来越被混同使用。

 

我们谈论中国的创客运动时一定要注意这一三角联盟关系，即怎么来平衡政府、企业和创客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在其中有强烈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政府现在提倡“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互联网+”。而企业有加紧转型的冲动，试图借助创客的力量来实现产业的转型。于是，产生了创客作为个体的创业者、创造者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问题，这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场景。

 

中国特色的创新之道：用户拉动式

 

我认为没有山寨就没有今天的创客，换言之山寨对于创客兴起其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山寨到创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叫创新，尤其是要在中国的语境下来讨论。

 

我把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的推动式，另一种是用户的拉动式。如果仅从传统的技术推动式的创新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创新之路一定存在很大的障碍，至少有三重障碍：中国缺少现成的知识产权；缺乏训练良好的科研人员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作为科学支柱，这导致我们很难做技术主动型的创新；资金压力使企业没有足够的现金实力在研发上来支持创新研究，在服务用户的同时企业必须艰苦地挣得自己的利润。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是凤毛麟角。因此，用技术推动型的创新来理解创新，我们会看到中国企业前景不妙。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用户拉动的方向来思考，企业完全可以使用三种不同于西方的创新策略：坚定地站在用户立场上；把非技术性的创新系统化，比如物流、生产、服务、营销，把所有这些东西系统化；捕捉本地的机会，在全球整合创意与资源。而这些正是深圳企图要做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特色的创新之道，可以在花费较少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成效。

 

 

我们怎么看中国创客？可以说，中国的创客使用山寨式创新，提供了关于创新的更宽泛的理解，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创新，以及什么是创新的源泉。这就是我所谓的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创新。具体放到中国，我称之为用户拉动式创新，主要来自于围绕核心技术的商业模式中的一些要素，如生产、物流、分销与服务。追求用户拉动式创新的管理者，必须勇于在所有这些要素上进行试验，将其中最有潜质的做法挑选出来加以迅速和广泛的扩散。

 

当企业注重用户拉动式创新时，意味着你要非常重视用户资源。能够抓住用户资源，就等于拥有了市场竞争力。因此，无论技术人员还是成果，取决于你能否产生巨大的用户资源。小米的崛起绝不是技术，而是抓住了用户资源，即所谓的粉丝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崛起并不完全在于核心技术的掌握，更重要的在于对市场的感应和这种感应之后的反应速度。这是山寨创新给我们留下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