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尼葛洛庞帝

 

译 | 范海燕

 

《数字化生存》写于25年前。人们给予我最多的评论是：你怎么可能预测得这么准？其实我并没有预测。我只是推断。我把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试验和发明投射到未来，仅此而已。也就是说，这本书并不是由预言所构成的，但是书中推断的基础——计算机及其外设在速度上的提升以及价格上的下降——是明显可预见的。同样，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断互联性，这主要是由于无线技术和设备的出现。这些事情出现得或早或晚，但多多少少都有端倪。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关于这个新的版本，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吗？

 

任何关于未来的讨论，无论怎样立足于现实，相较于后见之明，许多细节都是不准确的。大家预计会是如此，这样的情况也多见诸本书。但是，与一个真正的、堪称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相比，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事实上微不足道。25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

 

真实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我也曾经期待，中国可以由于其体量、决心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从而在引领全球互联网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

 

很简单：全球化变成了本土化，尽管智识的、经济的以及电子的骨干设施都取得了飞速增长。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

 

在过去的25年中，“本土”并不是由几何结构（比如到地平线的距离）、人口统计学理论（比如人口的数量）抑或是民族疆域来定义的。事实上，世界被分成国家——一个早已过时，但确是构成我们过去和现在地缘政治世界DNA的前数字化时代的概念。大多数国家要么大到无以称其为“本土”，要么小到无以称其为“全球”——体量就是不对。想想看有哪一种分类方法能够涵盖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可以有超过10亿的成员（这里指人口），最小的还不到1000。

 

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给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加入了一层竞争，使“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变得更加不幸。

 

可以这样来看。文化多样性丰富了生活，但同时妨碍了交流。25年前我们似乎在迈向这样一个世界——只说两种语言：母语和英语。虽然这在未来仍然可能发生，但进程已经被放慢了：有些国家要求必须掌握本国语，比如印地语、斯瓦西里语；还有些国家要求人民学习正在消失的语言，比如盖尔语，或者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组成世界的房间变小了些，但是彼此之间的墙又增厚了些。现在的国家数量又多了几个，但毫无意义。“我们”与“他们”的概念被前所未有地强调。我们该怎样通过使用互联网——而不是通过长达数百年的大范围通婚（尽管这点子很妙）——来打破这一魔咒呢？

 

只须重要的一步——全面、彻底地开放互联网。

 

不要试图通过向内看而遏制它，只因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隔离而不是连接。不要再封锁应用程序的入口了。公司和国家，出于商业和政治的原因，会对这一话题小心翼翼，但我不会。确实是时候这样做了：实现完全接入；做更多开放性的研究；减少专有软件；建设更高合作程度的、全球范围的发展共同体。

 

所以，我请读者思考未来的数字化世界，它将滋养心灵抵御无明；分享繁盛；以合作取代竞争。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201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