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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这事,现在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它应该是为孩子们设计的,而不是成年人。
 
所以,拯救年节,要从孩子的快乐开始。
 
过年这事,现在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它应该是为孩子们设计的,而不是成年人。
 
当然,从年节的起源看,是成年人创设了节日,而这种创设,多半和农业社会的习俗和感受相关。
 
农业社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为,其实都是那个时期的种种状况,作用于人类的基因,然后一代代遗传下来所致。
 
农业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吃饱。因为靠天吃饭,所有的人都老是为收成担心害怕。这是我们至今见面闲聊,会首先谈天气的原因。
 
大部分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食物的不确定感之中。面包是生命的支柱,所以一个能支撑家庭的男人,就是能“挣面包”的人;而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是“面包会有的”——有了面包才有一切。
 
说穿了,农业社会对吃饱喝足的担忧,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担忧也深深地反映在节日的创设上:因为能好好吃顿饭是一种奢侈,因为这种奢侈不能常有,所以人类设定节日,为的是有机会能够心安理得地大快朵颐。
 
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再有衣食之虞,但“贪吃基因”已经深植于我们的身体里,所以大家仍然会用大吃大喝纪念节日。可是因为我们平日已经吃得够好,所以吃的愉悦已经大半消失了。而且,在吃不饱的日子里,肥胖代表美;现在,大家要保持苗条,吃的时候已经做不到放肆。
 
那么节日的意义就剩下了玩。在农业时代,除了吃以外,节日就意味着舞会、酒会、马戏、地方戏和不正式的体育比赛。当然还有社交,这在中国的过年中,是通过节前的赶集、节中的拜年、串门等来实现的。
 
可是今天,大人玩的东西和社交的方式也不复当年。自足的娱乐被娱乐工业所取代,相见拜年被微信表情所取代。为什么年年过年却觉得年年无味呢?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在情况发生变化之后,把孩子的快乐放在首位。
反观洋节,复活节孩子有找彩蛋的乐趣,万圣节孩子有扮鬼的乐趣,圣诞节孩子有圣诞老人的期待,这是应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孩子快乐,大人就会快乐。而年纪稍大一点的中国人,之所以还有很多以前过年的快乐回忆,也多半是因为孩提时,穿新衣、放鞭炮、打灯笼、走亲串友要糖吃等等简单的快乐。
 
所以,拯救年节,要从孩子的快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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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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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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