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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我们亲爱的爸爸如此快乐而充实地度过了90年。
 
在这个场合,难免会在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关于父亲的记忆。如果要用一个描述来概括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我想称他为:一个讲故事的人。
 
我童年里的父亲,有取之不尽的故事。我记得各种各样听他讲故事的场景:坐在他膝盖上,拿着小凳子站在他身后替他搔头皮,和他一起走在似乎永远也走不完的山路上……他用故事点燃我的想象,拓宽我的世界,驱散我的疲劳,最重要的是,我跟他学会了日后令我受益无穷的一件本领:永远对万事万物保持自己的好奇心。
在他的故事里,我听到了行侠仗义、美救公子(“那女子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做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她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儿女英雄传》第六回,《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冷月昏灯刀歼余寇》,俗称“十三妹大闹能仁寺”);远国异民、奇禽怪兽(唐敖搜罗海外十二才女,使她们最终汇入百名才女的队伍,实现了武则天朝中的百女聚会:“现闻百花获愆,俱降红尘,将来虽可团聚一方,内有名花十二,不幸飘零外洋。倘处士悯其凋零,不辞劳瘁,遍历海外,或在名山,或在异域,将各花力加培植,俾归福地,与群芳同得返本还原,不至沦落海外,冥冥之中,岂无功德?”(《镜花缘》第七回,《小才女月下论文科 老书生梦中闻善果》);还有苏东坡与佛印的斗嘴,纪晓岚对和珅的戏耍,东方朔的渊博,金圣叹的狂傲;古诗的韵味,楹联的美感,谜语的谐趣,笑话的隽永。在父亲的熏陶下,我记得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使用的兵器(寒星冷月枪、狼牙烽火棒……),封神榜三百六十五位正神(管领三山正神炳灵公黄天化、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黄飞虎……),以及隋唐十八好汉排行榜(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
 
当然也免不了“红色文化”的熏陶: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要走十几里的山路,我走不动耍赖,父亲说:我给你讲《红岩》吧。我还记得那首《我的自白书》,在红色说书人的笔下,听起来那样铿锵有力:“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正是这种激励,让我忘记了走山路的疲劳。然而父亲之所以能够读到《红岩》,却源于他自己另外一番走路的经历。1961年《红岩》出版后,父亲急不可待地去县城购买。在书店里,一元五角的书价,却难倒了这个英雄汉:如果买了这本书,他就没钱坐火车;不买呢,又万般舍不得。最后一咬牙还是买了,结果是,三毛钱的火车票,缺了两毛钱。怎么办呢?父亲一度想上街乞讨,但最终还是抹不开面子,只好迈开双腿走路回家。这一走就走了7个小时,在路上,竟然把《红岩》全部看完了。
 
父亲讲故事不只是给孩子讲。他作为一个“故事大王”美名远扬。农闲时分,北大荒的冬夜漫漫,没有电,只能点煤油灯。一群山东支边青年睡在我家外边的长炕上,难以打发集体生活的寂寞,不知是谁发现父亲肚子里“存货”甚多,于是夜夜央求他讲故事。每天晚上,自有人烧好开水,替父亲搬上凳子,然后围坐一起,听父亲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路讲到西天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一开讲就讲了一个冬天,直到春天来临,要下大田干活了,“故事会”才告结束。
 
那是一个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父亲只念到初中就因为家贫辍学,在长沙流浪,卖河水,卖煤球,干过很多苦力,只为了寻找哪怕一丝丝的上学机会。三年的流浪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到长沙的书店里站着读书。就这样,他读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郁达夫,并感而为文,投稿给一些杂志,挣得些许稿费。父亲把他作为一个乡下青年的苦闷倾吐在日记里,但在1949年,他为了读书而参军,日记留在长沙,被他的二哥丢失。进入部队以后,他重新拾起笔,又写了几厚本,却又在一个风高夜,在他出外到小岛上放电影的时候,被海南岛的台风悉数刮进大海中。心痛的父亲从未气馁,哪怕在朝鲜战场的坑道里,他也坚持一日不落地写日记,直到文革时,他被作为黑帮揪出,被迫当着红卫兵的面烧毁了自己的全部日记。
 
即便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他想讲故事的愿望从未磨灭,到达九十岁的高龄,他仍然在天天写日记,并且,不忘给再下一代讲故事。我手中的这本《给孙女讲的100个故事》,是祖父给孙女讲完了故事,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誊写在稿纸上的,为了把这些故事打印装订成册,他竟然自学了电脑打字。
回忆起这种种,我不能不意识到我们胡家三兄妹有多么受惠于父亲对读书和讲故事的无止尽的渴望。父亲在纪录片中说,儿女上了大学、当了记者,替他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然而当我成为记者、成为作家时,我从来没有忘记,这部分地是因为我有一个父亲如此执着于他的梦想,使得我们即使俯身面朝那片黑土地时,也从来没有背对头上的星空。我想,我应该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对父亲的感激:他从来不是一个盛气凌人、总是说不、施加高压、喜欢惩罚的父亲,而是一个永远给我自由的父亲,总是对我表示最大程度的尊重。我常常想,如果说我有时候能够展开自己的想象力,或许自由,或许幼稚,那都是因为,与这世界上的许多人不同,我从不惧怕我的父亲。而我也深深地相信,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作家,是因为我父亲年轻时也想成为一个作家。
 
最后,我要感谢妈妈。作家,讲故事的人,是与其生活在一起很困难的人,他们最困难的时期与他们可预见到的最好的成就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最接近他们的人,需要圣洁般的支持力量和无穷的耐心,不过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什么力气抱怨了。在父亲九十大寿之际,我对他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是:希望他的下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我们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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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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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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