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编者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知名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者胡泳在疫情期间陆续于微信朋友圈发布关于“疫后世界”的断想，涉及政治秩序、社会人伦、媒体舆论、经济形态等话题。胡泳教授授权FT中文网集结发布，以飨读者。

新冠病毒迫使人们反思人类的脆弱性，以及大家不得不相互依存的现实。无论是大流行病还是全球变暖，正在和必将发生的危机明白地显示出，我们对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非常敏感。

因此，这场大流行给我们带来的系列课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承认真正的专业知识并采取行动，是否可以弥补因财政紧缩和扩大的不平等而造成的某些损害，是否在发挥同理心互相照顾，是否可以在不扩张行政权的情况下发展出一套危机管理之道，是否能够创新创造而不是怀旧恢复。最根本的是，我们需要探索和促进“共同生活的艺术”。如果我们不得不处在同一条船上，那条船必须是我们一起建造的。

当一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被政治化后，公民变得不太可能相信政府能提供可靠的信息。这种怀疑会带来严重后果。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当然，起分裂作用的并非病毒，而是对付病毒的选择性态度和行为。人们可以借机把责备转移到自身之外，或者将责备转移到他们不喜欢的人身上。

由于共识的缺乏，人群正变得越来越分裂。公共话语不再那么受尊敬，更少基于事实，也更加缺乏实质性。社会分裂的标志之一便是，意见不同的双方都认为对方被洗脑了。我们创建的由多巴胺驱动的短期反馈回路正在破坏社会的运作方式——没有公民话语，没有合作，假信息泛滥，无意理解他人。然而，躲在墙后而不是把墙拆掉，只会使我们更脆弱。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总是会限制国内政治争端。现在，政府在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民粹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中的政治反对派正在迅速被边缘化。

那些在控制疾病和减少死亡方面更成功的国家将享有更大的社会凝聚力，而那些延迟采取积极措施控制其传播的国家将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公众对领导人和机构的信任会被削弱。当然，已经享有较高社会凝聚力和健全领导才能的国家更容易成功地遏制这一流行病。因此，冠状病毒可能只是简单地放大了已有趋势。如某些人所论证的那样，如果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帝国，那该病毒可能只会加速其全球影响力的侵蚀。如果某些国家注定要在国际政治和商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那么这一大流行病可能会更快地将它们推向这一位置。

至于经济影响，可能没有办法避免疫情对市场和供应链的极端和持久破坏。我们似乎陷入了全球萧条。国家度过艰难时期的能力，再一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才能和社会凝聚力。

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见证大政府的回归。正如一些政府迅速通过的庞大经济救助计划所反映的那样，我们不仅需要大型政府来摆脱公共卫生危机，而且在此之后，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明智的大型政府带领我们摆脱经济泥潭和做好社会治理。

一场流行病剥除了表面的亮漆，一场巨大危机揭示了有关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模糊事实。世界并无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人们对失败国家的担忧急剧增加。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出过于僵化且不负责任的统治机制，使它无法成为全球领导者。它把最初爆发的严重程度隐瞒了世界数周，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以有效遏制病毒的大扩散。

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了世界领先超级大国的国内脆弱性。数十年来对公共基础设施和医疗体系的削减，两极分化、功能失调的政治领导以及零散的治理体系，使该国无力应对各方早已警告多时的大流行。

各国应对大流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未来几十年的命运，甚至延续更久。在已经遭受旷日持久的冲突或不稳定之苦的国家中，大流行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治理失灵，可能导致至少部分国家崩溃。

新冠病毒大流行，凸显了男人和女人在健康管理方面的不同。男性的健康素养水平通常低于女性，在精神健康问题上也诊断不足。男性通常更不愿意寻求医疗服务，所以，相对于女性，男性不能够充分利用公共保健。

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男性久坐不动，而高收入国家中男性的静止程度最高。通常，男人的健康饮食要比女人少，也即水果、蔬菜、坚果和全谷物的摄入量较少。成年男性吸烟的可能性是成年女性的五倍以上。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饮酒，成年女性的比例则为四分之一。

糟糕的健康管理意味着，男人不仅越来越少地照顾自己，而且也不太可能参与照顾他人。无论是儿童、残疾人、老年人还是病弱者，都主要依靠女性来提供低薪甚至无薪护理工作。这场流行病无疑加重了女性的照顾负担。

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显然是每个男人的责任，但这首先要求对根植于性别规范和其他健康决定因素的长期生活方式的改变。

2019-20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体使用激增期间发生的首个全球大流行。我们在微信群里关心远方亲人的一颦一笑；在抖音上观看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视频；在微博上传递绝望和善良的故事；在朋友圈为逝去的“吹哨人”举行“国葬”。尽管社交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疾病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不断流传的有关事实真相的个人轶事和报告，也迫使政府发布有关这场危机的更准确的信息。除了提供认知，社交媒体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集体宣泄的空间。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使虚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荣，创造了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焦虑和种族主义。在数字时代，分析、评估和传达信息所需的时间，无法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即时传播错误信息的速度相抗衡，互联打败了深思。同时，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偏见的集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如此采取的行动非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念。

但不论是好是坏，社交媒体已然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疫情的加剧，随着大规模的社会隔离，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社交媒体变得更加重要。它让被迫居家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协调捐赠，相互娱乐和交往。它变成了人类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思考和应对危机。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喃喃自语和互相通气。

大流行令我们分裂。大流行对某些群体和地域的影响大于其他群体和地域，激发了恐惧、怨恨和幸灾乐祸的有害混合。当我们谈论新冠病毒，我们并不只是在谈论一种病毒，而是在谈论风险和威胁的社会分布。谁有危险？谁在威胁我们？这是谁的病毒？新冠病毒似乎不是独立的恶，而是那些意欲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的武器。

武器化的社交媒体淹没了传统媒体、新闻和教育系统，使其难以发现真相和事实，将批判性思维应用于不同观点，并克服信息偏见。原本建立和维护社会纽带对于社会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但假如社会纽带在即使最亲密的地方也开始断裂，那么势必造成一个“危机社会”，其不确定性大大高于“风险社会”。

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迟早会结束，我们大多数人都将幸存下来。然而，所有预防性的、禁止性的和紧急状态下的措施肯定还会与我们在一起，而那些临时的做法也将被永久固定，以维持一种虚拟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使我们变成生活在长期约束和压迫之下的生物。我们或将像基本生物一样原始地活着。我们或将失去我们的人性，而像变形虫一样存在。

表面看来病毒是平等的，会在不分宿主的情况下自我复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当然没有任何事情是平等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老龄和既往健康状况之后，新冠病毒死亡风险的第三高指标是“低社会经济地位”。可是，高地位的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具备自给自足的特征——这一直是笼罩在统治者表面安全之上的不祥阴云，他人的劳动是他们实现自身富裕的条件。

大流行奇怪地证明了一则箴言：“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全民医疗保健是政客的泥潭，而大流行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事实：除非所有人都得到医保，否则就谁也没有安全。社会某些成员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确保自己安全的特权，将注定把所有人带向覆灭。没有全民医保、住房和生活工资，一国将集体遭受自然和经济灾害的共同威胁。即使这次危机没有做到，那么下一场总会做到。

在一个可怕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时刻，人们被迫切断抚慰彼此的接触。拥抱、握手和其他社交仪式现在充满危险。患有焦虑症或强迫症的人正在挣扎。罹病人群可能遭受歧视。已经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老年人的孤独感进一步加深。在某些坚持将新冠状病毒标记为“中国病毒”的人的推动下，亚洲人遭受种族主义侮辱的可能性增加。儿童的身体虽然大部分幸免于病毒侵袭，但他们可能会遭受精神创伤，直到成年。

世界面临着一种深刻转变的前景：回归自然（也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转变与全球化刚好相反。全球化需要在不同经济体之间进行分工，而回归自然经济意味着各国将走向自给自足。这种运动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各国政府能够在未来六个月或一年内控制或克服当前危机，那么即使有一些支撑全球化的基础因素发生了修正，世界也可能重返全球化之路。然而，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人员、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就将变得越来越大。

当前的大流行提醒了人类在生态系统和整个进化过程中的真实的和高度不稳定的位置。我们最好不要忘记，人类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灿烂的大型文明，在不知不觉中因为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发展，因为自身的成就，反而使它无法抵抗这个文明自我产生的问题。在某个时刻，文明因不堪自身重负而被压垮，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

病毒是新病毒，但传播模式是旧的。随着我们侵占自然并把地球人口扩大到80亿，这种格局将反复上演。学会带着病毒生活吧，因为这是与我们作为一个成功（？）物种必然相伴的灾难。

原载FT中文网2020年4月22日，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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